第42节

　　袁死后，段继续这个计划，他授意北洋军驻川统帅曹锟暗中支援周骏，叫他继续进兵成都，夺取四川西部。周骏有了后台撑腰，勇气百倍，他派兵进占永川、隆昌、内江。并派旅长王陵基率兵五营进抵资中，截断成都叙府之间的联系。同时周骏喊出“川人不打川人”的口号，以博取护国军方面的川籍将领刘存厚、熊克武等的同情。
　　当陈宧在宣布独立时，曾取得蔡锷的保证，护国军方面承认维持陈的都督地位，必要时派兵支持陈，以应付复杂的四川局势。所以在周骏进兵成都时，陈宧便接二连三地向蔡告急。由于陈宧已取消独立，护国军和蔡锷都没有一定要援助陈的义务，不过周骏在四川停战时接受袁的重武将军任命，等于是执行袁的任务，护国军是反对的。同时周骏口口声声川军要联合对付滇军，挑拨川、滇军的感情，蔡锷在责任上自不能不制止。
　　然而蔡锷的实际处境是如何呢？他的喉结核症已非常严重，几乎讲话都讲不出来，他又是一个遇事躬亲的人。过去半年他不仅忙于指挥军事，还要自己处理文书，他手中这支护国军只是一支又疲又困、饷械两缺的孤军。他责任心很强，这时袁虽作古，可是四川问题依然严重，他深觉自己不能撒手不理，但如果要管，就需要增强军力，所以他电请唐继尧补充兵源和武器。就在这时候，陈宧求援的电报接二连三地到达，他在万难中只好非常勉强地抽调刘云峰一个梯团，经由叙州开到自流井，等候兵力集结后，再向内江和资中出击。
　　陈宧自己统率的北洋军共有三个混成旅，一个是李炳之，这时在重庆已被曹锟扣留。一个是伍祥祯，一个是冯玉祥，伍、冯两人都在成都，却不肯替陈宧卖力。陈一再哀恳，冯玉祥才勉强地派新编杨志澄一旅到简阳外围布置防线，遇到对方王陵基的部队，未经战斗就溃了下来，王陵基经龙泉驿直逼成都。陈宧被迫向周骏乞和，约定一个星期内交出成都，周骏则限陈三天内缴械投降，否则用大炮轰城。
　　这时唐继尧派来的增援军已兼程赶到了四川。6月25日蔡锷派罗佩金率领新到的顾品珍梯团增援成都，一面电请北京政府制止周骏攻城。可是一切都太晚了，陈宧让成都的限期已到，他于26日凄然离开了成都，变成了逃亡将军。
　　第三个取消独立的是广东。广东都督龙济光于13日电达中央，内称粤东独立已于6月9日取消，其文云：
　　北京国务院段相国钧鉴：我公总秉国钧，再造共和，旋乾转坤，重光日月。济光已于青日率属开会庆祝，上下胪欢，军民一致，即日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命令，惟粤省党派纷歧，诸多困难，俟部署周妥，再电驰陈。龙济光叩。
　　段复电优奖龙济光，说他：具有世界眼光，急谋统一，热诚爱国，深堪嘉慰。该省善后事宜，统由该上将悉心筹划，妥为办理。

第97章洪宪余波
　　袁世凯时代，政治上的流行名词特别多，如北洋三杰、嵩山四友、四大将军、四凶、六君子、七小人、西山十戾、十三太保等。
　　北洋三杰前面已介绍过，就是龙、虎、狗。王龙、段虎、冯狗。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故曰龙，其实他在北洋三杰中官位不及冯的代总统和段的执政，也未抓过实权，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尊他为龙，因为中国士大夫传统风格以让为德；段祺瑞善怒而有威，故曰虎；冯国璋好说话，滔滔不绝，故呼之为狗。
　　嵩山四友前面亦已提过，就是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
　　四大将军是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荫昌。
　　四凶是赵秉钧、陈宧、朱启钤、梁士诒。
　　六君子本书前面已提及，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七小人是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
　　西山十戾本书开头时曾提到，是附会整个清王朝的重要人物，即：多尔衮（熊）、洪承畴（獾）、吴三桂（鹗）、和珅（狼）、海兰察（驴）、年羹尧（猪）、曾国藩（蟒）、张之洞（猴）、西太后（狐）、袁世凯（癞蛤蟆）。
　　十三太保就是“六君子”加上“七小人”的总称。
　　“六君子”本来是代表人物的名词，史书上我们曾看到好多次：
　　第一批是唐玄宗时的陈宜中等六君子；
　　第二批是宋宁宗时太学生周端朝等六君子；
　　第三批是明僖宗时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
　　第四批也是明僖宗时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等六君子；
　　第五批是光绪朝戊戌维新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这六君子因帮助光绪变法，被慈禧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最后的六君子是民国4年发起筹安会的这六位先生。
