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节

　　北洋系方面既然不愿恢复旧《约法》，所以拟议仿照约法会议，来修订一个新约法，议会纷纭，莫衷一是。
　　6月25日，上海海军突宣布独立，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发表联合宣言，因拥护旧《约法》而宣告独立，电曰：
　　自辛亥举义，海上将士，拥护共和，天下共见。癸丑之役，以民国初基，不堪动摇，遂决定拥护中央。然保守共和之至诚，仍后先一辙，想亦天下所共谅。洎乎帝制发生，滇南首义，筹安黑幕，一朝揭破，天下咸晓，然于所谓民意者，皆由伪造，所谓推戴者，皆由势迫。人心愤激，全国俶扰，南北相持，解决无日。战祸迫于眉睫，国家濒于危亡。海上诸将士，佥以丁此奇变，不宜拘守常法，徒博服从美名，无补于大局，当与护国军军务院联络一致行动，冀挽危局。正在进行，袁氏已殒。今黎大总统虽已就职，北京政府仍根据袁氏擅改之《约法》，以遗令宣布，又岂能取信天下，餍服人心？其为帝党从中挟持，不问可知，我大总统陷于孤立，不克自由发表意见，即此可以类推。是则大难未已，后患方殷。今率海军将士于六月二十五日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断不承受。誓为一劳永逸之图，勿贻姑息养奸之祸，庶几海内一家，相接以诚，相守以法，共循正轨而臻治安矣。
　　上海海军的独立，使段感到事态严重和自身陷于孤立。当时中国海军共有三个舰队，第一舰队是海军的主力。这次公然独立，不仅严重地威胁北洋系势力下沿海各省区，同时还可以帮助护国军运兵北上。
　　段祺瑞这才了解问题严重，乃不再坚持要行新《约法》，同时由于林长民、张国淦的奔走，乃于6月29日由黎元洪正式申令，仍遵行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申令如下：
　　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
　　又申令：“依据《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续行召集国会，定本年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所有关于袁氏时期之立法院、国民会议各法令，应即撤销，并裁撤参政院，特任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及各部总长。”于是争议不决的法统问题，遂告一段落。
　　7月14日，黎元洪下令惩治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等八人，余悉从宽免。西南军务院以所提条件，大致均孚愿望，遂于同日由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吕公望、蔡锷、李烈钧、戴戡、刘存厚、罗佩金、李鼎新等联合通电撤销，声明国家一切政务，静听元首、政府和国会主持。
　　洪宪垮台，袁世凯去世，梁启超和蔡锷这师生二人便成为当时人望。黎元洪做了光杆总统后，极望能拉拢护国方面的力量，倚为支援，于是有人向黎建议，礼聘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如梁北上，以梁当时的人望和西南护国军方面的实力，足以牵制段祺瑞。黎颇以为然，遂于7月1日致电梁启超，电云：
　　屡承来训，虑远思深，谋国之心，家居弥笃。泰山北斗，景仰为劳。亦每知读礼之时，不敢以阁员相浼，然万端待理，棼如乱丝，辱以庸才，丁兹危局，设使旧鼎覆，沦胥以灭，既负人民望治之心，亦违先生救时之愿，窃不自揣，欲以本府秘书长相屈，既无嫌乎夺情，且可资乎论道。先生模楷人伦，万流仰镜，倘肯垂念邦国，当不忍金玉尔音。敢布寸心，拥籧俟命。
　　梁启超是聪明人，何尝不知道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所以婉辞复谢。黎元洪随后复数次致书遣人邀梁入京，赞襄一切，并命公府收支处自7月份起月赠津贴2000元，其致梁函略云：
