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节

　　山西：无力帮助邻省，财政亦无余力。
　　山东：兵力在外交上已有应接不暇之势，即外交平定，亦无力外出。财政上须借债，方能生活。兵力南部尤须请倪、张帮助。
　　奉天：他省有事，可出兵两万。
　　热河：诸事从诸君子之后。
　　吉林：拟仍召集旧议员，解决总统问题。并断言东三省因外交上无余力出兵。如外患上用兵，可出两千。财政樽节，可余十万。
　　察哈尔：无力，仗赖中央接济。
　　绥远：无力，地势上亦不济急。
　　黑龙江：无余力。
　　湖南：为潮流所激，兵力亦不能支，请速设法以挽大局。
　　湖北：（一）保持总统现有地位，以待国会解决。并要求会议如何从速召集。（二）滇事起后所成之军队，如何解散？（三）军队退还原驻地时，可否不令他人进逼。（四）将来退兵，皆由武汉经过，难保不有元年之变，谁能担任？本省兵力虽有余，因党人注视之点，亦无余力外出。财政更无余力，三月后可出兵四千。
　　福建：拥护中央，从三君子之后，仍以国会解决总统问题。
　　上海：地位与各省不同，以冯将军为主体。
　　直隶：从三将军主张，如山东无事，可出兵一千五百人。海军总长代表以总统非国会选出者不承认。
　　宁夏：服从命令。
　　安徽：热心拥护中央。
　　以上是五次会议的综合情况，至于五次会议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第一天，山东代表丁世峄提出袁必须退位的建议，这当然是得到冯暗中支持的。丁世峄是辛亥年首先在山东策动独立的人，筹安会成立前，他曾密呈袁主张改行帝制。湖南代表陈裔时附和丁的建议，各省代表也没有反对，看起来，袁退位问题在南京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已占了极大的优势。不料当天晚上形势为之一变，倪嗣冲带了三营卫队赶来南京，倪本来已派了裴景福为代表出席南京会议，他率领卫队来开会，显然是奉了袁的密令来监视会议的。
　　倪嗣冲抵京后，5月19日参加了第二次会议，他首先发言，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丁世峄站起来反对倪的意见，湖南代表陈裔时、湖北代表冯煦、江西代表何恩溥先后发言，附和丁的意见。倪气势汹汹地问丁说：“你是不是靳将军的代表（这时靳尚未被撤职）？靳将军是拥护中央的，你为什么私通南方？”陈裔时代丁解释说：“不是不拥护中央，而是君子爱人以德，也是为了袁大总统。”冯煦、何恩溥也随声附和说：“主张退位并不等于反对袁总统，而是为袁总统设想。”倪听了脸也气红了，担任主席的冯国璋一看局面紧张，赶快把话拉开，把会议主题列入“能战始能言和”问题上。
　　张勋的代表万绳栻先一天没有表示意见，这一天却完全支持倪的意见，反对袁退位，因此其他的代表遂不敢对此问题发言，于是会议中对于袁退位问题便做不出结论。至于备战问题，倪与万绳栻询问各省能出多少兵？山东、江西和两湖代表都不则声，同样也做不出决定来。
　　5月20日南京会议举行第三次会议，冯国璋首先声明：“关于退位问题，本会无权表决，应召集国会来讨论决定。”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可是又提不出召集国会的办法。
　　5月21日的第四次会议和22日的第五次会议经过了一再磋商，才决定了丁世峄的提案，且为冯国璋所赞同的办法，通电邀请西南独立五省代表参加南京会议，解决总统问题。
　　倪嗣冲对于和西南五省代表共坐一桌开会讨论是完全不赞成。同时，张勋一心想取得督理江苏军务，内心亟愿把冯赶走，因此便和倪采取同一态度——张、倪联合起来反对冯。
　　南京会议结束后，冯、张、倪联名发表通电云：
　　云南唐蓂赓先生、贵州刘如舟先生、广东龙子诚先生、南宁陆干卿先生、杭州吕戴之先生鉴：华密。天祸中国，自启内讧，战端一开，造成浩劫。已经独立各省，困于杼柚，扰于兵戎，人民何辜，惨遭荼毒。其未独立各省，亦复惧祸无日，望治无期。风鹤频惊，难安启处。同舟相敌，嫌衅日深。夫以我国介列强之间，承积弱之敝，整齐团结，犹虑不遑，岂堪一再摧残，重伤元气。无如举事者之初意，本出于爱国热忱，而现政府之转圜，亦抱定息争主旨，徒以意见隔阂，不能融洽贯通，遂尔背道分驰，乖离愈甚。虽彼此久已停战，而解决尚属空言。军队有枕戈坐甲之劳，商旅有裹足柅车之戒；百业停滞，众议沸腾，内部分攘，国将不国。长此因循不断，险象且百倍今兹。惎我者利用时机，已抉藩篱，而进窥堂奥，骎骎见逼，应付几穷。倘不审度国情，速筹正当办法，惟知谬执己见，日以语言文字相诘难，窃恐辩论方无已时，而主宰之权已不属诸我国人之手。言念及此，心骨皆寒。勋、国璋、嗣冲忝荷仔肩，安危与共，值此存亡呼吸，何容坐视沦胥。昨经电约十五省将军、巡按使，遣派全权代表，到宁迭次开会讨论，佥谓今日时局，当以救亡为前提，顾非统一，则无以救亡，非联合，则难期统一。第推测外界之情形，轸念人民之苦痛，联合统一之道，自以和平为先。至于总统问题，关系国家存亡，既非五省片面所能主张，亦未便以十五省之心理为依据，亟宜研究妥善办法，以救危亡。今拟指定南京为集议地点，由五省选派政治法律专家为全权代表，或五省共派数人，或每省各派一二人，订期来宁，与十七省代表公同研究，议决实行。勋等讨论告终，业已全体一致，欲挽目前之倾覆，宜视事实为转移。五省果具同情，当不坚持异议。中央宣言救国，尤必曲谅苦衷，并力图存。时乎不再，用特通电布闻。接电后请迅速电复，并派定代表来宁，曷胜翘企。张勋、冯国璋、倪嗣冲。