　　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六君子，都和袁世凯有关，戊戌年袁世凯出卖新党，以六君子的头颅换得他的富贵，使他得以获得慈禧的宠信，掌握清末的军政大权，最后取得天下；到了民国4年，却因洪宪六君子而促成帝制，最后因称帝而众叛亲离，83天皇帝梦，把生命也赔了进去。后人论袁说他以“六君子”起家，以“六君子”亡身。
　　最妙的是：袁世凯一生与湖南人特别有关系，戊戌六君子的核心是谭嗣同，因为谭嗣同传达光绪的密诏，要袁兵谏结束慈禧和她周围的守旧派势力，袁据此向慈禧和荣禄密告，而导致戊戌政变。谭是湖南浏阳人。洪宪六君子的主角是杨度，杨度是湖南湘潭人。最妙的是打倒洪宪皇帝的蔡锷，也是湖南宝庆人。
　　外国报纸称洪宪六君子为“君媒”。其实这六个君媒真正主角是杨度，助唱是孙毓筠，其余四人都只是“边务大臣”。这六君子如细分一下，其中有三个湖南人，有四支鸦片烟枪，一个纵横之士，一个失意军人，两个国民党人，两个书呆子。杨度是创办人又是包办人，其他五位都是他所物色而来的，其中只有李燮和是因穷困投奔老朋友找碗饭吃，碰上了这个“大好机会”。筹安会成立时杨发表谈话称：“我素为主张君宪之一人。辛亥年组织国事共济会时，曾建议由国民公决政体，其时因国会未产生，只得从总统之后，成立共和政体。现与同志数人研究共和、君主孰宜于中国，与共济之宗旨正同。我以为立宪非君主不可，君主又非立宪不可，这四字不能增减一个。”
　　袁的局面在垂危时，帝制已撤销，首倡帝制的杨度当然成为众矢之的。早在袁尚未生病时，4月12日，杨度即呈辞参政职，他的辞职呈文如下：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微忱，究无补于大局。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俾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所有辞职缘由，理合呈请大总统钧鉴！
　　后来有好事之徒把这呈文戏改数字，刊于报上：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狐能，究无补于帝制。燃犀镜澈，毕竟公道昭然，拍马技穷，自悔天良丧尽。无俾士麦之霸才，羡日耳曼之宰辅，即令有心献媚，终于无福封公。流言恐惧，窃难免于狗烹，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兔脱。所有悔罪辞职缘由，理合奏请大皇帝圣鉴！
　　平情而论，杨的政治主张是不合潮流的，可是他却不是一个翻云覆雨、投机取巧的政客。他自清末民初，一贯主张君宪，他在政治节操上比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原则。若说筹安会是逢君之恶的乱阶，杨度也不过是奉袁家父子之命行事，袁如没有帝制自为之心，杨度又岂能把皇冠勉强加诸袁的头上！
　　自帝制取消后，过去陷害国民党的特务们，忽然负起了监视帝制祸首的新任务。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以谢天下之说大炽。达官要人均大难来时各自奔，纷纷出京避难。报载杨度畏罪先逃，这是小看了杨，他一直端坐在丰盛胡同私寓，在一片索债声中，过着苦难日子，国史馆员向他索薪，泰来洋行向他讨修房子的工款。
　　5月1日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访问杨度，杨仍纵谈大势，一如平常。记者形容杨态度安闲，词意坚决。杨说：
　　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救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我则始终守着本位。但我们友谊未变。……国体问题，我应负全责，既不委过于他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
　　惩办帝制祸首是在7月14日以黎元洪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命令。祸首名单只有8人，就是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原来这个名单也是几经修改补充的，护国军方面提出祸首名单是13名，后来人称这13名为“十三太保”，那是“洪宪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加上“洪宪七凶”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老实说，参加帝制活动的，怎么会才止这13人，不过护国军方面认为袁是罪魁祸首，巨头已死，不必牵连过广，只要象征式地惩办一下，以对全国人民有所交代就行了。
