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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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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
查立法院原咨称本大总统咨复,办法已定,不敢轻易变更,特以尊重民意,重付院议,佥谓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根本,该院议决投票,标明赞成或反对,各代表本有自由之权,是立法院为尊重民意而建立此项法案,本大总统自当如议公布。其时满、蒙各王公及各省区文武官吏等,仍请速定君主立宪,情词挚切,迫不及待。本大总统又以改革国体,事端重大,轻率更张,殊非事宜,但《约法》所载,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体,自应听之国民,惟令以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是本大总统不肯轻听急迫之请求,而兢兢以正确民意为从违,尊重国民主权之心,固可大白于天下。且迭有明令电谕,严诫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监督等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勿得急遽潦草,致生流弊,并特派大理院院长董康、肃政史蔡宝善、夏寅官、傅增湘、麦秩严稽查国民代表选举不合法者,更正取消。本大总统尊重民意,务求正确,杜渐防微,尤无所不至。
迨国民代表大会报送决定团体票数,全体主张君主立宪,又由各国民代表全体推戴本大总统以帝位,并委托立法院为总代表,吁请正位前来;本大总统以《约法》内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在国体自无讨论之余地,惟于推戴一举,自问功业本无足述,道德不能无惭。
又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特将推戴书送还,并令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而在本大总统则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维持全国之现状,此不愿以帝位自居之心,昭然可见。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不谅鄙诚,迫谓无功薄德,为谦抑之过言,又谓当日誓词,根于元首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而变迁,迫切吁请,使本大总统无可诿避,只得以创造宏基,事体繁重,不可急遽进行,致涉疏率,饬令各部院详细筹备,筹备完竣,再请施行。
本大总统所以借词筹备,不即正位者;盖始终于辞让初衷,未尝稍变也。本大总统以诚待物,凡各官吏之推戴,容有不出于本衷,各党派之主张,容不免于偏执,及各监督之办理选举,各代表之投票解决,容有未臻妥善完备之处,然在当时惟见情词敦挚,众口同词,本大总统既不敢预存逆臆之心,实亦无从洞察其用意。即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
滇、黔兵起,本大总统内疚不遑,虽参政院议决用兵而国军但守川、湘,未尝穷兵以逞,且悯念人民,寝馈难安,何堪以救国救民之初心,竟资争利夺权之借口?而吁请正位,文电纷驰,特降令不许呈递,并令提前召集立法院,冀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期转圜。继念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是以明令宣示将承认帝制之案,即行取消,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事实本末,略具于斯,原案具存,可以复按。除将各省区军民长官迭请改变国体暨先后推戴并请早登大位各文电另行刊布外,特此宣布,咸共闻知!此令。