　　自违尘教，裘葛载更。岭树江云，迢迢千里，虽鳞鸿多便，邮电常通，而仰企之怀，未足罄其万一也。徐君佛苏到京，询悉素履安和，旅祺清适，欣慰不可言喻。国家多故，祸变相寻，赖执事奔走提倡之功，与夫调护斡旋之力，幸得由剥而复，转危为安。元洪不才，亦获随诸君子后，共荷钜艰，凡百措施，均资指导，嘉猷伟略，薄海同钦，此固民国无疆之休，非仅私幸已也！现在国会将开，人心粗定，而茫茫前途，来日大难，一切建设问题，非得宏才卓识如执事者，从容坐论，随事谘商，长夜冥行，其何能淑？前曾奉上一电，敬迓高轩，适执事俨然在忧服之中，哀毁已甚，未便固请，然引伫足音，寸阴若岁，自夏徂秋，虚席以待者，亦既三阅月矣！屈指读礼之期，行满百日，为国夺情，万民所望，睹此危局，宁忍恝然。伏乞台从北来，克日命驾，慰我饥渴，示我周行，九顿以请，幸毋遐弃，鉴此微忱。
　　民国5年双十节，黎元洪以共和重建，特发表大批授勋令，以为酬庸之典。首授孙中山大勋位；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黄兴、岑春煊6人以勋一位；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3人以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这些勋章，颁赠得太多，如西南首义反帝制派之将领及北洋帝制派之拥有兵权者，甚至逊清皇室之世续、载涛、绍英等，亦均获得。遂使鱼龙混杂，有勋章如雨之势。

第99章段祺瑞大权独揽
　　袁死黎继，北京政府的大权便在段祺瑞掌握中，一切大政均是段的决定。6月10日裁撤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这是袁以总统的身份抓军权的机构，袁在世之日和段闹得最不愉快的，就是这个机构，黎当总统，段自然不能再让这个机构存在，所以首先废除了它。13日令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令王式通为国务院参议。徐树铮是段的智囊，倚为腹心，却又是袁所最憎恨的人。段出任国务总理时，就为了要派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而和袁闹得极不愉快，现在是段的天下了，徐树铮当然要先掌大权的。这正合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话。19日下令裁撤京畿军政执法处，这是袁的特务机构，也是被各方最痛恨的机构，段为了收揽人心，所以先裁撤了它。29日废国务卿名义，仍恢复国务总理，裁撤参政院和平政院所属的肃政厅。
　　30日政府人事大改组，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辞职照准。以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段祺瑞自兼陆军总长。唐绍仪未到任以前陈锦涛暂兼外交总长，张耀曾未到任前，以张国淦兼司法总长。7月12日再局部改组，以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8月1日改派谷钟秀为农商总长，张国淦转任总统府秘书长。
　　7月6日对于各省军政首长的名称加以修改，在官制未定以前，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官改称省长。令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孟恩远吉林督军，张怀芝山东督军，赵倜河南督军，阎锡山山西督军，冯国璋江苏督军，张勋安徽督军，李纯江西督军，李厚基福建督军，吕公望浙江督军，王占元湖北督军，陈宧湖南督军，陈树藩陕西督军，蔡锷四川督军，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唐继尧云南督军，刘显世贵州督军。令朱家宝为直隶省长，郭宗熙吉林省长，毕桂芳黑龙江省长，田文烈河南省长，沈铭昌山西省长，齐耀琳江苏省长，倪嗣冲安徽省长，戚扬江西省长，范守佑湖北省长，张广建甘肃省长，杨增新新疆省长，朱庆澜广东省长，罗佩金广西省长，任可澄云南省长，戴戡贵州省长，胡瑞霖署福建省长，孙发绪署山东省长，张作霖兼署奉天省长，吕公望兼署浙江省长，陈宧兼署湖南省长，陈树藩兼署陕西省长，蔡锷兼署四川省长。