　　虽然只是象征式，可是北洋方面因为帝制祸首和他们是有血肉关系的，所以名单的决定就很困难。
　　照理，所谓罪魁祸首，应该是变更国体，制造内乱的国事犯，然而当北京政府研究祸首名单时，首先是袁克定从彰德打来急电，替雷震春、张镇芳乞情，于是这两个名字便从名单上剔出了；接着冯国璋自南京来电替段芝贵求情，而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强调这两人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名单中又少了这三位；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议，李燮和和胡瑛曾是同盟会会员，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好感，通缉名单中不必列国民党方面的人，因此又少了两名；最后为了袁乃宽是袁世凯的族侄，所以也被取消，这样一来，“六君子”只剩杨度和孙毓筠，“七凶”只剩朱启钤、周自齐和梁士诒三个交通系的领袖。而原来所谓十三太保的名单变成了“五太保”了。在决定五名祸首名单时，也有人替梁士诒求情，说：“加入此人，则金融界将起莫大之恐慌。不如留下他将来替政府筹款。”黎元洪大不谓然，他生气地说：“那么，我们不如干脆不下惩办祸首的命令吧！”
　　由于名单上祸首名字越来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交代不过去，才很勉强地加进了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名非首要分子。老实说罪魁祸首随手拈来不计其数，如果顾鳌等三人都算数，这张名单可以达五百人了。所以惩办祸首，在北京政府方面只是敷衍塞责，通缉令也是通而不缉。通缉令颁布前，杨度和孙毓筠避往天津，刘师培由西华门外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后来知道自己榜上无名，才和严复同至黎元洪寓申谢。杨度在天津，卜居天津清鸣台八号。当时有人曾以“一羊驱三午”相讥，羊指杨度，三午是魏午庄、端午桥、夏午诒。杨在天津屡欲赴京自首，被家人环阻。
　　两位变节的国民党人，一位是孙毓筠，一位是胡瑛。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或死或逃，他们感觉到国民党已无复苏之望，乃有自寻生路的企图。筹安会成立后，孙自谓“大病不死，大难不死”，于是皈依佛法，延请谛闲、显珠二大法师讲经，并拟开办佛教大学一所，且介绍谛闲至团城和袁克定见面。袁克定说：“因为多病，病中看佛经颇有心得。”谛闲告以：“公子将来大贵，请爱惜此身留为世用。人世法与出世法本自圆融。”袁说：“将来若有那一天，必为佛门尽力。”当国体投票前，孙著《反对世袭总统议》，是六君子的第三篇劝进大文。惩办祸首的通缉令下后，孙已赴天津，外传孙在天津二十七路自杀未遂。
　　胡瑛是宋教仁的同乡，湖南桃源人，长沙经正学堂出身。辛亥革命前，他是个视死如归的革命斗士，与吴樾同谋炸五大臣的有他；乙巳同盟会成立时首先加入的是他；化装在京汉线跟踪铁良，欲伺机行刺的，也是他。他说话口音像桃源话又不像桃源话，像湖北话又不像湖北话，像四川话又不像四川话。至于他的身份，有时是革命党，有时是军人，有时却又是政客。他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坐牢也要革命，反动也反到极端，甘为帝制祸首。帝制失败后，他最怕别人用手指向他做“六”字，横一个“六”指他是六君子之一，竖一个“六”把大拇指放在嘴唇边是讥笑他抽大烟。他在北京住在石驸马大街。他的不幸是：做革命党要亡命，加入筹安会也要亡命，尤其不幸的，是如今亡命偏遇着对头——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吴正想找一个弱者开刀，所以派侦探一直监视他。
　　六君子中的著名学者严复，参加筹安会是糊里糊涂的，只由杨度一片说词，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他的大名，赫然在筹安会发起人中。不过以后筹安会的通知单一次两次地送上门来，他既不移步到会，亦不否认列名，只来个不理不睬。当梁启超发表那篇轰动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袁想借重他做一篇煌煌大文，乃派夏午诒登门以巨金为寿，可是这次却摸错了严的脾气，他淡然答说：“我老了，不怕什么了，文章也不能做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他的老朋友林纾见他列名筹安会，乃气喘吁吁地跑来，问他：“又陵，你怎么干出这样事来，无论袁家成败，你都不值得啊！”严却淡然说：“不相干，让他们去闹！”林说：“你应该否认吧！”严以漫不经意的态度说：“不否认也罢！”后来帝制取消了，袁也死了，杨度也走了，通缉祸首令也下了，林又气喘面白地跑来说：“又陵，你要离京啊！”严仍淡然说：“不离也罢。”林急得搓手跌足说：“不离京也许要坐牢，老朋友要救也无能为力。”严说：“是祸就不能逃，我老了，已不怕什么，文章我没有做，都是他们做的，是非终可大白，最好听之任之。”