第94章 湖南陕西独立
就在袁发表“帝制始末”的同一天,湖南靖武将军汤芗铭宣布独立。
汤芗铭和陈宧同是袁的宠臣,他在湖南杀人如麻,可是他的哥哥汤化龙却是反袁的,这一段期间他的处境很苦,背袁则不忠,背兄则不义,忠义不能两全。而当时湖南情况又是如何呢?湖南本是四面用兵的孔道,湘西可以进兵川黔,湘南可以进兵粤桂,自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湖南军被袁解散,剩下来只有地方团队性质的五个守备队,每队兵力三五营不等,装备和战斗力都很薄弱,汤芗铭直接指挥的北洋军只有车震一个混成旅,驻防长沙、宝庆一带。曹锟的北洋军第三师驻防岳州,不受汤的指挥,是袁用以扼湖南咽喉的一支得力部队。护国起义后,第三师调往四川,袁派第六、第二十等师到湘西进攻贵州,并调倪嗣冲的兄弟倪毓棻带领安武军十五营到岳州,准备开往湖南进攻广西。
湖南民军纷纷起义,省城风声鹤唳,4月中旬广西护国军向湖南出发,永州镇守使望云亭于27日宣布独立,广西军由永州向衡州移动,陆荣廷劝告汤独立,要他放心,护国军方面会支持他的湖南都督地位,而湖南的反袁人士赵恒惕、陈复初、曾继梧等都前来湖南帮助汤收编各路军成立湖南军,受汤的节制,因此汤对袁的态度便由拥护转为中立,电请袁撤退在湖南的北洋军,以免湖南化为南北战场。袁表示可以接受,暗中却指使在岳州的倪毓棻就近监视汤的行动。
4月底和5月初,汤态度由模糊转变为明朗,冯国璋和张勋联名的4月巧电和冯的5月东电发表后,汤于5月4日有支电反驳,汤说:“不能因大总统个人之行为,而将民国四年来之历史全行删去,转而根据清室交付原案,则理论上终不为通,故建议大总统宣告退职,以副总统继任,较为光明正大。”从这电报中显示汤主张袁退位而以黎元洪继任总统,这种态度正与反袁的护国立场相似。在汤私心上,由于他是湖北人,和黎元洪是湖北同乡,因此黎继任大总统,对汤是有利的,这一点他和北洋嫡系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的野心是分歧的,段、冯都不欢喜黎继任总统。
5月下旬,北洋系内部愈趋涣散,袁政权日暮穷途,广西护国军对湖南的压力日益加强,湖南反袁的民军声势愈发壮大,5月24日湘西镇守使、镇篁军统领田应诏宣布独立,这些新情势逼得汤不得不于5月29日宣布独立。汤的独立通电中,对袁还称为“我公”,还说“感知遇之私”,电云:
北京袁前大总统钧鉴:前接冯上将军通电,吁请我公敝屣尊荣,诚见我公本有为国牺牲之宣言,信我公之深,爱我公之挚,以有此电,循环三复,怦怦动心。国事棘矣,祸机丛伏,乃如万箭在弦,触机即发,非可以武力争也。武力之势力,可以与武力相抗,今兹之势力,乃起于无丝毫武力之人心,军兴以来,遍国中人,直接间接,积极消极,殆无一不为我公之梗阻。芗铭武人,初不知人心之势力,乃至于此。即我公亦或未知其势力之遽至于此。既已至此,靖人心而全末路,实别无他术出乎敝屣尊荣之上。我公所谓为国牺牲者,今犹及为之。及今不图,则我公与国家同牺牲耳!议者谓我公方借善后之说,以为延宕之计。诚不免妄测高深,顾我公一日不退,即大局一日不安,现状已不能维持,更无善后之可言。湘省军民士气久已激昂。至南京会议,迄无结果,和平希望,遥遥无期。军民愤慨无可再抑。兹于二十九日已徇绅商军民之请,宣布独立,与滇、黔、桂、粤、浙、川、陕诸省,取一致之行动,以促我公引退之决心,以速大局之解决。芗铭体我公爱国之计,感知遇之私,捧诚上贡,深望毅然独断,即日引退,以奠国家,以永令誉。无任干冒,言尽于斯。汤芗铭叩。艳。
汤电引起护国军不满,尤其是陆荣廷,而广西对湖南有严重威胁,汤乃再发一电云:
北京前大总统袁公钧鉴:自筹安会发生,枢府大僚,日以叛国之行为密授意旨,电书两下,怵诱兼至。傀儡疆吏,奴隶国民,畴实使然,路人共见。芗铭忍尤含垢,眦裂冠冲。以卵石之相悬,每徘徊而太息!天佑中国,义举西南,正欲提我健儿,共勷大举,乃以瘠牛全力,压我湖湘,左掣右牵,有加无已。现已忍无可忍,于本日誓师会众,与云、贵、粤、桂、浙、陕、川诸省取一致之行动。须知公即取消帝制,不能免国法之罪人。芗铭虽有知遇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前经尽情忠告,电请退位息争,既充耳而不闻,弥拊心而滋痛。大局累卵,安能长此依违?将士同袍,实已义无反顾。但使有穷途之悔悟,正不为萁豆相煎,如必举国而牺牲,惟有以干戈相见。情意两迫,严阵上言,伏惟熟思审处为幸!汤芗铭叩。艳。印。
汤有致独立各省电:
肇庆岑都司令,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四川、陕西各都督、民政长官、各司令、各师、旅、团长鉴:项城叛国,法律无效,诉诸武力,知诸公之志苦也。芗铭粗明大义,久表同情,以左牵右掣之纷垂,致杖钺秉旄之较晚。五中愤郁,寝馈难安,悃念民生,恐滋荼毒,委曲隐忍,以企和平。适项城取消帝制,宣言息事宁人,尚冀憬然悔悟,自行退职,以谢我国人。嗣因南京发起会议,乃遣派代表,据《约法》立论,犹冀公论大伸,合力劝退,使人民重见天日。乃迭接徐州、蚌埠来电,鲁、鄂、湘、赣四省代表以不受彼党劫持,主张项城早日退位,致受疑忌,宣言鸣鼓而攻。似此情形,已无和平解决之望,乃于本日会众誓师,与袁政府断绝关系,勉从诸公之后,共张挞伐之师。众志佥同,将士用命,誓除株毒,还奠共和。望锡指针,下匡愚昧,敬执鞭丝,惟命是从!湖南都督汤芗铭。艳。
在北方,陕西是北中国唯一独立的省份,不过却是反袁运动中一幕丑剧,独立成为地方军阀争权夺利的手段。5月9日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在三原宣布独立,自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提起陈树藩倒不是无名之辈,在白狼横行入陕时,陕西将军陆建章就是赖陈树藩这员战将保卫西安。当陕西民军纷纷起义反袁时,陈树藩的部队与各路民军早有联络,因此引起陆建章的猜疑,把陈由陕北调赴陕南,陈就举起反袁大旗,陆建章的长子陆承武(第一旅旅长)自告奋勇,统率所部击陈,不料在富平一战,这位陆大少爷竟被陈树藩所部营长胡景翼活捉,陈就把陆承武当作人质,胁迫陆建章宣布独立,陆建章表示愿意自动离开陕西。于是陈树藩乃发表独立通电:
树藩以辛亥以来,民力枯竭,不忍发生战事,重困吾民,力持镇静,数月于兹。乃南北协商,久无效果,而陕民对陆督军之贪暴行为,积怨久深,一发莫遏。致郡邑连陷,远近骚然。加以陆部所至,扰乱更甚,同种相残,殊悖人道。树藩情不获已,因于月之九日在陕北蒲城以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名义正式宣布独立,期促和议之进行,谋吾陕之治安。风声一树,义旅全归。今已驻军三原,与陆军切实交涉,令将所部军队缴械退出陕境。陆已承认,树藩明日即进驻西安受降,预备建设一切。
5月15日,陈树藩率领部队进入西安。5月18日陆建章以威武将军名义,陈树藩以陕西护国军都督名义会衔发表通电:
树藩因欲缩短中原战祸,减少陕西破坏区域,于九日以陕西护国军名义宣告独立,一面请求建章改称都督,与中央脱离关系。建章念项城二十载相知之雅,则断不敢赞成,念陕西八百万生灵所关,又不忍反对,拟即各行其是,由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任全省治安,建章即当遄返都门,束身待罪。
陈树藩就任陕西护国军都督后,就把自己所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一职让给陆承武。5月20日陆建章离开西安时,就把他在陕西将军三年任内所搜括的几十箱财物带走,才出了西安城,就被陈树藩所属的部队劫去,后来由陈树藩亲自出面才追回了一部分,并且派兵护送陆出境。