令朱家宝兼署直隶督军，毕桂芳兼署黑龙江督军，张广建兼署甘肃督军，杨增新兼署新疆督军。令湖南督军陈宧迅速赴任，未到任前以陆荣廷暂署，广东督军陆荣廷未到任前以龙济光暂署。令授李烈钧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段祺瑞发表的各省军政首长名单，是煞费苦心的，一方面要促进南北统一，一方面要巩固北洋势力，求全而不全，换汤没有换药。举例言之，袁颁布的将军名义和护国军方面的都督名义同时取消，代之为督军，只是在都督和将军两个衔头中各抽出一个字合创督军的新名词而已；其次是委曲求全方面，这次人事安排，无论帝制与反袁派，在台上或新被逐（如陈宧）者，都给予一定的位置安排，人人各得其所，在安排上总算尽了最大努力。段的本意想在各省达到军民分治，所以只有少数省份是以督军而兼署省长的，署是临时性质。以省长而兼署督军的，只有四个省。这些省都是以小军阀或者以文人而权充军事长官，这当然是临时性质。至于段在四川、湖南、广东、广西四省的权力分配，简直是播下了战争种子，制造了纷乱的根源。尤其是对湖南，湖南是南北用兵必争之地，较之四川还要重要，因为在北洋军来说，取湖南比取四川容易得多。
　　为什么段不维持汤芗铭的湖南督军而改派他为广东查办使呢？原来就在段发表各省督军名单的前两天，湖南出了事，汤芗铭逃之夭夭。湖南独立时，北洋军第六师在湘西，安武军倪毓棻部在岳州，汤直接指挥的，是北洋军一个混成旅，由旅长车震率领，驻扎在长沙附近。这时候，广西军已有一部分到达衡阳和宝庆。陆荣廷以护国军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身份，于6月初由广东开到湖南，进驻衡州。在湖南内部，赵恒惕等已组成了湘军两师，湘西一部分民军也开到长沙附近成立了一个师。这是个剑拔弩张的局面，袁军与护国军无法和平相处，随时可能发生冲突。汤芗铭的处境，和陈宧在成都有点相同，既不能指挥驻扎在湘西、湘北的袁军，又不能指挥湖南的民军和桂、粤的客军。最糟的是湖南人恨透了这个杀人如麻的汤屠户，因此各路民军围攻长沙，以及国民党人要用手枪和炸弹对付汤的风声传遍了长沙城。7月4日深夜汤芗铭在四面楚歌中离开了长沙。
　　汤芗铭走后，湘军已成立了三个师，师长是陈复初、赵恒惕、陈忠洵。曾继梧以湘军第一军长暂代湖南都督，龙璋暂代湖南民政长。随后程潜以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名义由云南到了湖南，他的部队也改为湘军第四师。汤芗铭的离去，并未减轻湖南的火药味，而7月6日北京政府又发表陈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陈宧未到任前，派陆荣廷署理督军和省长。这个命令使湖南更加复杂了。
　　段祺瑞对陈宧印象恶劣极了，那么段又为什么派陈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呢？这是由于黎元洪坚决主张必须给陈一个督军职务。当汤芗铭逃离湖南后，段打算迅速派遣一支北洋军进驻湖南，又苦于无兵可调，恰好这时陈宧由四川撤出时，手上还有两旅兵力，派他就近入湘，既可敷衍黎，又给陈一个戴罪图功的机会。
　　这道命令立刻引起了湖南人民的激烈反对，湖南人赶走了一个北洋军阀，断不容又来一个北洋军阀，因此湖南各界推举年已七旬的刘人熙为湖南都督。为什么推刘呢？因为刘人熙以前做过广西藩台，与桂军陆荣廷颇有渊源，想通过刘的关系取得桂军协助以拒北洋军。
　　陆荣廷支持湖南人民这个行动，因为桂军也不希望北洋军大举进驻湖南。北军入湘问题引起了湖南人民和滇军、桂军的反对，其他党派人士如熊希龄、范源濂等则希望调蔡锷回到湖南，国民党人士则希望以甫由美返国的黄兴担任。可是蔡、黄两人均无意于湘督。黄兴推荐谭延闿以自代。谭在各方都有很好的人缘，不过和北洋系的关系不够深。
　　这时，穷途末路的陈宧知道自己不适宜于督湘，因此自动表示辞去湘督，而段祺瑞也了解，如果硬性派北军入湘，必会引起战争，段觉得这个用兵时间尚未成熟。因此他于7月16日改派刘人熙为湖南督军，并下令把第六师由湘西调回江西，第七师由四川调往洛阳，第三师也由四川调回岳州。