　　严有十足的中国读书人怪脾气，老而倔强，贤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后生小子。当别人恭维康、梁是先知先觉，严则说：“误清室者乃此二人，误苍生者，亦此二人。慈禧垂暮之年，倘康、梁不采取急进态度，则光绪终可畅行变法，乃康热中过甚，卒演成卖君、卖友惨剧。康最后只身远窜，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无耻之尤，梁则出风头之念太甚，救国之心不足，不惜以昨我与今我宣战。”袁死后，有人问严说：“黎黄陂扶正，可以天下太平了。”严说：“不行不行，黄陂德有余而才不足。”他的怪癖是欢喜唱反腔，人之所好恶之，人之所恶好之！
　　六君子中另一位著名的学人是刘师培。刘师培字中牧，江苏仪征人，出身书香之家，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无所不通，旁及释道诸经典，不剽窃前人余绪，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刘好为大言。其实他是有真才实学。早年他和章炳麟办《国粹学报》鼓吹革命，又和章创光复会，其后亡命日本，也算是一个气度觥觥的革命志士。他的太太是扬州何家辂的胞妹何班（后改名何震），是一位风流跌宕的交际人物。两夫妇亡命日本时，刘与章炳麟、陶成章稍有意见，何因不惯流亡的苦日子，便怂恿丈夫不如归去。刘是个书呆子，慑于娇妻的阃威，又不胜浸润之谮，因此一天比一天和革命党人疏远，于是大家异口同声说：刘光汉是老婆俘虏，做了清朝走狗了。彼此既有意见，章炳麟等亦时对刘指谪，刘乃放弃党人，束装回国。返国后入了两江总督端方幕府，章炳麟曾贻书责刘，刘因内疚于心，不加答辩。迨端方卸任，刘惘然无依，遂赴四川任国学院讲师。辛亥革命后，端方奉命率兵入川，在资州被杀，川中革命党人认为刘师培是端方故旧，欲置之于死。章炳麟闻讯，急电谢天星等营救，词意恳切。章电云：
　　……昔姚少师语成祖曰：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孺，杀孝孺，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替，诗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刘获章营救后，乃远走山西，后因蔡元培之照顾，得执教于北京大学。民国4年受袁世凯委为总统府咨议、教育部编审、参事、参政、上大夫。他列名筹安会后，曾发表《国情论》鼓吹君主。可是他也真是一个苦命人，他的第一座靠山（端方）倒了，第二座靠山（袁世凯）也倒了，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做了场黄粱梦，由西华门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幸亏李经羲一言，才把他从“帝制祸首”名单中剔了出来，于是他去邀了严复同至东厂胡同黎宅谢恩，黎没接见。
　　刘畏妻如虎，堪称惧内泰斗，尤其是张继（溥泉）形容起来，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张继寓居北京时，某夜刘仓皇掩入，喘息未定，忽有叩门声甚急，刘凄然告张：必是我太太来了，我怎么办？我一定要躲一下。一边说一边爬入床下，蜷伏不敢动。张出启门，乃是另一位客人。为之大笑，急返卧室拖刘出，刘再三不敢，以为张诳己，既出，手足战栗不已，谈话亦不终而告辞。
　　刘的《左衅诗文集》中，曾有《书杨雄传后》五古一首云：“荀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杨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典坟，头白勤著书……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削而口诛，惟据美新文，遂加莽大夫。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疏？宋儒作苟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杨子书，思访杨子居，斯人今则亡，即吊空踌躇。”这首诗是替杨雄辩诬，也是替自己辩诬，集中虽说是游川旧作，但人们都说是帝制失败后解嘲之作。