国民党领袖之一居正和吴大洲等在山东潍县、高密、周村一带组织了武装力量,居正称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不久吴大洲改称山东护国军。山东的反袁力量大为膨胀,5月上旬民军进展到济南附近,劝促山东将军靳云鹏宣布独立,如果靳云鹏拒绝就要采取军事行动。靳见民军力量极大,不敢拒绝,乃用缓兵之计,他伪称极赞成倒袁,但山东不能和云南、贵州相比,何况地理上又不毗连,没有独立的必要,只有敦促袁下台,如果袁不答复,山东全省军政界人物就以总辞职来对付袁。当前为了地方安靖,民军应各守原防,如果侵犯政府军防地,政府被迫只好兵戎相见。这时山东境内的袁军和民军旗鼓相当,双方一直处于僵持状态中。靳云鹏在北洋军系中,和冯国璋、段祺瑞有密切关系,洪宪帝制后,他们都对袁离心离德,当山东民军力量逐渐强大后,遂借此致电劝袁辞职让贤,如果没有满意答复,只好宣布独立。5月29日袁召靳入京讨论退位问题,靳奉命即行,走到半路上就被袁下令免去其督理山东军务一职,改派第五师师长张怀芝继任。这一来山东的独立就流产了。
居正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军起义时通电如下:
孙中山先生、唐少川先生、肇庆岑云阶先生、云南唐都督、贵州刘都督、广西陆都督、浙江吕都督、四川蔡总司令、百色李总司令公鉴:戎事方始,南服粗定,挞伐未张,凶逆无恙,和议屡传,日月坐荒,辜中原父老之望,灰海内壮士之心,纵使和平解决,草率就事,豺狼虽去,狐狸犹存,共和之实不举,革命之祸无穷,内讧屡起,元气愈伤,一时姑息,万劫难复,怅望来兹,能无泣下。今我师崛起青齐,逼近京国,暂住潍邑,屡下名城,士有死心,人无生志,奖率三军,以候明教,戮力同仇,靡有二心。区区之忱,当希鉴察。驻潍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叩。
驻周村的山东护国军都督吴大洲也发表护国军起义讨袁的通电:
袁贼肆虐,祸我国家,摧挫民权,攘窃神器,普天同愤,万众离心。吾人亡命异域,尝胆卧薪,历有年所,奈贼禄未尽,天命难谌,空拳徒张,大勋未集。兹幸贼恶贯盈,皇天悔祸。亿兆同声,杀贼护国。吾人恫瘝桑梓,蒿目时艰,奖帅三军,廓清妖孽,誓使海表雄邦,再睹天日,东亚圣域,重现文明。上报国恩,下尽天职。原非得已,岂曰佳兵。凡我同胞,允宜共谅。谨此露布。山东护国军都督吴大洲、总司令薄天明。歌。印。
第95章 皇帝总统归天
袁世凯的历史走到尾声了,他毫无问题是一个枭雄,是政治能手,而他的致命缺点是不肯以诚待人,不肯轻信于人。他出身本是一无凭借,他的崛起,当然是由于他的才智,于是他由庙堂柱石一跃而为民国总统,由民国总统又变为洪宪皇帝,再由洪宪皇帝颜回任民国总统,李宗吾的《厚黑学》以形容袁,实在再恰当也没有了。他任事躬亲,集中权力,他明知皇帝不可为而又愿为皇帝,是由于他不喜欢总统受制于国会以及责任内阁削减了总统权力,以为皇帝可以免去这些困惑。
自云南倡义后,他更不放心,遇事躬亲,不幸的是,他已没有当年得心应手的好运,如今全是不如意事,今日接一个独立电,明天接一个劝退电,国贼之名不绝于口;他的老友、部下、学生,甚至亲戚,都指名呼姓地痛骂他。虽然他表面镇静,可是内心的苦恼已臻极点,尤其是陈宧5月22日“与袁个人断绝关系”的来电,更对他是致命打击。他念着陈的来电,手都是抖的,阅电未毕,竟昏厥不省人事,迨悠悠醒转后,脸上红得像炭火,眼中流出了两条末路英雄泪。他不停地喘气,嘴中喃喃说:“人心大变,人心大变。”其实他明于责人,昧于责己,他以权诈取天下,当然要失败的。他的御人术,第一是金钱收买,第二是宠以官爵,第三是武力镇压。这三点有时而穷,穷途末路时,以为别人对不起他,其实他从来就不以诚待人。
袁身体素健,平日食量也很大,尤其是喜啖河南烤鸭,每天晚上睡觉前要饮参茸酒一杯。旧中国的士大夫总要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姿态,袁也一样,50岁以后见客时就要人搀扶,别人叫他老头子,他则常把“吾老矣”、“衰朽之年”一类的话挂在口头边。民国5年他不过58岁,不应该有骤死的可能,也许他平日过分养尊处优,少于运动,加上妻妾过多,房事消耗,所吃的都是大补大热药品,过分的刺激和打击遂使他一病不起。他害的是什么病,言人人殊,袁死后《政府公报》说是尿毒。当病危时,中西药杂投,罗瞎子、王神仙之类的草药医生也来奉药。由于袁病倒时,正遇陕西陈树藩、四川陈宧、湖南汤芗铭先后来电独立,所以大家便有“送命二陈汤”之语。“二陈”指陈宧和陈树藩,“汤”指汤芗铭,“二陈汤”是中国的药名。