　　张勋并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云：
　　据敝处代表回徐报告，此次江宁之会，冯上将军于第一次会议提出三项问题；第二次会议时，业经各代表依次宣言，知各省军民长官，多数皆以拥护中央，保存元首为宗旨，是退位问题，已属无可讨论。且由冯上将军主张，欲求平和，非先以武力为准备不可；所有应备军旅饷项，并经各代表预先分别担任，冯上将军并以前敌自认。敌忾同仇，可钦可敬。惟湖南代表有爱人以德之言，迨经倪将军详言辩诘，则亦无词置对。足见公论所在，断非个人私见所能违拗。不意第四次会议时，鲁、湘、鄂、赣诸代表，竟于议案范围以外轻遽发言，或以外人逼胁为言；或以用兵困难为说，辗转波折，故甚其辞，几将前经公决议定铁案，一概抹煞，重行讨论。显见受人播弄，暗中串合，故与南方诸省同其声调，必非该本长官所授本意。况靳、汤、王、李诸将军，公忠体国，威信久孚，或军当困难，百折不回；或地处冲繁，一心为国。勋处屡接来电，莫不慷慨淋漓，令人起敬；而该代表竟敢擅违命意，妄逞言锋，实属害群之马，允当鸣鼓而攻。虽现在电致南方各省，令派代表到宁与议，复电能否依从，尚难遽定。而我方内容，则不可不加整饬，以求一致。诚以退位问题，关系存亡，非特总统人才难于胜任，即以外交、军政、财政而论，险象尤难罄述，如果国本轻摇，必沦胥俱尽；即使南方各省，果派代表到宁与议，亦当一意坚持，推诚相告，必不见听，即以兵戎。倘内容不饰，先馁其词，则国家之亡，有可立待。用此通电布告，愿我同胞，共相砥砺。设有非议此旨者，即以公敌视之可也！临电迫切，无暇择言。勋。有。

第92章陈宧求和与四川独立
　　四川的北洋军都不肯替袁出力死战，士气也很低落，因此在战线上袁军虽压倒多数，超过护国军，可是只能打成一个平手，除了陈宧和蔡锷有信使互通款曲外，冯玉祥也曾先后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决心响应起义，愿意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他主张袁下台后推举冯国璋继任总统。蔡叫冯先劝陈宧宣布独立。张敬尧也有信给蔡，申述个人的主张，表示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蔡也是叫他宣布独立，用行动来证明。他回答说要集合各军代表在泸州举行一次会议，以求一致。
　　陈宧请蔡锷停战书如下：
　　云南此次起事，全国皆知，原由爱国起见，并无丝毫个人恶感。兹者帝制经已取消，公等目的亦已达到，而大局尚岌岌不可终日，凡以国事为前提者，即当设法维持。蔡公爱国达士，想亦与表同意。兹请通示前敌，暂行停战，以便双方讨论善后办法。敝处亦当分示北军长官，立即停战。素仰我公大公无私，谅能不趋于个人感情作用，有以教我。其余详细办法，已面嘱敝处代表，亲赴台前，面述一切。
　　蔡锷复陈宧书：
　　敬诵大函，得领宏教，不胜钦佩。所云此次云南起事，特为护国起见，诚然诚然。当时锷等以为起事之后，可用军事上之态度，表示国人反对帝制之意。如袁氏而良心不昧，即当俯从民意，中止帝制行动。讵料袁氏并无悔祸之心，竟又调派大军南下，以实行武力压制。以为如此，则真正之民意，可以被其压倒，而帝制可成功。因此致令生民涂炭，将士丧亡，举国骚然，四民失业。袁氏岂能辞其咎耶！及见人民反对日烈，帝制终无成功之望，始不得已勉行取消。论者以为袁氏至此必能退位以让贤者，乃复尸位不去，此非吾人所能解者。试问袁氏居此失败地步，能否掌执国家大权，操纵如意。即使能之，又试问袁氏尚有何面目以见国人。今姑将道德廉耻暂置勿论，又试问当此纪纲法律、对内对外之威信，荡然扫地之秋，袁氏焉能举国中之有才有德者以供其指挥耶？袁氏独行五年于此，试问成效何在？据吾人所闻，袁氏屡次布告国人，自谓当初不欲再入政界，因辛亥时迫于公义，国人之请，不得已始出肩任国家大事，以尽爱国爱民之苦衷。兹者举国国民，同声要求袁氏退位，为袁氏计，亦只有自行卸职之一途，始不与其所谓爱国爱民之宗旨相抵触。否则帝制今虽取消，焉知将来不死灰复燃。请问我公果有何等担保足以取信国人耶？或者以为袁氏退位，不免有新发生之竞争，致使国家趋于危境。锷则以为大谬不然。袁氏果能退位，继位问题不当以武力解决，应以法律解决之。《约法》不云耶，若遇总统退位，则其责任职权，当以副总统继续肩任。袁氏果去，则黎副总统照法律上应继其后。同时应按《约法》，召集国会，另行选择正式总统，当不至生若何纷争也。
　　北京政事堂亦有电给护国军，请求停战。电云：
　　急。永宁毕节探送蔡将军、云南唐将军、南宁陆将军、贵阳刘护军使鉴：顷帝制发生，实非元首本意。当日群言蜂起，元首尚认为不合时宜。乃中外有力之人，群相推戴。诸公亦同在赞成之列，勉强承认，并未正位。滇省发难，致动干戈，元首既有罪己之文，吾辈亦负罔上之责，即诸君以为共和不宜改变，初亦可直言无隐，弭患无形，迨事发而舒之以兵，已伤国家元气。大总统不忍生民之祸，且深体诸君维护共和之忱，下令撤销，痛自引咎。在诸君目的已达，帝制永无复活之期。而外顾大势，内顾民生，渔利纷乘，哀鸿遍野，阋墙御侮，正在此时。若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诸君明达，当不其然。务望诸君罢兵息民，恢复原气，则中外舆论，亦以为诸君大公无我，确有诚意捐除成见，自感召天和。若于撤销帝制之后，逞忿不已，相持太急，祸及同根，则非特拥护共和之功不能建，恐亡国之祸亦将随之。辛亥以还，八方云扰，危者复安，伊谁之力？此是平心之论，非阿好之言。禹、汤圣人，不免罪己。诸君宁不念国际地位，人民惨状，而忍忘同舟共济之义，蹈抱薪救火之讥乎？傥必张脉偾兴，不为平情酌理，则瘠牛愤豚，惟力是视。为丛驱雀，为虎作伥，诸君又何利焉？国之存亡，匹夫有责，转祸为福在诸君一念之间耳！国势不可再沦，民心不可再涣，唯诸君实图利之！政事堂统率办事处。