　　段祺瑞本来预定的计划是派第三师师长曹锟继陈宧以后的湖南督军，可是，段自己觉得他在北京的基础尚未稳定，必须靠一个可靠的北洋大将在自己身边，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因此选中了曹锟。曹一直给人印象是“老实人”，所以段调曹为直系督军。同时把7月间开回岳州的第三师分批调回北方。
　　这并不等于段完全放弃湖南，因为他又安了一个棋子在湖南，他派他的内亲吴光新率领北军第三旅接防岳州。这当然是埋伏吴作为将来湘督的打算。天下事如要人莫知，除非己莫为。段内定吴为湘督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湖南，当然又引起湖南全省激烈的反对，甚至公开宣称为了抗阻北军，不惜一战。
　　段这才了解湖南的强硬，于是在8月3日下令改派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所谓的“署”是暂代的意思，段这命令中，派谭为省长暂代督军，即表示将来还要派一个督军，所以段这期间给谭的电报都是称谭为省长。
　　谭延闿是反袁的，他在湖南很得人望。癸丑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承当一切湖南的责任，袁调他和赵恒惕赴京。赵被囚，他亦形同软禁，有这段经过，更使他在湖南受人爱戴。
　　湖南人对于湘督一职很敏感，这是因为汤芗铭杀戮太甚所招致，而湖南人甚至西南护国军方面，反对北洋军再入湖南的态度，则尤其坚决，不过北洋军留在岳州已是既成事实，所以当时等于有一个默契，只要北军不越过洞庭湖，似乎双方就能和平共存下去。
　　谭延闿8月20日就任湘督。
　　北京政府任命各省督军命令颁布后，首先发生了冯国璋和张勋互争地盘的纠纷。冯、张两人都是袁时代的“上将军”，不过冯在北洋派中的资望远在张勋之上。张勋的地盘在安徽，他的总部则在徐州，并将陇海线徐州以东的广大地区据为己有，这些地区是属于江苏的，冯国璋对此久已不能忍受。袁世凯末期，袁正想利用冯、张两人的利害矛盾以便从中操纵，冯鉴于袁的态度，所以只得隐忍。袁死后，督军命令又发表，冯认为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因此电请张勋移驻安庆以符定制。哪知张勋却告诉冯，他除了安徽督军一职外，还兼长江巡阅使，江苏是在长江流域内，长江巡阅使驻防徐州怎能说不符定制。冯接了这个电报，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竟气得向北京政府辞职。
　　冯辞职当然是一种姿态，是敦促北京下令张勋让徐州，然而北京政府这时又哪儿有力量贯彻这种行动，只能委婉地劝张自动让防，张勋根本不理。8月29日，冯再电北京政府，历数辫子军在徐海一带横行不法种种，使人民痛苦不堪，冯身为江苏督军，不能坐视不理，加以张对政府命令置之不理，政府应该处理。于是北京政府再度劝告张勋移驻安庆，哪知张勋也来一个辞职手段要挟，他电告北京政府宁可辞去安徽督军，也不会让徐州。冯、张的纠纷只好不了了之了。
　　这是很妙的现象，安徽省督军的驻地，不在安徽而在江苏，省长的驻地也不在省会安庆而在蚌埠，安庆只设有督军和省长的驻省办事处。安徽的民政、财政、教育等庶政当然是在省会安庆，于是省政诸事每天要用函电向蚌埠请示处理。安徽省长倪嗣冲，也是一个骄横不法的军阀，他怎么说也不肯离开蚌埠。北京政府虽然一再敦促他把省长公署迁至安庆，他也来个相应不理。
　　6月6日袁去世，6月7日陕西陈树藩宣布取消独立，6月8日四川陈宧宣布取消独立，6月9日广东龙济光也宣布取消独立。段祺瑞对这三个取消独立的地方首长采取各别不同的办法，他的目的只是达到北洋派专政和分化护国军力量。
　　本来龙济光的独立就很勉强，他是在广西护国军和广东各地民军四面包围下被迫宣布独立的。在宣布独立时，他取得了袁世凯的秘密指示和谅解。所以他虽然独立了，却仍然和袁有密电往来，请袁飞调北洋军由海道开至广东以解救他的危机，袁死后，他又与继承袁的段祺瑞取得了密切联系。