袁病时,每天仍在病榻开榻前会议,处理一切公务,直到病危时,亦不中断,只是改由袁克定在榻前襄助。
袁的病开始于5月27日,在此以前袁已心疲力竭,27日发病时,来势很猛,其家属乃急延中医刘竺笙、萧龙友会诊,但无效果。29日湖南独立,袁左右本不打算让袁知道,可是袁在病中仍逐日召集榻前会议,躬亲处理文电,所以无法瞒他。
6月2日袁命张一麐打电报给老朋友徐世昌,这时徐已归隐河南辉县,袁请他立即到北京来见最后一面。徐于6月5日抵京,立即赶到总统府,袁仰卧病榻,有气无力,喘得很厉害,颤气地说:“菊人,来得……好,来……得好,我……已是不中用……了。”
徐世昌和袁缔交最久,40年的好朋友,不论公谊和私交都相处甚欢,这时见到袁垂危的病容,也不禁老泪纵横。他悄悄背过身去拭了眼泪,然后轻轻地说:“总统不必焦心,好好养几天就会好的。”袁却摇摇头闭了眼睛,眼角旁流下了一大颗眼泪。原来先一天袁已病势加剧,总统府急请法国公使馆医官卜西尔诊视病状,卜西尔诊视结果,确定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肝火涌塞,病入膏肓,断定已难挽救。到5日,袁的精神越为不济,卜西尔替袁打了一针“强心针”,袁的神志才略为清醒,正巧徐世昌来了,可是不久袁又陷于昏迷状态。
在袁最后弥留时,口中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他害了我”四个字,这好像是他最后的遗言。是谁害了他?他的儿子吗?还是他的朋友或是部下呢?袁死后这一句话以讹传讹,竟说成是革命党以40万金贿赂法籍医生卜西尔给袁打了一支毒针,所以袁打针后喃喃说:“他害了我”一句话。这当然是无稽之谣,然而袁这句话的真意则和他的去世而埋葬了。
民国5年6月6日清晨3时,袁终于断了气,这位乱世奸雄,清末民初两个时代的重要人物,终于和人世永别了。
袁死后发表遗令如下:
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绌,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昼作夜息,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寖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中华民国五年五月六日。国务卿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财政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
袁死后,张一麐在他办公桌的抽屉中发现了他亲笔自撰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
这是袁留以自挽的最后遗笔,但他真是日本的大敌吗?
有好事者对袁自称帝以至失败而死一幕丑剧戏为挽联云:
病起六君子;(此指洪宪六君子为祸首)
命送二陈汤!(二陈指陈宧、陈树藩,一汤指汤芗铭)
洪宪六君子之首、帝制罪魁的杨度挽袁联云:
民国误共和,共和未误民国,千载而还再平是狱;
明公负君宪,君宪未负明公,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袁易篑前托孤寄命的共有四位要人,是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徐世昌,还有“太子”袁克定也在病榻旁。徐世昌看袁是不行了,乃轻声地说:“总统有什么交代?”袁眨着惨白的眼光,上气不接下气,口中只说出了“约法”两个字,可是《约法》有新有旧的,袁所指的是新是旧呢?接受遗命的都有点茫然。旧《约法》规定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这是护国军方面坚持的。可是这个旧《约法》已被袁废止了。新《约法》是袁自己制定的,关于继任总统问题,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在一张名单上,藏之金匮石屋,俟总统死后取出来,在三位候选人中决选一人继任总统,这意思是避免大家竞争。金匮石屋的钥匙有三把,由总统、总理、参议院长各执其一,三把钥匙中需要有两把配合起来才能把“石屋”打开。