　　蔡锷复北京政事堂电：
　　帝制撤销后，二庵派员持条件来商，首言仍戴袁项城为总统，再以他条防微杜渐，冀可从速弭祸，维持调护，深佩苦衷。国势至此，若可以宁人息事，万不忍再滋纷扰。耿耿此心，尽人而同。惟兹事体大，有应从长计议者。以法理言，项城承认帝位时已有辞退总统之明令，是国会选举之效力，已无存在。此时继续旧职，直无根据。世岂有未经选举之总统，此而囫囵吞过，尚复成何国家？以情势言，项城身为总统，不能自克，及承认帝位，又不能自坚。一人之身，数月之间而号令三擅，将威信之谓何？此后仍为总统，纵使指天誓日，亦无以坚人民之信。则种种防闲之要求，自为理所应有。上下相疑，如防盗贼，体统何在？政令难行，此征诸内情而决其不可者也。（中略）故以二庵条件，分头电商滇、黔、桂、粤各省，皆严词峻拒。海内外名流函电纷驰，语尤激愤。人心如此，项城尚何所恋乎？今有识者，皆谓项城宜退，遵照《约法》，由副总统暂摄，再召国会，依法改选。此时更公推东海（徐世昌）、芝老（段祺瑞）、华老（冯国璋）分任枢要各职，于法理事势，两无违碍。计今日大事所赖于项城者，黄陂、东海、芝老、华老诸公亦优为之，其致疑于项城者，黄陂诸公举皆无有。是项城退，万难都解。速弭祸乱之法，更无逾于此者。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缅怀让德，常留国人不尽之思。追念前功，犹为民国不祧之祖！若复眷恋不决，坐待国人尽情之请，彼时引退，则逼迫强制，终累盛德。不退则再动干戈，又为戎首。二者必居一。于此为国家计，为项城计，并恳诸公合词规谏，勿昧先机。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惟诸公鉴察。
　　陈宧和蔡锷在磋商停战时，也交换对大局的看法，陈主张袁下野后采行联邦制，在冯、段、徐三人中推选一人为总统。同时他认为目前对峙的僵局，不是北洋军和护国军的问题，而是袁个人和护国军的问题，袁是可以打倒的，而北洋派仍是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所以如果此时护国军对袁的压迫过分，迫使北洋派因要争面子而与袁重行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反对派，则是一件失策的事。所以陈建议暂时保留袁的总统以稳定北洋派，以待袁被北洋派的遗弃，因自袁洪宪称帝后，他已一天比一天和北洋派分家了。他的这个见解，当时很多人都有同感，所以当陈宧和蔡锷进行地方性的停战议和谈判时，他向蔡也曾提出维持袁的总统地位这一条款，这当然不为护国军方面所接受。
　　蔡则劝陈宧先宣布独立，陈表示有困难，事实上也真有困难。四川的部队庞杂，有地方部队，也有北洋部队，陈本人无力统御，事权不一，自己没有可用之兵，不过所有在四川的袁军都有一个共同的厌战、畏战心理，不希望再打下去。因此陈宧向蔡锷提出停战的原则，把政治问题留待以后再商，先行停战一个星期，自3月31日到4月6日，由陈宧派旅长雷飚赴永宁和蔡总司令接洽，叙府方面袁军亦托美国教士到横江向刘云峰梯团长要求停战。在停战的一个星期中，蔡锷规定了停战规约四条：
　　（一）两军暂守原线，无论大小部分不得乱出部哨外袭，倘如违约冒进，格杀无论；
　　（二）军使及信差出入，以两军高级长官所指定之道路为限，军使除特别许可外，以两地为限，但不得携带军器，军使以两尺见方之白旗为标帜，如军使无故图害者，依刑律治罪；
　　（三）凡有着军服携带器械，徘徊于两军步哨线之内者，准予射击或擒捕；
　　（四）此次停战自四月七日起到五月六日止。
　　5月6日期满后，又展期一月，由5月7日到6月6日。在这期间陈宧先将叙府让出，由护国军进驻。
　　陈宧虽然受袁特达之知，可是他在四川也有他的苦恼，他和北洋系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第一：北洋系的军人们把陈看作外围，北洋大门开了陈宧在门内，北洋大门关闭的时候，陈宧却在门外了，这就是把陈不当作自己人看待；第二：洪宪帝制的新贵们也没有把陈当作自己人，陈在四川，对北京帝制活动几乎完全未参加；第三：当陈在北京拜受新命时，袁曾面许陈，不久即派陈总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军事，可是在他上任后不久，袁就派河间人张联棻为陈的参谋长，以取代湖北人刘一清，这就是说明袁对陈并不放心，所以派一个与陈毫无关系的人来做他的参谋长；第四：袁决定对云南用兵后，乃派曹锟督师入川，任令发表时，陈一点也不知道，在陈心中自然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自己在袁皇帝心目中已经不够亲信了，即使打退了护国军，四川将军一席也要拱手让给别人。由于那么多的矛盾，陈宧这时心情的苦闷和不安是可以想见的。他曾对他的亲信左右说：“松坡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他已经举义，自有他的布置，听说老头子（指袁世凯）也有彼直我曲的表示，看起来云南举义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