　　刘在死前，曾有悔恨之语，说“我一生当论学不该问政……”。事实上，他所著的《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读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等书，均系确然可传的。到了民国8年初冬，他一病不起了，死前，着人请黄季刚来到榻前，授以一本手抄的《音韵学》，哽咽地说道：“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此学非公莫传，算是我临终的一点自赎的心愿吧！”
　　这些临终遗言，使得黄季刚大为感动，也不再拘于年龄班辈，竟连忙跪下磕头，行了隆重的拜师礼，两人生前同在北大执教，临终却成为师生，一时传为儒林佳话。
　　六君子之中以李燮和为最消沉。筹安会宣言发表后，忽有龚先曜其人谓系光复军宿将，控李冒领军饷尽入私囊，又有“李百端恐吓，谓吾为筹安会理事，何求不得，若再哓哓不已，即交军政执法处、步军统领置之死地”等语。李正在“头痛医头”之际，又要“脚痛医脚”，原来报载颁他四等嘉禾章，前湖南省议会议员《湖南公报》经理李诲乃燮和之弟，忽有大义灭亲之举，请诛六君子以谢天下。那时李诲与不避斧钺之诛的贺振雄齐名，舆论均谓首先发起帝制的是湖南人，首先反对帝制的也是湖南人，且将汤化龙、汤芗铭兄弟与李诲、李燮和兄弟并列，以其同为兄弟，而路线不同之故。
　　六君子中名列帝制祸首的只有杨度、孙毓筠两人。另外六名，是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
　　顾鳌字巨六，四川人，光绪三十一年赴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攻政治经济，回国后服务法界。汪兆铭和黄复生在北京谋刺摄政王失手被捕后，顾鳌和章家祥承办此案，暗中多予维护。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担任律师，2年政治会议成立，顾任秘书长。洪宪帝制筹备时期，袁派顾为法典组主任。洪宪法典多是顾所起草，因此顾遂得以列名帝制祸首中。此后若干年都抬不起头来，北伐后顾随杨度投奔上海杜月笙门下为食客，在陶尔菲斯路寓所挂牌做律师。生意不好，最后乃改营古董掮客生意，不再在政治圈内活动。
　　梁士诒是袁世凯时代红得发紫的北洋派要角，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中，他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论重要性或地位，比北洋三杰的王、段、冯高出很多，即是袁的老友徐世昌亦不能望其项背。民元袁任大总统，梁即为总统府秘书长，掌握外交、财政、交通大权。由于交通部和交通银行在梁手中控制，遂有交通系的组织，为民初北洋政府中一重要政团。洪宪帝制筹备时，梁发起“全国请愿会”为劝进的行动组织，一举而取代了筹安会。不过有人说梁并不赞成帝制，系被迫参加，任人摆布，梁被宣布为帝制祸首，亦从不声辩。不管梁士诒在何种情况下参加洪宪，他对袁世凯的事业和毁誉，总要负极大责任的。
　　夏寿田字午诒，湖南湘潭人，和杨度是同乡又是同学，为王湘绮的弟子，少有才名，倚马万言。光绪二十四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曾为端方的幕僚。后随袁世凯，深获器重。2年10月袁就大总统，夏为文官次长，3年5月国务院撤销，设政事堂于总统府，总统府秘书长为内史长，夏为内史。袁死后，夏名列帝制祸首，匿居天津租界，后去上海，做了犹太财阀哈同义子的食客。晚年信佛，在福州鼓山受戒。
　　朱启钤字桂莘，贵州紫江人，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设立巡警部，朱任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民元先后任陆徵祥和赵秉钧内阁的交通总长。赵秉钧因刺宋教仁案受株连辞职，朱曾兼代国务总理两天。熊希龄组阁时任内务总长，3年2月并兼交通总长。4年9月洪宪帝制筹备期间，以朱兼任“大典筹备处”处长。列名帝制祸首后，直到7年始被取消通缉令。后来朱一度在徐世昌总统任内南北和议时受任为北方总代表。从此退出政坛，卜居天津，著有《李仲明营造法式》和《存素堂丝绣录》。
　　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北京同文馆出身，后赴美留学。清末曾继伍廷芳以参赞名义代理驻美公使。曾向美国交涉退还庚子赔款1200万美元。民元3月任山东都督，2年8月出任中国银行总裁，9月任熊希龄内阁的交通总长。3年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4年4月继张謇为农商总长，5年5月复任财政总长。是袁时代财政方面的红人，也因为这样列名帝制祸首。