当袁说出“约法”两字而大家都感到茫茫困惑的时候,袁克定抢着补充一句话:“金匮石屋。”大家把脸转了过来看袁,袁则似点头非点头,口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袁死后大家打开石屋一看,总统继承人的名单上写着三个名字,顺序排列是:
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祺瑞这个名字原来写的是袁克定,袁克定也知道这回事,所以才提议“金匮石屋”。怎知袁病重时却瞒着儿子改为段祺瑞,而袁克定还蒙在鼓里。袁为什么要在死生俄顷之际修改名单呢?是不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这是袁高明之处,他知道他已众叛亲离,还要人拥立他的儿子,岂不是痴人说梦,而他的皇帝位子都保不住,怎能还有家天下的思想。在他最后一段政治生命中,他一手建立的北洋军系对他都不忠顺,他怎敢希望北洋诸将会拥护他的儿子!所以他死前及时把袁克定改为段祺瑞。
袁虽是6月6日清晨去世,但不省人事则是6月5日,6月5日这天正是阴历端午节,由于袁被人称为癞蛤蟆,于此遂又得一证明,因为俗语有“癞蛤蟆难过端午节”。
袁断气时,家人环哭,哭得最不悲痛的,是袁克定,因为袁克定关心的是金匮石屋中的总统候选名单。
袁死后北京政府特派曹汝霖、周自齐、袁乃宽为大丧典礼承办员,丧礼条目凡十三条,奠祭事项八条。
丧礼议定条目:(一)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出殡日下半旗一日,灵榇驻在所亦下半旗,至出殡日为止。(二)文武官吏停止宴会二十七日。(三)民间辍乐七日,及国民追悼日,各辍乐一日。(四)文官左臂缠黑纱二十七日。(五)武官及兵士于左臂及刀柄上缠黑纱二十七日。(六)官署公文封面、纸面用黑边,宽约五分,亦二十七日。(七)官署公文书盖用黑色印泥二十七日。(八)官报封面亦用黑边二十七日。(九)自殡奠之后一日起,至释服日止,在京文武各机关,除公祭外,按日轮班前往行礼,京外大员有来京者,即以到日随本日轮班机关前往行礼。(十)各省及特别行政区域,与驻外使馆,自接电日起,择公共处所,由长官率同僚属,设案望祭凡七日。(十一)出殡之日,鸣炮一百零八响,官署、民间均辍乐一日。京师学校均于是日辍课。(十二)新华公府置黑边素纸签名簿二本,一备外交团签名用,一备中外官绅签名用。(十三)军队分班至新华门举枪致敬。
大丧典礼奠祭事项:(一)每日谒奠礼节,均着大礼服,不佩勋章,左臂缠黑纱,脱帽三鞠躬。(二)祭品用蔬果酒馔,按日于上午十时前陈设。(三)在京文武各机关,及附属各机关,每日各派四员,由各该长官率领,于上午九时三十分,齐集公府景福门外,十时敬诣灵筵前分班行礼。(四)单内未列各机关,有愿加入者,可随时赴府知照,亦于每日分班行礼。(五)外省来京大员,暨京外员绅谒奠者,可随时赴府签名,于每日各机关行礼时,另班行礼。(六)外宾及蒙、藏、回王公等谒奠者,即由外交部蒙藏院不拘时日,先期赴府知照,届时仍由外交部蒙藏院派员接待,导至灵筵前行礼。(七)清室派员吊祭时,应由特派接待员接待。(八)除各机关每日谒奠外,其各机关中如另有公祭者,先期一日赴府知照,另班上祭。
另定移灵办法,并发通告:为通告事。本月二十八日举行前大总统殡礼,所有执绋及在指定地点恭送人员,业经分别规定办法,合亟通告,俾便周知。
计开
(甲)赴彰德人员。(一)大总统特派承祭官一员。(二)文武各机关长官及上级军官佐。(三)文武各机关派员。(四)其他送殡人员。
(乙)送至中华门内人员。(一)外交团。(二)清皇室代表。
(丙)送至车站人员。(一)国务卿、国务员暨其他文武各机关长官。(二)文武各机关各派简任以下人员四员。
(丁)在中华门内恭送人员。文武各机关人员,及绅商学各界。(不拘人数,在中华门内指定地点恭送。)
附服式:凡执绋官员,均服制服,无制服者,准服燕尾服,均用黑领结、黑手套。有勋章大绶者,均佩勋章、带绶。左臂暨刀剑柄,均缠黑纱。其余各文武及绅商,准用甲种大礼服,及军常服,或乙种礼服,学生制服,均缠黑纱于左臂。
