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节

　　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五千元，然实为起码数，有八千者，有一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五千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八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昨日选举会之表面情形，各报已载，兹不赘。但此外有可述者，则北起西单南至宣外大街，三步一警，五步一兵，又有整队巡行之保安队。象坊桥则自东口至西口，军警夹道排队，上午十一时后，即断绝交通，非赴会者不许通过。城堞上遍立瞭望之兵，众院门前，遍张天幕，无论议员参观人，均准入不准出，入必搜检，女宾用女探为之，惟公使阁员及保津要人不搜。对于议员则备餐两顿（实只吃一顿，因四时半已毕也）。并在众院隔壁之“大中”公寓，设烟榻四，烟枪八，有瘾议员得向吴景濂领通行证，于军警监视之下往吸，而“大中”公寓则除吸烟外，更有一大关系，即甘石桥长安饭店之机关，临时移设其中，阁员全体、津保要人全体，自上午九时始，即至其中，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也。
　　昨日之会，与四日之宪会，连属而来。四日宪会已于二日议定，由议员二十三人分头请不出席者到会，且于出席者，每人给额外津贴二百元，故四日得以成会。昨日暗约不定时开会，足数为度，计包雇汽车数十，有人于午前八时过石驸马大街三号门首，曾见停有三辆，即吴莲炬等拉客之车，十时以后，分头拉人，计临时出发者三十余，各拉一二人回。出时吴景濂亲签通行证，其事由为请人二字，以愚所闻，曾大索王家襄、符鼐升不得，郑人康于午后二时车载盛时、陈家鼎二人来，而抱病之张佩绅、廖宗北、梁善济、易宗夔，则以榻舁至，易不能入场，即持票至场后请其自写，此拉人之情形也。
　　签到人数，六百有零，出席者五百九十，此中有无不实不尽，非局外所能知。吴景濂于甫散会时，即嘱将签到簿密锁柜中，严戒秘厅人员不许漏泄，签到处及会场执事职员，均先期派定，未派者不许在侧，而签到处有许多大选派议员围绕之，有某议员语人，在场人数大约不缺，惟我于同院人之面目不尽熟悉，是否一一正身，则不能出结云云。签到处曾哄数次，参众各有蒙古议员一人，非其人本身，经某蒙古议员指出；山西议员某到，亦经人指出非本人；江西某议员代同乡邹某签到，亦经同乡指出。自彼等言之，可谓异常认真，然此外有无未指出者，则不敢知矣。
　　昨日之未出席者，《晨报》所载为王家襄、黄元操、刘以芬及赣籍二人（其一即符鼐升），但闻王正廷、张我华、焦子静等亦未出席，有苏齐运来之议员三十四人，由浦口特挂专车，预定四日夜一时半到京，但专车到津时，下车者三十人，迄昨晨未来。闻其中苏籍议员杨择、朱溥恩中途脱逃，此逸话也。反直派之活动，昨已无所闻，然前日尚有四千六百元代价之说，但闻拆台之运动者昨固未出席，而连日受暗探之监视甚烈，昨日东交民巷各口，均排列军警，华人出入，异常注意，意者台之不能拆，其以此乎。
　　至于会场之检票员，则大有问题，议员人名之签筒，吴景濂特派专员数人司之，密藏议场后圆楼中，昨日由众院秘长郑林皋抽签，其抽出者皆大选派要人，绝无南下复归者。惟曾抽出参院吕志伊、众院李肇甫，其人皆不在京，改派两人仍大选派重要分子，说者谓此中大有手法也。检票之时，十六人围守，他议员不得上前，废票十二张，内容更无能窥见者矣（十月六日下午一时）。
　　同日《北京报》大选拾零云：大选形势经经纪人之拼命奋斗，一部分拜金议员贸然来归，自命制宪派诸人亦牺牲主张，于四日宪会告成后，当晚即下苦功，召集各政团会议，决定翌早（五日）十点钟大选。一方面发出通知书，一方面鉴于前次流会，更漏夜为缜密之布置，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道口，因防议员出京起见，四日宪会散后，即分布便衣军警防阻，是晚及次早，曾有少数议员欲微服离京，均被截回。众院附近更张天幕六个，院内外均加临时汽灯，准备日以继夜，非达到目的不已。