　　当军务院在肇庆成立时，代理抚军长岑春煊和广西都督陆荣廷都曾电请云南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取道广西和广东向江西进兵。于是李烈钧便率领张开儒、方声涛两个梯团，于5月12日开到肇庆。这时袁世凯还未死，龙济光当然内心里极不愿意出兵北伐，又拒绝滇军通过广州，他所持的理由是害怕引起误会，主客两军自相冲突。陆荣廷也害怕在广东境内引起这种冲突，因而主张对龙妥协，和龙商定滇军假道广东的路线，由肇庆经三水到琶江口，转乘火车到韶关，避免经过广州。但是6月7日张开儒梯团到达韶关时，袁已去世，龙借此理由，电令韶关镇守使朱福全闭门不纳，迫使滇军露宿城外，龙军又在城上架炮轰击，因此爆发了北江战争。
　　6月9日龙不和军务院联络便擅自宣告取消独立，龙这一着是想摆脱军务院的干涉，因为他内心一直认为自己是北洋系，所以心甘情愿倒向北京政府，他认为北洋军系是全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依赖北洋系做靠山，他就不怕滇军和桂军，他认为必须要把滇军和桂军驱逐出广东，他才能在广东安枕，所以他在取消独立的同时，秘密电请段内阁要求段三路出兵“援粤”，除由海道运输北洋军来粤外，并令江西、福建两省的北洋军由陆路开进广东，帮他夹击滇军，先击败滇军再驱逐桂军。龙济光的愿望是不让滇、桂军假道广东北伐，这和段祺瑞的内心打算相同，段当然不愿见西南护国军扩大力量，所以在龙济光取消独立后，北京政府发表命令对龙的行动大加赞扬，认为他“具有世界之眼光”。6月21日，北京政府又派龙济光兼任广东巡按使。段内阁的三路援粤计划也在加紧部署中。
　　当军务院还未撤销前，龙济光就故态复萌了，他指使驻在龙州的嫡系部队济军以敌对态度对付护国军，用坚壁清野的方法对待李烈钧所率假道北伐的滇军，且在城楼上开炮轰击，同时密电请求段祺瑞迅速调派北军三路入粤援助。不料这个电报却被军务院截获，由代理抚军长岑春煊通电揭晓，龙无法抵赖，只好伪造军务院不肯撤销和岑春煊、李烈钧两人密谋攻占广东的往还电以资抵消。
　　段祺瑞当然不欢喜护国军继续北进，所以接受了龙的乞援电，并电令江西督军李纯就近调遣北洋军第六师全部开往赣南；福建督军李厚基率军开往闽南；并派萨镇冰率海军以保护外侨为名开往广州，伺机消灭滇军，以保全广东为北洋势力范围。李纯已有江西，李厚基已有福建，既然有自己的地盘，对于广东就不太感兴趣，所以对段的命令阳奉阴违，只是象征性地派兵，其目的是防堵滇军侵入赣、闽。
　　李烈钧率领的滇军在韶州遭遇龙济光的济军攻击，全军极为愤慨，乃发动猛烈攻击，于5年6月7日攻入韶州。龙派军增援，7月3日又被滇军在源潭予以痛击，济军大败，桂军莫荣新乘机由西路攻入三水，龙被迫放弃一切，集中兵力困守广州。
　　由于广东形势的变化，段内阁乃于7月6日发表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命令时，借机对广东问题做一大调动，将李烈钧调到北京“另有任用”，以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同时又任命陆荣廷暂署湖南督军，陆未到广东前，仍由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
　　在这个人事命令中，包含了很多阴谋，第一调李烈钧入京是调虎离山，移开了广东北洋派正面的敌人；第二桂军虽然也和龙济光为敌，可是态度不似李烈钧那么顽强，所以发表陆荣廷为广东督军，就可以软化桂军；第三又派陆荣廷署理湖南督军，是阻止陆到广东接任督军，使龙济光可以继续留在广东督军位子上，以待北洋军的来援。这是一石两鸟的妙计，对滇军是调虎离山，桂军是缓兵之计。
　　就段来说，对广东问题已是煞费苦心了。
　　段祺瑞对广东的安排引起广东人士激烈的反对，以唐绍仪、梁启超、王宠惠为首的各党各派代表，纷纷电请北京政府罢免这个广东人民的公敌龙济光。于是段乃借口“粤事真相不明”，加派刚由湖南逃出来的汤芗铭为广东查办使，并派海军上将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借海军来向敌对方面镇压。
　　汤芗铭和黎元洪、段祺瑞都有相当关系。由于他是湖北人，和黎元洪是同乡，又同为海军学生出身。袁世凯未死前，冯国璋召集南京会议，汤芗铭和冯国璋都是主张袁退位的，冯这样主张，是为了自己想借南方支持登上总统宝座，汤则是自始至终主张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因为这个缘故，黎内心对汤极有好感。段祺瑞对汤也不坏，虽然袁死前汤和陈宧是最后迫袁致死的“倒戈”人物，可是陈宧早已通款于蔡锷，对袁和北洋系都不忠，而汤则是在重大压力下被迫宣布独立的。段知道汤这个人不会投靠国民党，所以也对汤有好感，加以段这时正要借重汤芗铭的哥哥、进步党领袖汤化龙在国会内相助，所以拉拢汤芗铭，也是拉拢汤化龙。