　　薛大可字子奇，湖南益阳人，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曾因革命在上海被捕。民国成立后在北京为新闻记者，民国2年春被选为众议院议员。筹安会事起，结识了杨度，杨度叫他办一张《亚细亚报》，专门鼓吹帝制。袁世凯称帝前后，袁克定和杨度伪造《顺天时报》，刊登各地拥戴的消息送给袁过目，据说就是薛从中做的手脚，因为《顺天时报》用的是日本字模，别的印刷所模仿不来，可是薛子奇的《亚细亚报》设在后孙公园，《顺天时报》设在新华门大街，相距咫尺，所以薛每天可以花钱向《顺天时报》买铅字，在《亚细亚报》排印，印成一张假的《顺天时报》，每天专供袁阅览。袁每天从这张假报上看到尽是假消息，因此薛亦可以说是洪宪帝制运动中的一个要角。据说诱胁当时的名记者黄远生和刘少少也是薛负责的，《亚细亚报》曾在袁登极前两个月在上海设分馆，对外声言已请黄远生为主笔，刘少少为编辑，黄远生为此曾登报否认，随后即逃往国外，怎知他到美国后，却被爱国华侨把他当作帝制余孽炸死了；刘少少也从未加入亚报。这个《亚细亚报》的上海分社在出报的第二天就遭爱国人士投掷炸弹，吓得职员们不敢去上班，报纸不久也寿终正寝。薛子奇之与洪宪帝制，不过如此，比起那些洪宪帝制的重要军政人物，就只能算小巫了。
　　薛子奇名列祸首后，仍一直寄居北京，到了张作霖入关，雄踞故都为大元帅时，薛曾一度活跃，其后又销声匿迹。薛、顾名列帝制祸首后，有好事者把“顾鳌薛大可”两人名字连在一起征求对联，某名士对以“潘驴邓小闲”，含意讽刺，令人叫绝。

第98章黎元洪继任总统
　　袁断气时，除了接受顾命的四位大臣外，其他在北京的袁系要人虽都闻讯赶至，却未参加讨论继承人会议。金匮石屋名单揭晓后，四位顾命大臣就讨论继承人问题，一致请徐表示意见。
　　徐东海是著名的水晶狐狸，他说：“现在南方独立，收拾时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依我的愚见，根据《约法》，应推副总统继任。”他和袁临终前口气一样，没有划分《约法》的新旧，然而这不是他神志不清，而是他高明之处。金匮石屋的第一名是黎，根据新《约法》，黎也是第一名；如果依照旧《约法》，副总统升补总统也是黎，所以《约法》不论新旧，黎都有资格继承总统，这是法理方面。至于形势上，袁死前一团糟的局面，袁死后如何善其后呢？拥黎来过渡，护国军方面会同意的，也避免使北洋派居于炉火之上，黎有声望却没有实力，又是北洋派的政治俘虏，利用他为北洋派服务，对北洋派来说，是个最好的打算。
　　徐虽是北洋系的重臣，可是在北京，北洋实权都是抓在段祺瑞手中，徐又怕段有总统自为之意，怕自己的主张堵塞了段想做总统的出路，因此徐望了段一眼，补充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究竟怎么办，还是取决于总理吧！”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段，等他开口，然而他却沉默不则声，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听见后院的哭泣声。这样挨了一刻钟，才听到段极其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很好，我和相国的意见一致。”这话说完，局面才算定了。
　　袁停尸在居仁堂前的春藕斋，徐、段等下令分别通知各部总长和袁有特殊关系的人，不多时，到了20多人，曹汝霖提议先向灵前祭奠一下，于是设了香烛祭品，各人向袁的遗体先行三鞠躬礼。在行礼的人群中，段看见了张国淦，马上抓了他的手说：“乾若，随我来，我们去看副总统去。”张国淦字乾若，湖北人，他是袁系中代表袁和黎联系的人。段拉住张上了自己的汽车，只对司机说了一句话：“东厂胡同。”由春藕斋到黎寓居的东厂胡同途中，段一言不发，脸部表情凝重，使张如坠五里雾中，他未参加刚才的四巨头会议，也不知道袁断气前所说“约法”两字，更不知道金匮石屋的名单，所以他摸不清楚段拖了他去看黎元洪的真意何在？
　　段的心情很复杂，所以他像哑巴一样不开口。平心而论，他最瞧不起黎。在逊清末年，他的官爵比黎高得多了，在北洋系中他也是袁以下数一数二的人物，如今袁死后却要他举北洋系拥护黎为总统，内心实在太想不通，然而形势比人还强，当前形势，又非拥黎不可，所以他表情非常凝重。
　　段祺瑞和张国淦的车子驰抵东厂胡同黎寓的门口，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又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
　　黎已知袁逝世，这时听说段来了，便赶着跑了出来，两人在黎客厅中的一幕，非常戏剧性，客厅内摆着长方形的楠木桌子，黎走入客厅像个木偶似的坐在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这幕哑巴戏做了40分钟，段站起身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跨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6日下午袁的遗令公布的同时，国务院发表了一则公报：