大选当局与摄政阁员复包赁众院左侧“大中”公寓，组设大本营，临时安置电话多具，议员方面除特种关系者自由出席外，其他即由有关系之议员暨军警各一，乘汽车分途为拂解式之迎接，自十点钟以至下午一点钟，汽车尚满街飞跑，好在预约之安系议员袁振黄等十余人，适于是时乘汽车赶到（此辈约定投票领款后，即行离京，不宣布姓名）。然一次两次延长时间，仍不足法数，乃又为最后之搜索，虽病人亦用软床抬入院内休息室，其中凡属著名之反直派，迎到后必令先入大本营，与大选当局见面，略谈数语，而后入院，是殆当局要预留印记。然因此种种，直至下午二点半钟始凑足五百八十五人，宣布开会投票。是日本许人旁听，各界男女前往参观者尤众，新闻记者另有招待室，但在开票前既不许入场，又不准出院，议员诸人虽亦同被困在院内，究竟有午餐茶点，旁听人则只给两个面包果腹，正尔嗟我叹互怨触霉头间，会场宣布开票，旁听人乃纷纷入场参观。
　　昨日大选成功，固得力于金钱与手术，然反直派其初亦曾准备最后之拆台，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御河桥旁之北京饭店，均设有机关。自六千元开盘以至一万元收盘，并先付半数现款，议员前往交易者，固多至五十余人。然以前历次宪会拆台用款既多，临时后方接应未曾赶到，且以直派用意甚深，直至前晚始发通知书。一方又复扬言将展至八日大选，以是大受影响。第一批交易之三四议员，虽得着实惠，后来者无以为继，乃为直派所罗致，大拆台计划，遂归失败。但据直派中人云，邵瑞彭骗得支票出头控告后，邮局检查员曾检出姚震、李思浩致邵一函，嘱令窃取大选议员名册，许以四万元酬势，当局闻此，拟据以加紧通缉姚李云。
　　又《字林西报》北京六日通信云：当大选之时，当局检查电报极严，防止描写实况之新闻漏出北京。凡有报告大选形势不稳及各方反对大选，各地军事行动，与夫行贿情形之电报，一概不准拍发。据多数人传说，邮件亦受同样检查，但犹未能证实，其他事务，当局亦无一不取防范手续，以求大选之最后胜利。
　　议员在未投票以前，无一付以现款，仅与以支票一纸，平均每人五千元，由各政团领袖经手办理，此等多数领袖，每人得一万元，但闻议员中之无能者，所得并有不满二千元者。据院秘书之说，不愿受贿之议员，亦有出席者，其数不满二十人。当选日之上午，拒绝受贿投票者甚众。乃选派人物以甘言诱惑，妇女借以劝诱，结果议员之由其妻妾女友带领到院者，计有数十人。院内外军警受吴景濂之指挥，禁止入院议员复行出院。据一议员言，大选经理人当时准备，如第一次投票，议员中有不依其办法投票者决以强力维持法定人数，至三十六小时之久，务使曹锟产出而后已。
　　至各车站方面，均密布便衣警探，凡议员欲于是时乘车离京者，则遽使人上前揪扭，诬以逃债，军警然后借端干涉，两造带入警所。至此乃由人向议员劝说，授以支票，用雇妥之汽车或马车，载往议院投票。是故院前马车汽车之拥挤，尤为历来所罕见。至有不愿直接得款之议员则以顾问等职饵之，昨日有参议员对记者言，其友曾绝对拒绝款项，其初态度甚为激烈，后因劝说结果，情愿受月薪四百元之顾问等职，放弃良心主张，当由双方约签条件，乃此议员竟开出七人姓名，均要求与以四百元月薪之顾问，谈判重复决裂，次日接洽者复至，仍直捷以五千支票作为投票之代价，该议员懊丧之余，欣然承受，而交易乃成云。

第208章卖布总统
　　曹锟贿选成功后，10月7日，国民党发表宣言，申讨曹锟。9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同时以大元帅名义对列强宣言，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篡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篡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
　　10月9日，孙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电云：
　　关于北京最近举行之所谓总统选举，余不能不特别请各友邦注意于中国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曹锟为中华民国总统是也。夫历史上未尝无卑污授受之事，但贿赂公行，强攫政权，恬不知耻，未有如此次曹锟被选之甚者。如人民对于此种行为尚恬然默认，而不反对，则实无权再事生活，而为一自尊之国家。是故中国人民认曹锟之当选为总统，为一种篡窃叛逆之行为，在理在势。皆须反对而讨伐之。……余今请各友邦及彼等驻北京之代表，勿为任何举动，即能使北京新篡窃者，认为国际承认及赞助之表示者。列强如承认曹锟，将促进中国之内争及扰乱，中国人民将认列强为反对中国人民，有意破坏彼等反抗一种污辱国民人格之举动之明显意志。孙逸仙启。