　　黎本想邀汤芗铭赴北京为海军总长，段却派了他为广东查办使。段这个安排是师袁的，袁世凯在癸丑二次革命时，曾派汤为湖南查办使，率领一部分军舰开到洞庭湖，随后即发表他为湖南都督。广东人士深怕段也来这一手，则赶走了一个杀人魔王，又来了一个杀人魔王，因此也坚决反对汤到广东。
　　陆荣廷如何呢？他的桂军本是向广东和湖南两方面发展的，他在广东，不像滇军那样和济军尖锐化，他利用滇军和济军为敌，就带领了一部分桂军开进湖南，把湖南控制在他的手里。
　　拿湖南和广东相比，湖南地当要冲，内部情况复杂，财源不及广东富饶，两者相较，鱼与熊掌不可得而兼，当然舍湖南而取广东，因此，7月10日陆荣廷不理睬北京命令他暂署湖南督军的命令，由衡州班师回桂，集中主力准备开赴广东。
　　段祺瑞在北京听说陆荣廷由湘班师回桂，正准备入粤的消息后，大为不安，这与他的安排恰恰相反，他本是一套假戏，而陆则是认了真要假戏真做。于是他在7月29日以国务院名义秘密发出艳电，征求各省北洋军阀对处理广东问题表示意见。这又是师法袁世凯的，利用北洋军阀，引起他们对南方各省有兴趣。
　　段祺瑞就是在处理广东问题时，引起了阁潮，他既然以袁世凯的继承人自居，当然最痛恨李烈钧，认为李是北洋系的死敌，他调李入京是勉强装出客气的样子，李不受调，他就想借机翻脸。他的秘书长徐树铮了解他的私心，乃把未经阁议讨论和通过，催促赣、闽两省出兵“讨伐”李烈钧的通电发出。因此导致内务总长孙洪伊和徐树铮正面冲突。
　　这时，在徐州的张勋也于7月31日发出通电痛斥李烈钧，主张赣、闽两省出兵“援粤”，接着倪嗣冲电请北京政府下令“讨伐”李烈钧。北方各省立即随声附和，张怀芝、赵倜、孟恩远、杨善德、阎锡山、冯国璋、王占元、毕桂芳、陈树藩（依发电先后为序）纷纷通电“致讨”，对李烈钧极尽攻击。
　　8月11日，北京政府发表处理广东问题的命令说：
　　龙济光未交卸以前，责任守土，自应约束将士，保卫治安。李烈钧统率士卒，责有攸归。着即均勒所部，即日停兵。此后如有抗令开衅情事，自当严行声讨以肃国纪。
　　这真是一个强词夺理、颠倒是非的命令，把龙济光说成守土有责、维持治安的疆吏；而李烈钧则是抗令开衅、违反国纪的罪魁祸首。事实是怎样呢？李烈钧只是北洋系所深恶痛绝的人，他是反对帝制最烈，而在云南倡义的三巨头之一。至于龙济光却是袁所亲爱的功狗，因效忠“洪宪皇帝”而被封王爵。
　　段以为用中央的威信向李烈钧摊牌，他有北洋军阀为后盾，如果李烈钧不听命令，就是反抗政府，背叛国家，他便可以号召全国，鸣鼓而攻。可是时间上不帮助段，这时陆荣廷已迅速带兵到了肇庆，龙济光在滇、桂军双重压力下，乃被迫提出卸职条件：（一）济军2万人（虚报）以上，应编为两师；（二）请拨付军饷和移防经费300万；（三）督办两广矿务，应选择两广扼要地点屯驻济军，在济军驻防区内，其他各军须撤出；（四）督办两广矿务公署应照督军公署的规模，直隶中央，本省长官无权调度。
　　李烈钧这时留在广东已无价值，且留下变成众矢之的，所以便于8月17日通电解除职务，在粤境内的滇军由张开儒、方声涛两师长直接统辖。8月22日李烈钧和滇军告别，于27日到肇庆会晤陆荣廷后，取道香港赴上海。
　　陆荣廷在肇庆装病。8月25日萨镇冰到了广州，和广东省长朱庆澜调停粤局。龙济光讨到饷款后率兵移驻琼州（海南岛）。陆荣廷则迟至10月才在肇庆就职广东督军。

第100章将星殒落，国丧元勋
　　黄兴自二次革命失败后，一直在美国，讨袁军兴，他乃从美国赴日本，5年5月9日在横滨登陆。
　　袁死后6月13日孙中山电黄，征询对时局意见，电曰：
　　东京黄克强兄鉴：南军举义，多数揭去袁、复《约法》、召国会为目的。袁死，黎能复《约法》，召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兄见如何？
　　黄于14日复电曰：
　　中山先生鉴：电敬悉。南方要求恢复《约法》及国会，黎若能诚意实行，以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先生来电，主张息纷争，事建设，无任感佩！尚望主持，使国人晓然于吾人之无私无偏，尤所切要。