6月7日,袁遗体大殓,这位有史以来身兼皇帝和总统的袁世凯,头戴平天冠,身穿祭天礼服,完全一副“大行皇帝”模样。这一天,国务院通令全国上下下半旗志哀,学校停课一天,全国人民停止娱乐一天,文武官停止宴会27天。政府致送袁家属赙仪100万元。
正是这一天,西南各省悬旗志庆,云南、贵州都放鞭炮,全国人民皆大欢喜。这正是南北两地对袁的去世一个尖锐的对比。
6月23日举行政府公祭,由段祺瑞代表黎总统主祭。
6月28日出殡,由居仁堂移灵,舁柩的人由32人增加到80人。举柩时北京城内外各庙宇撞钟101下。黎元洪在新华门向袁柩行了一鞠躬礼。执绋人员是:内阁全体阁员、清室代表和各国顾问,自新华门送到东安门;各国公使由东安门送到中华门。所有的执绋人员,武官着制服,文官着大礼服。沿途军警严密戒备,交通断绝,送柩专车由前门外车站出发时,放礼炮101响。袁柩由前门外车站上车,径赴彰德。
袁的家属在袁的灵柩移出居仁堂时,也搬出了居仁堂。他们搬出时,把所有在居仁堂内可以搬动的东西都搬走了,据统计,光是大箱就有好几口,均由拱卫军兵士押解到彰德去。所以居仁堂变成了空空如也。
袁的灵柩也运返彰德,运柩车沿站都停车接受官员祭奠,所以车行甚慢,直到6月29日才到彰德火车站。
袁死之前,武昌传来一则神话,5月1日大风,东乡招贤镇有龙坠入湖中,粗如巨臂,长达数丈,乌鳞紫甲,怒目强爪。第二天则杳无所见,惟湖水呈深黑色。
薛子奇论袁的失败是由于:
用杨度而天下之政客走开,用夏午诒而天下之幕府走开,用段芝贵而天下之军人走开,用梁士诒而天下之理财家走开。
章太炎论袁的失败是由于:
袁之败由于三人反对三人:梁启超反对杨度,张一麐反对夏寿田,雷震春反对蔡锷。
袁死后,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有《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一文,大隈是有名的日本侵华野心家,不过这篇文章却颇有可以警惕之语,其中吊袁世凯一段节抄如下:
袁氏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蔑视《约法》,自制宪法,伪造民意,帝制自为,冀得遂其非分之望。及云南一呼,全国响应,卒于惊怖忧愤以死。迹其致败之由,盖不外耽于逸乐及修饰文字之二事。然此固中国数千年之习惯使然,袁氏不悟其非,转欲借此以求侥幸,遂致一败而不可收拾。今者袁氏死矣。虽然,袁氏之死,非仅袁氏一人死生之问题,实中国全国国运兴亡之大问题也,中华民国可不知所自省哉?
第96章 川、陕、粤取消独立
袁生前由于洪宪称帝而和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发生严重的矛盾,特别是袁、段之间的矛盾,几乎达到了快要破裂的程度。可是袁一死,段近水楼台继承了北洋军系的领导地位,他对袁的怨恨也立刻化为乌有。不只没有了怨恨,他还极力地对袁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因为段要以北洋军系正统的继承人自居,他就必须要保全封建的传统,他对陈树藩的优予安排也是基于这个理由。
段的这套手法,就像袁对逊清王朝一样。段一切都师承袁,所不同的是:袁采取了总统制,集大权于一身,以后还想当皇帝;段则采取袁当年所反对的责任内阁制,段以内阁总理而集中事权。他捧黎当总统虽说时势所迫,也是一种很好的手法,因为黎不是北洋派,黎当了总统,北洋派的人都要防他,为了防黎,自然而然只有团结拥段了。
袁世凯之死,只是死了一个北洋派的老祖宗,他的得意门生和化身,却是无数个袁世凯活在世上。
段取代袁而为北洋派领袖后,北洋派便不像袁在世之日那么完整,以后的日子是北洋派逐渐走向分裂的局面,首先是直系和皖系,以后是南北战争,北与北战争。这一幕历史很像东汉末年董卓死后,他的凉州军阀们纷争的局面,它留给人们是无比的恶劣印象。倘若民国初年没有这一幕,而是蓬勃建设,中国怎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呢!