　　民国12年10月10日，北京众议员议长吴景濂亲自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车到保定，面递给新“当选”总统曹锟。这一天，保定城内商家都奉命悬挂国旗，曹派的人就好像家里办喜事一样，一片欢欣。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谎话，而曹锟也说了感谢国民的厚爱。
　　于是吴景濂伴着曹锟，乘原车回北京，抵京后即赴总统府，宣誓就职。就职典礼并不隆重，因为参加的除了曹派人物而外，就是拿了钱被人责为“猪仔”的议员，撑场面的尽是北京的军警，如此总统就职大典，未免太不像样，其实花钱买总统来做，又能像什么样呢。
　　曹锟就职后即发表文告云：
　　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警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值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逐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譬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骛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
　　曹锟是河北大沽口人。大沽口地方穷困，当地人士多以驶船为主。曹家贫苦，曹锟兄弟姊妹六人，老大曹镇，老二是女的，老三曹锟，老四曹锐，老五曹彬，老六曹锳，弟兄五人中，只有曹锐和曹锳念过书，不过书也念得不多。直奉第一次战后，曹锟成为北京政府的后台大老板，曹锐做了直隶省长，曹锳也做了镇守使，一门富贵。古人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想不到大沽口一个驶船人家，竟出了一个元首，可惜这个元首逆取逆守，不能克享太平。
　　曹锟就任之日，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当然这个宪法是由中华民国宪法会议宣布的，可是这个宪法并不被人重视，后人称之为“曹氏宪法”。
　　曹锟就任总统后，内阁拖了三个月才组成，在内阁真空状态中，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成为总统府和内阁中间的忙人。
　　当时，名义上代理国务总理的，是高凌霨。12年10月30日曹锟向众议院提名孙宝琦组阁，11月5日众议院开会投孙阁同意票，13年1月9日通过，10日曹准高凌霨内阁辞职，任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孙内阁人事如下：
　　总理：孙宝琦
　　内务总长：程克
　　财政总长：王克敏
　　外交总长：顾维钧
　　陆军总长：陆锦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张国淦
　　交通总长：吴毓麟
　　农商总长：颜惠庆
　　孙宝琦内阁于13年1月15日就职，5月29日孙主张将德款案提交国会，致与财政总长王克敏主张相冲突，乃提出辞呈，经曹锟挽留，但孙、王互相排挤，而曹则袒护王克敏，孙遂坚决求去，并且为了表示决心，避居北京郊外承泽园，不出席国务会议，派外交总长顾维钧代理，至7月1日联合全体阁员提出总辞职，2日曹锟予以批准。任命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