　　因此，自护国起义后，陈所表现的，是消极应付态度，蔡锷因为和他是好友，所以曾打电报劝他响应独立，陈答复是：“事权不一，环境困难。”陈无论公私函电和谈话，对蔡锷始终保持一种“似友非敌”的态度，从不攻击蔡或谩骂蔡。
　　陈对蔡似友非敌，对袁则不拥不反，他不反袁，是因为有“受恩深重”的观念，不拥袁是因为袁已把他当作外人。
　　陈的参谋长刘一清被袁派张联棻取代后，先任高等顾问，不久又派为前敌总指挥，成都全城文武官员饯之于城外望江亭。望江亭因有薛涛井而出名。四川将军署秘书胡鄂公独不参加，胡在四川组织反袁活动，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天晚上陈宧在将军署和幕僚们谈天，胡忽然走来向陈告别说：“二先生，我明天回湖北了。”陈说：“怎么？你也要辞职吗？”胡说：“息影家园，耕田课侄，免得将来变成一个为虎作伥的人。”陈为之默然。有顷，陈把胡拉入房内，用手往后面一指，凄然说：“我只有一位老母，一个残废儿子。天晓得，我如果为一人一姓的臣仆，他们……”说至此已经泪下不能成声了。胡说：“今天不是已经派兵去打蔡锷了吗？”陈说：“我的兵力共有三个混成旅和一个卫队团，除伍玉亭（祥祯）而外，都不可靠。你的意思很好，明天找几位同事开会谈谈。”第二天，胡与将军府秘书张轸、邓文瑗（蓝天蔚岳父）、何积祐（何子贞之孙）等在陈的小书房开会，陈说：“北京城玩的猴戏，老头子也觉得有名不正言不顺之感。松坡沉着知机，不是轻举妄动之人，我们目前有三条路：一立即宣布独立；二先疏通川军第一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周骏和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然后独立；三派人先联络冯华甫、汤铸新再发动。”大家赞成走第三策。
　　陈宧打算脱离袁，其步骤很稳健，他派秘书胡鄂公到湖南和南京试探一下湖南的汤芗铭和南京的冯国璋态度如何。
　　5年2月10日，胡鄂公由成都出发，昼夜兼程，三天半走了1020公里的山路到重庆，改乘小船，历时四天到了宜昌，再转船前往汉口。抵汉口后和陈裕时、黄保昌、王孝贞相晤，大家商议如何窥探汤芗铭的态度，推陈裕时赴长沙访汤，因陈和汤私交颇厚也。
　　陈抵长沙后，径赴将军署谒汤，汤在大客厅接见陈，陈谈到云南独立讨袁，以及四川和南京一般空气，只见汤灰白的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一会儿猛吸纸烟，一会儿又站起来绕着檀香木的桌子打磨磨转，久久沉思，不发一言。汤芗铭在湖南杀人甚多，翻面无情，有“汤屠户”的诨号，陈素知汤毛病，见了他这个模样，吓得魂不附体，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急忙打退堂鼓，赶快转圜说：“铸新，我们是无话不说，听不听由你，你不欢喜这些话，只当驴鸣、犬吠如何！”汤一听陈这话，才“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慢吞吞地说：“你好不好到上海找大家兄一谈！”
　　提起汤芗铭的大哥也是个著名人物，他就是辛亥武昌起义时担任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自云南倡义以来，汤化龙不断有电报给汤芗铭，劝他独立，而汤芗铭却犹豫不决，他的困难是——一方面是君恩深重，一方面是手足情长，使他左右为难。他在湖南虽有励精图治之心，可惜杀戮过重而失去湘人爱戴。
　　陈裕时有了这句话，于是赶回汉口报告了胡鄂公，胡乃转程先赴南京，找到了冯国璋的女婿陈之骥，联合冯国璋侄儿冯家祐，由他们陪胡往见冯。胡以陈宧代表身份表示陈是唯冯马首是瞻，冯却不做正面答复，只是顾左右而言他。冯这时处境当然很困难，无论从道义上或是情感上要他宣布反袁，是不可以的。这正如袁当年始终不说反清的话一样。
　　可是当胡和冯多见几面，倾谈投机后，渐渐地冯也大发牢骚，他说：“项城左右都是狐群狗党，逢君之恶的人。真正爱护他的部属反而排之门墙之外，像我今天处境如此困难，就是因为项城把我冷落一边。你可知道项城的来历吗？”冯乃提及西山十戾和书僮献茶的故事。胡这时乘机说：“二先生（即陈宧）和我约定，只要上将军（指冯国璋）同意，由上将军署发一密电，他就宣布独立了。”冯把桌子一拍，像是下了极大决心地说：“你的电报呢，拿来我替你发好了。”
　　胡发了陈宧的电报后，乃赴上海和汤化龙见面，把陈裕时赴湘的经过向汤详陈。胡说：“二先生的独立已不成问题，四先生（指汤芗铭）不独立太不成话，大家都是湖北人，湖北人不能不争人格！”汤化龙听了很同情，连声说：“真是不成话，到了这时候还如此糊涂，我把你在南京接洽的经过情形打电报给他，不怕他不独立。”
　　当南京会议在吵闹不休的时候，四川起了变化。前面曾说过，陈宧和蔡锷两人关系，似敌非敌，似友非友，两军相峙的局面是不战不和，似战似和。从3月下旬起陈和蔡就是停战，而陈认为他不能贸然倒袁，他和袁的关系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袁拔识他为四川将军，叫袁克定和他拜把兄弟，他离开北京时又令军政要人举行盛大欢送，这都让陈受恩深重；但陈也知道袁这些手法都是奸雄笼络人的手法，何况如袁和唐绍仪那么深的关系，一翻脸就成仇，如袁和赵秉钧那么厚的关系，最后赵却死得不明不白，则陈宧的分量在袁心目中又何如呢？陈不是轻举妄动的人，他需要联络江苏的冯国璋和湖南的汤芗铭以为呼应。4月间，冯的态度已经日趋明朗，且发出了劝袁退位的铣电，因此5月3日他便打电报给袁说：“元首若允退位，其优待条件当与各疆吏力争。”