　　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十时四十分以尿毒病薨逝，停柩居仁堂，业经遗令遵依《约法》第廿九条宣告以副总统代行中华民国之职权。
　　6月6日这一天在北京城内是紧张而混乱的。这天午夜，黎的湖北同乡陆军次长蒋作宾来了一个电话给黎：“外边情形很不好。”黎听到没了主意，不知外边出了什么岔子。老实说北洋军人究竟会怎样变，谁也难预料，这时最重要的问题是继承人问题，黎想来想去非常不安，他把张国淦找来，要他打一个电话问段一下。张拨通了段的电话，那边接电话的是段的副官，他说：“总理没有工夫听电话。”黎站在电话机旁很焦躁，催张说：“你说有要紧的事。”张如此说了，副官跑去报告段，等了一忽儿，那边回答说：“如果是要紧事，总理说请你当面来谈谈。”黎赶快对张说：“去，去，你快点去告诉他，我不要做总统。”张驱车到了国务院，径奔总理办公室，这时虽已午夜，国务院却灯火辉煌，尤其是总理办公室挤满了人，都是些戴鸡毛帚、穿军服的高级武人。段忙得喘不过气来，一眼看见了张，就撇开包围他的人，把张拉到另外一间小屋子里。张说：“副总统要我过来问问这边情形。”段面色坚定而傲慢地说：“我姓段的主张姓黎的干，我说了就不改变，不管有什么天大事情，我姓段的可以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张想多知道一点情况，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见段捏着拳头在桌子上一击，狠狠地说：“他要管，就让他管。”他是谁呢？张为之茫然。段说完这句话，又匆匆忙忙地回到那个挤得水泄不通的总理办公室去了。
　　张国淦由国务院赶回东厂胡同黎寓，黎正急得像热锅蚂蚁一样，张把段很坚决地支持黎做总统的话讲了出来，却没有讲后半段。黎仍觉得这局面不佳，他对张说：“乾若，这情形不妙，我们姑且在沙发上躺一夜吧！”这时，黎身边只有一个副官唐冰如。
　　第二天一早，黎又促张到国务院，这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原来那些帽子上有鸡毛帚子和身穿军服的北洋系高级军官一齐包围了段，他们要举徐世昌或段祺瑞为总统，他们坚决反对北洋系以外的人，尤其是南方人为总统。幸而段的态度很坚定，才把一天风云吹散。
　　段见到张后，就把已经拟好的通电给张看，张看见电稿上这样写着：“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指徐世昌）颇孚人望，但《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由副总统继任。”段这个电报当然是安抚北洋系的，然而张国淦对段说：“这何苦来呢！做人情就索性做到底，总统都奉送了，何必让受人情的人不痛快呢。”段想了一会，乃提起笔删去这一段难听的话。
　　张国淦在袁、段一方面看来，是联黎的一条线索，而在黎看起来，却又是联袁或段的一条线索，他屡有求去之意，双方都苦苦留他。他曾经批评冯国璋“不左不右”，而他周旋于黎与北洋派领袖之间，却是左右做人难。
　　6月7日，黎在东厂胡同私宅举行就职典礼。黎就职当天颁下三令：
　　第一令云：“元洪于本月七日就大总统任，自维德薄，良用兢兢。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造成法治之国。官吏士庶，尚其共体兹意，协力同心，匡所不逮，有厚望焉！”
　　第二令云：“现在时局颠危，本大总统骤膺重任，凡百政务，端资佐理，所有京外文武官吏，应仍旧供职，共济时艰，勿得稍存诿卸。此令！”
　　第三令云：“民国肇兴，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划，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痛怆。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章，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副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
　　黎元洪虽然做了总统，可是他没有实际力量，既非北洋系，又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在北洋诸帅看来，黎不值得受他们拥戴；在国民党人看来，黎在二次革命后背叛国民党，投靠袁以自保，不是真正革命党人。可是也有他的优良条件，他与人无争，出名的好好先生，做人方面他占了这个便宜，同时他又是现任副总统，继任总统近水楼台，水到渠成。