　　顾维钧字少川，江苏嘉定人，光绪十三年（1888年）出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得法学博士，回国后受唐绍仪赏识，且和唐的女儿结婚，因此在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改为外交部）任职。民元任外交部秘书参事，受知于袁世凯，4年7月任驻墨西哥公使，没有到任，又调升为驻美公使兼驻古巴公使。8年1月受任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语惊和会，光芒四射，当时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赞誉顾为中国小猫，9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顾为驻英公使。10年顾以中华民国赴欧专使被举为国际联盟行政会会长，11月出任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11年6月受任外交总长，因罗文干案于同年11月29日去职。12年4月张绍曾内阁中外交总长黄郛假满辞职，黎元洪命顾继任，10月曹锟就任大总统，顾仍蝉联外长，13年7月，国务总理孙宝琦辞职，顾又兼代国务总理。

第209章东南的和平公约
　　民国10年后，卢永祥就成为东南炙手可热的人物，到了12年曹锟贿选时，正是直系的天下，而皖系出身的卢永祥却在东南屹立无恙。
　　卢永祥掌握浙江和上海，反对贿选和反对直系的国会议员又都集中上海，于是他便成为时局的中心人物。卢在浙江拥有四师一混成旅的兵力。自12年6月13日北京政变后，江浙士绅鉴于直皖、直奉二次战争终将不免，而浙卢与苏齐（江苏督军齐燮元是直系大将）必将决裂，乃由上海总商会主张仿照庚子年东南互保公约，由两省军民长官协议，共同维持治安。浙卢和苏齐迫于民意，乃通电表示保境安民。
　　12年6月27日卢永祥通电反对贿选后，黎元洪代表金永炎、政学系代表韩玉宸以及奉天代表、西南代表均麇集杭州，于是杭沪顿成反直系运动的中心，这一来，外间便盛传直系方面准备以武力对付浙江。
　　7月中旬，传说山东督军田中玉因临城劫车案的影响，而将去职，直系派王承斌率师督鲁，与江苏的齐燮元联合以压迫东南。杭州商会乃派代表到南京请求保全和平，上海及江浙各地团体也要求当局切实保证所谓“保境安民”的承诺。
　　7月26日安徽军务督办马联甲到南京，一时谣言顿炽，传说天津的直军原拟进驻江苏，现改由皖南袭取浙江，报上盛传王承斌部二十三师之两团已入皖，皖北蚌埠驻军移向芜湖集中徽州。曹锳的第二十六师也将南下，于是江浙绅商乃决定在上海开联席会议，策动和平，安徽各团体也急起响应。
　　8月上旬，盛传保定会议通过对浙用兵计划，据说计划是这样的：
　　将徐州陈调元军移苏州，联合第六师，分三路进兵。第一路分两面，一面由宜兴出太湖进攻浙江的长兴，一面由沪宁铁路向沪松活动；第二路是南下的北军联合皖军由徽州广德攻浙江吴兴、四安。第三路是赣军由玉山攻浙江的常江。另以曹锳进驻徐州策应苏皖，以鄂军为赣军后路。
　　浙江方面自然也不示弱，卢永祥派王宾防守嘉湖，夏兆麟防守严衢，郝国玺防守温州，胡大猷防守金华，张伯政守宁波海口，何丰林坐镇上海。
　　直系大军和浙江方面剑拔弩张，国际间立刻有了反应。英、美、法、日四国公使给北京严重警告，略云：“迭接江浙发生战事之讯，上海及附近地方，外人有巨大利益，如区内发生战事，利益受损，中国政府不能诿卸责任。将来中国政府或该省长官如保护不周，对于损失应担负全责，且将于保护不周时，以适当手段自卫。”
　　北京政府怕引起外国干涉，乃于8月14日分电保定曹锟、洛阳吴佩孚、江苏齐燮元和浙江卢永祥，请其特别注意。
　　12年8月16日，江浙两省绅商在上海成立和平协会，谋联合各省做避免战争的呼吁，江浙两省的旅京同乡，亦向两省当局斡旋。苏绅张一南草拟了江浙和平公约五条，亲自分访南京和杭州，请两省当道共同宣言保障和平，终获两省当局签字盖章，8月20日上海各报刊出江浙和平公约全文，兹录如下：
　　（一）江浙两省人民，因时局飘摇，谣言四起，两省军民长官有保境安民之表示，但尚无具体之公约共同宣言，仍不足以镇定人心，迭经两省绅商驰电呼吁，仿前清东南互保成案，请求两省军民长官双方订约签字，以尊重地方公意，脱离军事漩涡为目的。
　　（二）江浙两省军民长官，徇地方人民之公意，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
　　（三）在两省辖境毗连之处，如有军队换防之事，足以引起人民之惊疑者，两省军事长官须避免之，其两省以外客军如有侵入两省，或通过等情，由当事之省负防止之责任。于各保其境各安其民之中，仍为精神上之互助。