　　这时，不但冯国璋主张袁退位，段祺瑞也表示赞成。段根据陈宧的建议拟定了优待袁的办法六条：一、往事不追；二、公民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居住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应有的尊敬；六、民国政府给以岁费十万元。袁看了这些条件，还伪装不在乎的样子说：“好，很好，我退位不成问题，你们哪一天商定了善后办法，我就哪一天搬到颐和园去休养。”
　　5月22日陈宧把几天前已拟好但未发出的电报发了出去，这是迫袁致死的最重要一份电报，略云：
　　宧于江日径电项城，恳其退位，为第一次之忠告。原冀其鉴此忱悃，回易视听，当机立断，解此纠纷。乃复电传来，则以妥筹善后之言，为因循延宕之地。宧窃不自量，复于文日为第二次之忠告，谓退位为一事，善后为一事，二者不可并为一谈，请即日宣告退位，示天下以大信。嗣得复电：则谓已交由冯华甫在南京会议时提议。是项城所谓退位云者，决非出于诚意，或为左右群小所挟持。宧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宧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这个电报是邓文瑗起草的，“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一语是陈宧加进去的。陈认为这表示只与袁断绝关系，而与北洋派没有断绝关系，其实这句话不仅画蛇添足，而且断送了陈宧，想不到这个聪明人却因玩弄聪明而自误。因为北洋系的继承人段祺瑞认为陈宧这句话太无心肝，恨之入骨，欲得之而甘心，幸别人缓颊始止，终段之世，陈不见用，在天津空困终老。
　　陈改称四川都督，任刘一清为参谋长，以修承浩（蔡锷所保）为民政厅长，胡鄂公为四川宣慰使，熊克武为招讨军总司令。陈独立后，冯玉祥一旅开回成都，有电致曹锟云：“军队皆国家之军队。现在川省业已独立，我辈只有听命于陈公，以尽军人之天职，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古训昭然，岂可忘忽。”
　　陈宧与袁断绝关系一电被认为是袁的送终电，袁接到这个电报后竟气晕了过去，当他醒转来时，脸上红得像炭火一样，眼中流下了几点英雄末路的眼泪，口中喃喃说：“人心大变。”他把梁士诒召入公府，把陈电给梁看，一边说：“二庵厚爱我若此，夫复何言？君为我电复，决意退位如何？”梁没有则声，袁乃亲自动笔写了一电发出：
　　昨见松坡致黎、徐、段电，请劝我退位。公谊私情，感佩交集，但尚未悉我心，我厌问世，几不愿一朝居，再商诸重要诸公，担任善后，佥以兹事体大，且难轻放，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即有亡国之祸。我年近六十，艰难万状，尚有贪念，愚不致此。我志已决，退位不成问题，所当研究，惟在善后，政府诸公，讨论多日，仍无结果。如不顾善后，撒手即去，危亡立见，实不能忍心至此；且亦无术足以自拔。目下要点在速筹善后之策，但有二三分抵担，不致立见危亡分裂，退位一议，即可解决，务望切商政府，速定办法，力担责任，期早定局！希即熟筹，共同磋商如何？务祈严守秘密！电未尽言。
　　陈宧对袁的背叛，是袁最受打击的。自洪宪称帝后，袁日趋孤立，众叛亲离，然而陈宧是袁最新提拔和亲信的人，陈竟敢和他个人断绝关系，因此他越想越气。5月24日再发表一项申令，痛斥陈，大有食其肉，寝其皮之慨，令文云：
　　据四川将军陈宧通电内称：“江电恳大总统退位，乃复以妥筹善后为因循延宕之地，文电请即日宣告退位，又以交南京会议时提议，是退位非出于诚意，因与大总统个人断绝关系”各等语。本大总统之职位，由于全国国民选举而来，其应行离职各节，《约法》定有专条，固非一部分军人所当要求，倘此端一开，则继任大总统者无论何人何时，均得借端纠合数省军人举兵反抗，要求退位，恐变乱无已，将酿成墨西哥更张争夺之惨祸；凡稍有人心，略知爱国者当不忍出此。所请与个人断绝关系事，现属大总统地位，不能将予及大总统分而为二，亦犹之陈宧未经开缺前，亦不能将陈宧及将军分而为二也，予现仍属大总统职位，照《约法》代表中华民国，与予之个人断绝关系，此非巧弄文词所能掩其事实，蔑其法理……惟本大总统之萌退志，早在陈宧等尚未要求之前迭与政要诸人密筹善后办法，佥谓对内对外，关系极重，稍有不慎，危亡随之。初六日接陈密江电，当复以“实获我心，但此间情形，必须布置善后，望速向政府密商办法，切盼！”嗣见陈宧初六日电称：“拟俟征求各省意见，推由冯上将军折衷办理”各等语。续据陈宧十二日来电，转述蔡锷电文，并请早日宣告，适冯国璋等在南京约同十省代表讨论大计，陈宧曾请推由冯国璋折衷办理，自应并交提议。乃复陈宧江电，令其速向政府密商办法，切盼。而陈宧并不从速商办，反谓为因循延宕之地；陈宧自请折衷于冯国璋，而又谓退位非出于诚意，矛盾其词，随意变幻，遂借口断绝关系，殊不可解。