袁世凯死后第二天,陕西都督陈树藩就宣布取消独立,他发表通电如此说:
袁大总统既已薨逝,陕西独立应即取消。树藩仅举陕西全境奉还中央,一切悉听中央处分。维持秩序,自是树藩专责,断不敢稍存诿卸,贻政府西顾之忧。抑树藩更有请者,独立虽共九省,而袁大总统之薨逝,实在未退位以前,依其职权,究属中华共戴之尊,溯其勋劳,尤为民国不祧之祖。所以饰终典礼,拟请格外从丰,并议定优待家属条件,以表我国民未尽之思。此外关于大局一应善后事宜,恳请随时安示遵行,至深感祷。
他的这个行动,段很满意,认为值得鼓励,于是在6月10日发表命令,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从此陈树藩便成为北洋附属军人了。
陈的取消独立电受到北洋派以外全国各阶层的憎恶,国民党领袖之一的于右任打电报质问陈:
阅公阳电,使人发指。陕西独立,取名护国,自当与西南首义诸省取一致行动。今袁氏朝死,暮即取消独立,且殷殷推袁为共戴之尊,不祧之祖,是则陕西何必独立,独立岂非叛祖?尤异者,请对袁氏饰终典礼从丰而外,又请定优待家属条件,试问袁氏遗产岂少,何待越俎代谋?军兴以来,战地人民死者不下数百万,此等家属,更谁恤之而谁怜之?
第二个取消独立的,是四川都督陈宧,他是于6月8日宣布,并有电给北京国务院,电云:
川省前因退位问题,与项城宣告断绝关系,现在钧座既经就职,宧谨遵照独立时宣言,应即日取消独立,嗣后川省一切事宜,谨服从中央命令。除通告各省外,伏乞训示祗遵!
他之出此也有出的理由,因为他接到黎元洪的策士蒋作宾、金永炎、哈汉章三人发来的密电,以乡谊来劝诱他,现在大总统是湖北人,湖北人应该捧湖北人,如果四川能为西南各省倡导,对当前局势是有贡献的。这些话很能打动陈,何况陈和黎还有一段共事之谊,便是陈未出京前,担任参谋次长,黎则是挂名的参谋总长,黎、陈因为有同乡之私,所以相处甚洽,由于既是同乡又曾同事,陈也觉得应该捧黎的场,所以他未和蔡锷和护国军方面联系,便通电取消独立。
陈这一着却错了。他讨好黎,却不知黎是个无权无实的光杆总统,有实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对陈宧却极不谅解,这是为了陈宧宣布独立时的通电中,亲笔加了一句“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一句话。陈当时卖弄聪明,认为袁垮台已属必然,和袁个人断绝关系并不是和北洋系断绝关系,可是这句话在段看来则完全不可宽恕,段很重视道义的,他对“公”、“私”两字的界限划分得非常清楚。段认为凡是受过袁私恩的人,在公的立场上反对帝制则可,在私的方面叛袁则不可,叛袁是忘恩负义,是北洋系的叛徒,段正以北洋系正统领袖自居,他觉得昨天你可以和袁断绝一切关系,明天何尝不可以和我断绝关系?这种人还可以用吗?这是段觉得陈不可用的第一点。其次是陈之取消独立,不是因为段的促成,而是响应黎元洪左右策士(段认为这些人都是小人)的指使,表示对黎的忠诚,这是叛离了北洋系,更是和段利害冲突的。第三是在交往方面,陈宧过去和段相交甚浅,自陈宧督川后,陈一直是和冯国璋相呼应,冯正是和段争夺北洋系领袖的两大对头。四川未独立前,陈宧和冯国璋亦步亦趋,曾派代表到南京联络,而陈下面的旅长冯玉祥也曾派代表向蔡锷建议,在袁下台后拥冯国璋为总统,蔡对此未表示意见,但曾把这个建议转给西南护国军参考。而陈也秘密向蔡建议,在袁下台后实行联邦制,推冯国璋为联邦总统。陈的这些意见段当然也知道,所以段对陈非常不满。
由于有以上因素,所以陈宧宣布四川取消独立后段对待陈宧并不像对待陈树藩一样,并不派他为四川将军和督理军务,这一来陈的处境就非常狼狈,他因取消独立,自然不能再称四川都督,而北京政府又不给他督理军务,他于是两头落了空。
早在陈宧宣布独立时,袁世凯就在四川放了一把火,他提升川军第一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令他率军进驻成都,驱逐陈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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