　　（四）两省内各通商口岸，为中外人民生命财产所托。上海尤为亚东最大市场，应由两省军民长官饬由各交涉员将此约通告各领事，对于外侨力任保护。凡租界内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为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一律避免之。
　　（五）此项草约经江浙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后，由两省绅商宣布之。
　　齐燮元、韩国钧、卢永祥、张载扬、何丰林。
　　和平公约虽签，可是备战行动仍积极，江苏方面增兵宜兴、昆山，浙江方面增兵嘉湖，安徽方面增兵广德。因此战争的阴影仍在扩大，东南危机依旧潜伏。江浙两省人民打算更加充实这个和约，加入“两省交界处驻兵不得过于接近，移防时须得会商同意”，以为保障。另一方面安徽和江西绅商人民也在策动加入江浙和平公约。
　　9月后，南下的国会议员在上海开会，而黎元洪亦南下抵达上海活动，于是江苏方面依据公约，责难淞沪当局，外间谣言遂益猖獗，盛传北方决定对浙江用兵，以制止浙江的反直行动。甚至且指出，军事行动将开始，由苏军取守势，皖军取攻势。
　　由于江浙和平公约的影响，皖浙两省，亦酝酿签订和平公约，浙江商会会长金百顺和安徽士绅余诚格是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经两省绅商半月余的奔走，在杭州和蚌埠两地向省当局恳切要求，于贿选后终告实现。
　　10月8日皖浙和平公约签订，其条文如下：
　　（一）皖浙两省因时局不靖，谣言纷起，两省军民长官同有保境安民之表示，但尚无具体之公约，仍不足以镇定人心。爰请两省军民长官俯从民意，仿照苏浙和平公约成案，签订公约，保持两省和平。
　　（二）皖浙两省辖境毗连之处，所属军队，各仍驻原防，保卫地方，免生误会。
　　（三）皖浙两省军民长官负责不令客军侵入，或驻扎两省区域，防止引起纠纷。
　　（四）此项公约经皖浙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盖印后，由两省绅商公证宣布，以昭郑重。
　　马联甲、陈调元、卢永祥、张载扬。
　　皖浙公约签订后，旅北京的赣人吴绮由京南下，从事家乡的和平运动，进行赣浙和平公约，邀约赣省与浙省有关系的人士吴钫、夏敬观一同进行，而在浙江方面，商会中亦有很多人加以赞助，12月6日赣浙和平公约亦告签订，全文如下：
　　（一）近因时局未定，浙赣壤地毗连，两省绅民均希望两省长官以保境安民为职志。虽地方各形安谧，但未有一种确实表示，仍恐不足慰安人心。自苏浙倡和平公约之举，浙皖踵行，群情允协。浙赣谊属辅车，事同一体，爰由两省绅民公同吁请两省军民长官俯顺民意，援照成案订立公约，永保和平。
　　（二）此项公约以各守疆土不相侵越为限。凡浙赣辖境毗连之处，原驻军队，仍各驻原防，保卫地方。
　　（三）此项公约缔结后，如遇有客军侵入两省区域以内，应由两省军民长官各自负责，设法防止。
　　（四）此项公约经浙赣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盖印后，由两省绅民公证宣布，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六日蔡成勋、卢永祥、张载扬。
　　浙江既已和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分别签订和平公约，还有福建的孙传芳未同意签署，福建和浙江的绅商虽然努力奔走，可是孙传芳却有他个人的看法。孙说：“订立和平公约简直就是疆吏联盟，目无中央，我不能这么做，除非经由中央批准，才能照办。”
　　孙的态度虽然令人失望，其实各省签了和平公约又有什么保障，签与不签还不是一样。
　　在和平公约签订期中，和平空气并不浓厚，很多小问题都使和平气氛改变。尤其是12年10月10日曹锟就任总统后，浙江立即宣布与中央停止公文往还，以显示其不承认曹锟总统的立场，这是江浙公约签订后50余天的事，那时皖浙、赣浙公约还未成立。
　　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第二天去世，凶手李达生当场捕获，自称系为韩恢报仇，可是直系却指这是浙方所指使，因为徐国梁和浙方不睦。