予德薄能鲜，又日感困苦，极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心。但各省征军数逾十万，而沿江中外商侨麇集杂处，在在均须防护，尚有多数省份意见参差，各持极端主张，险象四伏，原因复杂，若不妥筹善后，不顾而行，必致破坏分裂，恐扰乱倍蓰于今日。予徒博高蹈之名，使国家受无穷之祸，固非我救国之本愿，尤自觉难以对我国民，故视善后布置为国家存亡之关键，不得不切实筹商，一有妥善办法，予即远引休息，得卸艰钜，讵非生平之大幸！……十五日南京各省代表讨论大计，曾于是日电饬冯国璋等切实讨论，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善办法，各负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迄今尚未接复。总之，一人之荣辱甚微，国家之利害极重，本大总统素以救国为前提，在位一日，当尽我一日之责任，断不敢逞一己之意气，徇一己之名誉，致国家受绝大之危险。事后自有公论，亦不顾毁誉于一时，而恬退之志，本诸素怀，断无丝毫贪恋之心。陈宧远在成都，情形隔膜，不知善后关系极重，殊为痛惜！已有令饬来京筹商善后，着即迅速启程，勿稍延缓。此令。
　　同时，袁下令任命重庆镇守使、四川军第一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陈宧的正式独立布告全文如下：
　　四川都督陈，为出示通告事：照得帝制发生以来，川民陷于水火之中，无所控诉，至为痛心。本都督前曾一再电请袁总统退位，并宣示必达目的之决心，冀得和平解决，免生民再蹈兵戈之苦。此本都督之苦衷，中外所共谅也。乃迁延至今，迄未得明确之答复，是袁氏不念川民之疾苦，且先自绝于川。本都督因民之不忍，不能不代表川人与袁氏告绝，于二十二日通电京外，正式宣布与北京袁政府断绝关系。袁氏未退位以前，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并依照民国元年官制，废除将军名号，改称都督，即由宧暂任都督之职。至于地方安宁秩序，由本都督责成各该地军民长官，力任保全之责。俟新任大总统正式选出，本都督即举川省以听命，并于其时解职归田，还我初服。皇天后土，实鉴我衷。为此示谕川省军民，各安生业，万毋自相惊扰，贻害地方。切切特示。中华民国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事实上在此以前，陈宧和蔡锷在军事上已经密切策应，所以5月20日蔡即命令梯团长刘云峰率何支队开赴叙府为陈宧支援，以便陈宣告独立。21日蔡再电告刘、雷两梯团，令其归陈宧指挥调遣，以助其独立。迨22日陈宧正式宣布独立后，驰电蔡锷，以自身所部力薄，乞予支援。蔡接电后除令刘梯团入驻叙府，雷梯团入驻自流井外，并派熊克武、郑英所部义勇队分驻富顺南溪。
　　24日蔡锷电陈宧云：
　　川既独立，则泸、渝各要地断不容有袁军横梗其间，自应设法处置，或令其去逆效顺，与我取一致之行动；或照滇、桂对付龙军之法，勒令缴械，资遣回籍，二者不行，亦惟有加以惩创后再行相机区处。现在×伍李三旅能否用以击曹？川军各部队能以对袁军作战者其若干？滇、黔之师如对渝、泸作战，尊处能派若干部队助战，或只能派兵威胁，遥作声援，现在川军及应伍李各旅心理若何？当能用命否？均希详细见示。
　　四川虽有陈宧独立，然而并不见得就太平，因为袁令周骏为四川将军，周骏奉令即行，率兵西犯，进抵资州，陈宧派冯玉祥一旅的杨团予以抵御，蔡锷亦派左翼纵队合力进剿。
　　另一面，袁党的张敬尧仍是一支有力量的军队，因此蔡不断电张，促其率部宣告与袁断绝关系，一方面请唐继尧继续增援部队和军火。张敬尧复电告蔡，拟召集袁军各代表在泸会商，俾求一致行动。蔡因此更加警戒以防张的变卦。

第93章段祺瑞组责任内阁
　　袁从来不放心任何人，他大权总揽，遇事躬亲，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独裁者。在他垂亡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陷于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这才请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来共撑危局。他请黎每天和他一块儿办公，意思是要培养黎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来接替他的地位，使他可以放心地告老还乡，钓游洹上；他把政治方面的一切交给徐世昌，由徐全权负责；又把军事问题全权付托段祺瑞。
　　然而，不管袁是真心或是假意，这一切都嫌太迟了，黎根本和他貌合神离；徐世昌虽然位高望重，但对北洋军系或是南方的反袁运动完全不发生影响；只有段祺瑞还在北洋军系中有极高的威望，南方护国军方面也把段当作一个实力派来看。
　　5年4月22日，徐请辞国务卿，他仅仅做了一个月的冯妇，就辞职前往河南辉县水竹村做“挂冠诗人”去了。
　　23日，袁发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陆徵祥为外交总长（不久陆退休，由曹汝霖兼任），王揖唐为内务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不久孙亦不干，乃由周自齐继任），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张国淦为教育总长，金邦平为农商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王士珍为参谋总长，庄蕴宽为审计院长。