　　黄兴回到了上海不久，民国5年的10月10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症，吐血数盂晕倒，医生认为他这病是劳瘁过甚所引起的。病中他还接待由四川过上海去日本的蔡锷，两位元勋互相慰劳，可是在蔡去日后不久，他竟在10月31日午后5时30分与世长辞了。
　　黄兴原名轸，别字庆午，又名瑾午，原籍湖南善化县榔黎市，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九月十六日，折算阳历则为10月25日，比孙中山小8岁，比宋教仁和蔡锷大8岁。
　　他的一生都与10月有关，可说是一种巧合，他生于10月，殁于10月，成功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得病也是10月10日。他死时才43岁，英年早逝，真是国家的大损失。
　　黄的原配夫人名廖淡如，生三子二女，子名一欧、一中、一寰；女名振华、德华。续配名徐宗汉，是他从事革命时期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徐籍广东香山，原名佩萱，初嫁海丰人李普一，生子女各一，子名应强，女名若鸿。李死，徐与广州市女医师张竹君友善，张喜谈新学，讲革命，徐受其影响，遂入同盟会，参加革命。黄花岗之役与黄因患难而结成革命伴侣。徐嫁黄后，又生二子，名一美、一球。徐与前夫所生子女，亦携来同居，黄均视同己出。在黄家书中曾提到另有一女名文子者，据说，系黄与某日妇所生。黄与徐宗汉结褵后，伉俪情深，夫唱妇随。
　　黄的长子一欧，一向是在革命队伍中长成，于江浙联军时，接到黄勉励他的信，只有八个大字：“一欧爱儿，努力杀贼！”后来胡适看到这封信曾经做了一首白话诗来赞美：
　　当年曾见将军之家书，字迹娟逸似大苏。书中之言竟何如？“一欧爱儿，努力杀贼！”八个大字，读之使人慷慨奋为而爱国。呜乎将军，何可多得！
　　黄兴病逝后，11月1日孙中山致函海外各支部，通告黄兴逝世，文曰：
　　启者：黄克强先生自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共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凡我同志谅均知悉。前月国庆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之症，吐血数盂，晕绝经时，即延德国医生克礼氏诊治，据云，尚可无碍。嗣后胸膈仍觉饱闷，至上月下旬，更发现肝部肿大之征候。三十日下午五时，忽又吐血不止，势极危急，由医注射，暂且止血。三十一日早二时，突再吐血，医再注射，旋即脉停气绝不可复救。呜乎哀哉！以克强盛年，禀赋素厚，虽此次讨贼未得比肩致力，而提携奋斗尚冀诸异日。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谨告诸同志鉴察之。孙文启。民国五年十一月一日。
　　黄的噩耗传到日本，病中的蔡锷为之痛哭，他的挽联是：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另一位和黄、蔡唱反调，可是他们私交却极莫逆的人，就是洪宪六君子之首杨度挽黄联云：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11月1日孙中山和唐绍仪代电全国，通告黄丧，函曰：
　　克强先生交游满天下，车笠之盟，缟纻之好，容有仆等所未悉者。代主丧务，勉持大体，征名遍讣，恐有未周，诸祈见谅。
　　北京方面国会特休会一日，下半旗一日志哀。11月2日北京政府令：
　　上将黄兴缔造共和，首举义旗，功在国家，薄海同钦，……派王芝祥前往致祭，给致治费二万，丧葬事宜由江苏省长齐耀琳就近照料……。
　　护国讨袁第一大功的蔡锷，则在黄兴逝世后8天病逝日本。
　　护国讨袁时，蔡锷在军中备极辛劳，染患喉疾。5年6月28日蔡由永宁启程，29日抵大洲驿，7月1日抵泸州，这时蔡的喉疾非常严重，已至不能讲话的地步，在泸州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阿密思替他诊视，服药无效，又加上肺叶肿痛，滴水难入，体温高达39度，夜不能寐。蔡是个有责任心的人，虽然病魔困扰他，可是他觉得军队的欠薪、四川的善后都是极伤脑筋的事，非他本人处理不可。因此，他力疾从公，抱病任事，要求北京政府支付护国军的欠饷欠款200万元。