　　黎就职后，又恢复辛亥年被选为鄂军大都督一样，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决定权力，只在公文上签字盖章，成为段与北洋系一个政治傀儡。
　　黎虽然就了职，一个问题却引起了争论，便是《约法》有两个，是新《约法》呢？还是旧《约法》？旧《约法》是民国元年的，新《约法》是民国3年的。
　　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于6月10日通电提出四大条件：
　　（一）请黎大总统即日宣言恢复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
　　（二）请召集民国二年解散之国会，依法补选副总统，及要求同意任命国务员，组织正式国务院；
　　（三）请惩办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十三人；
　　（四）请下令召集军事特别会议，由各省都督或将军各派代表在上海开会，议决一切善后军事问题。
　　西南军务院副抚军长岑春煊亦宣称这四个条件是护国军方面一致主张，如北京方面同意接受，抚军院当立即撤销。唐、岑的通电发出后，在上海的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则联名通电呼应。国会议员谷钟秀、孙洪伊等则在上海登报召集议员自行集会，以拥护法统，维持新《约法》为奋斗的目标。
　　段祺瑞不赞成恢复旧《约法》，6月22日他通电各省，内云：
　　黄陂继任，元首得人。半月以来，举国上下所龂龂致辩争者，《约法》而已。然就《约法》而论，多人主张遵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但此项办法，多愿命令宣布，以期迅捷，政府则期期以为未可。盖命令变更法律，为各派法理所不容，贸然行之，后患不可胜言；是以迟徊审顾，未敢附和也。
　　或谓三年《约法》，不得以法律论，虽以命令废之，而无足议，此不可也！三年《约法》，履行已久，历经依据，以为行政之准，一语抹杀，则中国一切法令，皆将因而动摇，不惟国际条约关系自重，不容不再三审慎，而内国公债以及法庭判决，将无不可一翻前案，加之何其可也？
　　或又谓三年《约法》出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出自政治会议，与议人士皆政府命令所派，与民议不同，故此时以命令复行元年《约法》，只为命令变更命令，不得以变更法律论，此又不可也。三年《约法》，所以不餍人望者，谓其起法之本，根于命令耳！而何以元年《约法》，独不嫌以命令复之乎？且三年《约法》之为世诟病，佥以其创法之始，不合法理，邻于纵恣自为耳！然尚经几许咨诹，几许转折，然后始议修改。而今兹所望于政府者，奈何欲其毅然一令，以复修改以前之法律乎？此事既一误于前，今又何可再误于后？知其不可而尤而效之，诚不知其可也。如谓法律不妨以命令复也，则亦不妨以命令废矣！今日命令复之，明日命令废之，将等法律为何物？且甲氏命令复之，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废之？可施之于约法者，又何不可施之于宪法？如是则元首每有更代，法律随为转移，人民将何所遵循乎？
　　或谓国人之于元年《约法》，愿见之诚，几不终日，故以命令宣布为速。抑知法律争良否，不争迟速，法而良也，稍迟何害？法不良也，则愈速恐愈无以系天下之心，天下将蜂起而议其后矣！纵令人切望治，退无后言，犹不能不虑后世争乱之源，或且舞法为奸，授我以资为先例，是千秋万世，犹为国史增一污痕，决非政府所敢出也。总之，复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所审度者，复行之办法耳！诸君子有何良策，尚祈无吝教言，俾资考镜。
　　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则致电驳复，词意坚决，略谓：
　　如此次我大总统依法继任，政府对内对外，迭经声明，所依何法？非根据元年《约法》规定程序所衍生之《大总统选举法》耶？使三年《约法》而为法也，一法不容二存，则被该法所废止之《大总统选举法》，定当非法，云何能依？果尔，则何不于六月九日，开所谓石室金匮以别求元首？夫我总统正位，而国内外共仰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又如我公今所长之机关为国务院，国务院者，元年《约法》上之机关，三年《约法》所未尝有也。三年《约法》若为法，元年《约法》定非法，公所长之院何由成立？今发布院令而中外共许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揆诸法理如彼，征诸事实如此，则三年《约法》之非法，确成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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