　　段奉命于危难之际，其处境和辛亥革命后袁出而组阁时一样，他要求变更政事堂而成为真正的责任内阁。袁是个老狐狸，他在表面上完全接受了段的意见，发表申令说：“依照《约法》第二十一条，制定政府组织法，树责任内阁之先声。”可是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段这时候态度很坚决，他宣称如果没有实权他就不干，袁这才被迫于5月8日下令，废除政事堂，恢复国务院。
　　段的第一步目的达到，就要求第二步，他请求撤销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袁在这个呈文上批了一句：“君能每日到部办公乎？”段又请求让陆军部接收模范团和拱卫军，袁来个相应不理。袁这时看出段所走的路完全和自己当年对付清朝一样。
　　段组阁后不久，他接到梁启超一封信，略云：
　　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
　　然而段是袁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虽然不满意袁，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对袁是“受恩深重”。他是个十足的旧中国军人，因此认为自己出面倒袁是万万不可以，他需要护国军来打倒袁，然后自己以北洋军系领袖的身份来对付护国军。他知道在此以前是袁一个人和护国军作战，所以护国军能居上风，如果护国军和整个北洋系作战，护国军不一定会居上风的！
　　袁、段之间在这最后关头仍旧不能谐和，不愉快出在国务院秘书长身上，段一天也离不开他的得意门生徐树铮，他想用徐为国务院秘书长，但因为徐是袁最不欢喜的人，所以段怕当面和袁谈此事时弄僵了，乃转托王士珍。王是个阅历很深的黄老派，他当然也知道袁讨厌徐，又不便对段推辞，乃来一个“拖”字，拖了几天没有下文，段忍耐不住，乃请张国淦代他向袁提出。张碍于段的拜托，乃去见袁，轻声地对袁说：“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个院秘书长。”他的话才说完，袁的脸色就沉了下来问：“他想用谁？用谁？”张一看情形不妙，可是总统如此追问，只好勉强地说：“想用徐又铮（徐的别号）以资熟手。”袁的脸色更难看了，恨声地说：“真是笑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然而袁气尽管气，当前情况不是闹气的时候，所以又自己转弯，平下脸色对张国淦说：“你去告诉芝泉（段的别号），徐树铮是军事人才，就叫他再任陆军次长吧！”张国淦是知道段曾托过王士珍的，这时王士珍也在座，他偷眼望了望王；只见王脸上毫无表情，就好像完全什么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王真有道行，不愧是“北洋三杰之龙”。
　　张从袁处出来，立刻就去见段，他当然不把袁那些难听的言语和难看的脸色告诉段，只把袁要徐树铮做陆军次长的话讲了出来。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见段猛地把桌子一拍，随手把衔在嘴中的烟斗使劲地扔在地板上，脸色的难看超过了袁，大声地说：“怎么，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吗！”段这时虽然走袁辛亥年的老路，然而形势上却不如袁，所以他虽然取得责任内阁的虚名，结果连国务院秘书长都不能派，仍是袁指定的王式通担任秘书长，不过折中办法由徐树铮为帮办秘书，就是副秘书长。
　　这一幕历史重演来得太快了，辛亥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四面楚歌，草木皆兵，面临垂亡之顷，明明知道用袁世凯是等于吃毒药，然而却不得不饮鸩止渴。不到五年，袁在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他，旧部纷纷叛离他的危急关头，也不得不起用段以求渡过难关。袁何尝不知道他的这个老干部已经学会了他的本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当然是有戒心的：我只是请你来解我的围，不是请你来篡我的位。辛亥年我接收清政府的兵权，现在你想接收我的拱卫军和模范团，辛亥年我向清政府提出责任内阁的条件，而现在你也向我提同样条件，你真是“孔夫子门前卖文章”。
　　在袁危急存亡关头，段颇想另有作为，大干一番，想不到上台所办的第一件事，却是加速送终袁的天下，就是下令中国、交通两行停止兑付现金。出这个主意的人是梁士诒，梁是民国初年财政巨头，交通系领袖。段、梁两人本极相投，段上台后，认为收拾袁的残局必先整顿财政，所以找梁请教。梁把当时财政内幕全盘托出，并将中国、交通两行实际情形亦告诉了段。梁说：中、交两行流行市面的钞票有7000余万元，而库存只有2000余万元，放出的商款约2000万元，历年贷给政府的有4000万元，目前如果要维持应发的军政各费，又借不到内债或外债，则只有增发钞票一途，增发钞票通货膨胀，可能发生挤兑，局面将不堪收拾。段认为巧妇难为无米炊，只有冒险一途，通令停兑，腾出时日，整理兑现。段遂于5月12日由国务院下令：