　　7月4日段祺瑞特派法国医生赶来泸州检治蔡的喉疾，第二天，法国医生检视结果，认为喉病延误过久，声带已狭，病况严重，非迅速赴上海或日本就专科医治不可。
　　蔡的可贵处在于：虽以身为天下先，却功成不居，自始迄终坚定这个主张。袁世凯死后，蔡功业盖世，名满天下，然而他不汲汲于名位权利，从下面两则电报，可看到蔡的抱负人格：
　　7月17日蔡电唐继尧：
　　滇、黔此次起义，悉索敝赋以赴国难，虽达拯渊救焚之志，已陷额烂头焦之势，在我军应亟谋善后以图元气之恢复，在政府及一般人士，浴共和之恩波，饮水思源，对于首义之军，应以安之劳之使之得所。以愚意计之，滇、黔善后尚不甚难，需款亦不甚巨，政府对我万不致有所歧视，吝此区区而阴相掣肘也。所最宜注意者，我军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公私两济。……
　　7月20日复唐继尧电：
　　洽电敬悉，奖饰溢量，感愧奚似。窃意锷前者之出，秉诸良知，今兹之退亦然。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务望蓂公为大局计，为友谊计，切电在川滇军各将领，以后一切善后问题当完全负责办理，俾锷得以克日东渡。……
　　蔡锷对于“治蜀”并不是没有抱负，只因为他想以功成身退，不争权利为天下倡，所以薄川督而不为。在他给他的老友丁怀瑾函中，曾就“治蜀”一事表示如下的意见：
　　蜀虽可为，但民情浇薄，绝不适于从军。若专用外军，屏绝土著，则主客之势互不相容，终成水火矣。弟尝与兄论治蜀非假以十年时光不可，其始也临以雷霆万钧之力，芟夷斩伐，不稍姑息，乱根既尽，民气渐苏，乃嘘以阳和之气，培植而长养之，殊盛业也。
　　7月21日蔡率幕僚数人，轻车简从，首途赴成都，在途中接到湖南耆宿父老敦请他督湘的电报，他分别回电辞谢。8月1日蔡锷入成都，抱病就任四川督军，成都人民额手称庆。这时的成都，因为兵连祸结，人心浮动，物价飞涨，币制不稳，蔡接事后，物价立即回跌，钞票价值上涨。川中有五老七贤不远数百里赶来成都，愿任顾问。8月3日蔡电保周道刚为川军第一师师长，熊克武以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刘存厚以师长兼川边镇守使，尹昌衡为政务厅长。蔡锷抵达成都后，他的本意只是象征式接受任命，加以他的喉病和肺病都日益严重，乃于8月5日致电北京段祺瑞总理，电云：
　　川为繁剧区域，非孱弱病躯所能胜任。况锷于起义之初，曾声言于朋辈，一俟大局略定，即当幡然引退，以从事实业；今如食言，神明内疚，殊难自安。伏请代陈大总统俯鉴微忱，立予任命，抑或以罗佩金暂行护理。
　　8月7日黎元洪准予辞职。8月9日由蒋方震（百里）陪同，启程离川。动身之前特为文告别四川父老。文云：
　　锷履蜀土凡七阅月矣。曩者驰驱戎马，不获与邦人诸友以礼相见，而又多所惊扰，于我心有戚戚焉。顾邦人诸友曾不我责，而又深情笃挚，通悃款于交绥之后，动讴歌于受命之余，人孰无情，厚我如斯，锷知感矣。是以病未能兴，犹舁舆入蓉，冀得当以报蜀，不自知其不可也。乃在视事浃旬，百政棼如，环顾衙斋，森肃宾从，案牍药炉茶鼎，杂然并陈，目眩神摇，甚矣其惫，继此以往，不引疾则卧治耳。虽然蜀患深矣，扶衰救弊，方将夙兴夜寐，胼手胝足之不暇，而顾隐情惜己，苟偷食息，使百事堕坏于冥冥，则所谓报蜀之志不其谬欤？去固负蜀，留且误蜀，与其误也宁负。倘以邦人诸友之灵，若药瞑眩，吾疾遂瘳，则他日又将以报蜀者补今日负蜀之过，亦安其不可？锷行矣！幸谢邦人，勉佐后贤，共济艰难。锷也一苇东航，日日俯视江水，共证此心，虽谓锷犹未去蜀可也。
　　蔡由成都启程，先至重庆，稍作逗留，然后换乘轮船下驶，他到宜昌时，会见了从四川退出的陈宧，这时陈已辞去湖南督军，并把他所率领相当于一个师的军队解散。蔡、陈本是好友，于今把臂旅途，相见甚欢。蔡邀陈同轮赴汉口，陈感觉到和蔡同行，一荣一辱，实在没趣，因此婉言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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