　　五月十二日国务院令：溯自欧战发生，金融停滞，商业凋敝。近因国内多故，民生日蹙，言念及此，实切隐忧。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行停止兑现及禁止提取银行现款之法，以资维持，俾现款可以保存，各业咸资周转。法良利溥，自宜仿照办理。应由财政、交通两部，转饬中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至各省地方应由各将军、都统、巡按使，凡有该两行分设机关，地方官务即酌派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如有官商军民人等，不收该两行纸币，或授受者自行低减折扣等情，应随时严行究办。依照《国币条例施行细则》第九条办理，一面与商会及该两行接洽，务期同心努力，一致进行。并饬该两行将所有已发行兑换券种类额数，克日详晰列表，呈报财政部，以防滥发。仰各切实遵行。此令！
　　这个命令到上海后，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精明练达顾全大局，立即邀约股东开会商讨应付办法，决定五点：
　　（一）上海中国银行，由股东联合会举定监察员二人，到行监察，合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一切悉照普通银行营业办事。（二）本行所有财产负债，已移交外国律师代表股东管理一切，并随时有查账之权。（三）上海分行钞票，将准备金备足，移交外国律师保管。随时兑现，不得停付，即中央有令他处停止兑现，惟上海仍照向章办理。（四）所有存款，均到期立兑。（五）将来如商家有损失，悉归股东联合会负责向南北政府交涉，归正式政府承认。
　　由于上海中国银行的这一举措，使得上海商场稳定，毫无惊扰，各省中国银行多有效法。
　　中、交两行停兑后，外人多归罪于梁士诒，认为是梁恐怕交通银行周转不灵，乃出此策。又有谓袁想逃走，先将中、交两行现款偷运到国外。总之，这是下策，因为这样一来，民心更散，袁个人和袁的政府信用完全破产。
　　5月29日袁发表《宣布帝制案始末》。这是一篇“大”文章，把变更国体责任诿诸各省公民，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维持共和的人物，是一个容易受骗的老实人。最后袁且威胁说要把各省区军民长官要求改变国体和先后推戴、请早登大位的文电公布。这是袁死前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告，特全文登录如下：
　　大总统告令：据海军总长刘冠雄巡洋回京面称，帝制议案撤销后，群言淆乱，谣诼繁兴，好事者借端煽惑，庞杂支离，请将关于帝制议案始末，明白宣布，以释群疑等语。本大总统前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特发明令，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并以菲躬薄德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引咎自责，不欲多言。乃近来反对之徒，往往造言离奇，全昧事实，在污蔑一人名誉颠倒是非之害小，而鼓励全国风潮，妨害安宁之害大，不得不将事实始末，明白叙述，宣布全国，以息谣煽，而维治安。
　　查上年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先后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以本大总统之权限，虽不当向国民及立法院有所主张表示，然于维持共和国体，实是当尽之职分；是以特派政事堂右丞杨士琦代莅立法院宣言，以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至国民请愿，不外巩固国基，振兴国势，民国宪法，正在起草，衡量国情，详晰讨论，当有适用之良规，是本大总统于国民之请愿，实欲纳诸宪法范围以内。
　　制定宪法程序，既根据民国《约法》，则国体自在维持之中。旋经立法院据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请愿书，建议政府，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以为根本解决。
　　本大总统咨复，以决定宪法为国民会议职权，俟复选告竣，召集开会，以征正确民意；盖犹是以民国宪法为范围之本意也。立法院复据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国公民代表团等再行请愿，开会议决，按《约法》第一章第八条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并议定《组织法》，咨请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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