　　徐国梁之死，又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淞沪警察厅长的继任人选问题。何丰林委令警署总务科长陆荣钱接署，而南京齐燮元、韩国钧则要申振刚继任，宁沪之间电文交驰，互相争执，江苏方面所支持的申振刚终于不获到任。这当然是有历史渊源的，从袁世凯时代起，上海就划在浙江势力范围内，冯国璋在江苏督军时力争无效，李纯继任苏督也争不到，齐燮元自然更争不到，由此可见苏浙两省的积怨，上海是一个焦点。
　　12月上旬在上海集议的各省和平代表有邀卢永祥和齐燮元到上海会晤的酝酿，希望因为两人面对面谈判，解除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可是由于淞沪警察厅长问题不能解决，遂使卢、齐会面不能成为事实。
　　卢、齐不能会面，战争阴影为之扩大，一时战争谣言又起。传说太湖附近苏浙军队陆续增防，同时由于闽军北移，浙边温处两州又告警，杭州方面要人和富商的家眷都纷纷迁到上海，一时人心惶惶。
　　这时，中外所瞩目的，是虎踞洛阳的吴佩孚，大家都知道吴佩孚对曹锟贿选总统是不赞成的，因此对当前的局势另有一套看法和做法，据说吴自曹锟就任总统后，对皖系态度为之改变，有尊段联卢以牵掣齐燮元的迹象，同时还电令孙传芳阻止攻浙。
　　所谓吴佩孚联卢事，是因为吴曾派张之杰、何雯之先后携吴的亲笔函到杭州与卢密谈。吴和卢早年曾在北洋军第三镇共事，当吴还是下级军官时，卢已是中级军官了，两人有这段渊源，所以搭线很容易。
　　齐燮元因为吴佩孚态度而大为不满，自曹锟就任大总统后，吴佩孚升任直、鲁、豫巡阅使，齐燮元也升任苏、皖、赣巡阅使，王承斌兼任直隶督军，彭寿莘帮办直隶军务，萧耀南升任两湖巡阅使。齐既然和吴地位相等，吴、齐之间的不快，也是直系的内忧，于是北京派吴毓麟南下疏通，促请吴、齐之间达成谅解。
　　吴佩孚的态度，对东南危急的局势有极大缓和作用。民国13年2月1日，在上海的各省和平代表，竟能向卢、齐分别疏通妥协，进行苏、浙、皖军撤防运动。浙军允将新增边防驻军先退数十里，苏皖亦表示赞同，北京并派劳之常为代表南下疏通。吴佩孚公开发表通电，有“东南完肤，不可不护”之主张。
　　不幸，正当和平微露曙光之际，危局又告重启，这是从福建方面爆发的。福建局势因为徐树铮曾联合许崇智和王永泉逐走了李厚基，吴佩孚派孙传芳率军援闽，孙传芳是王占元的旧部，有兵数万，都精悍善战，军纪也极整饬，为吴佩孚所赏识，援闽之役颇见功勋，所以控制了福建。原来福建方面臧致平和杨化昭在闽南为周荫人所驱逐，臧、杨两军遂假道江西入浙江，接受卢永祥的收容。卢把这批部队改组为浙江边防军，纳入自己系统。
　　闽军入浙，投靠卢永祥，对于所谓和平公约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苏、皖、赣、闽乃联结一致，对付浙江，积极从事战争准备，一时谣诼横兴，杯弓蛇影。江浙和平协商会发表公开电，向两省呼吁和平。
　　江苏方面对浙江的种种，几乎有不用兵不能解决之势，因此民国13年的春天到夏天，东南一带战云弥漫。
　　13年8月，齐燮元电召徐州镇守使陈调元、海州镇守使白宝山到南京，15日陈、白先后抵宁，齐即在军署召集军事会议，据说这次会议关防严密，所有江苏方面重要军事领袖均参加，军署科处职员亦于上午8时到会，不许请假。
　　于是南京苏州之间盛传苏军将攻浙，原驻南京丁家桥及三牌楼的第四旅，奉令开往太湖驻防，南京城内则由鲁徐一带开到之新兵1500人日夜训练。
　　苏省既然决定用兵，齐燮元乃自任为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苏州，将苏军全部编为八支队，以吴恒瓒统率先锋队，宫邦铎、卢原书、李殿臣、黄振魁、朱熙、杨春普、白宝山、马玉仁为各路支队司令。陈调元在南京做各路接应，吴鸿昌为徐属守备司令兼代徐海镇守使，齐宝善为扬属守备司令，王健飞代理江宁镇守使，王桂林为卫戍司令，维持省城治安，席荣为总执法处长，刘玉珂为总参谋长。总兵站司令部设于南京下关澄平码头，刘同春为总兵站司令。

第210章江浙战争齐胜卢败
　　齐、卢之战于民国12年9月3日爆发。
　　3日晨10时许，两军前哨相遇于黄渡安亭间，各放排枪，正式接触。浙军为杨化昭部约一营，苏军为宫邦铎部约一营一连。双方部署情形如下：
　　①苏方
　　苏军方面，共分五路。第一、二、三路总司令为齐燮元。第四路司令为孙传芳。其攻守计划如下：
　　第一路——上海取攻势，由宫邦铎、马玉仁等任之。其进取方略，又分三路：（一）中路由昆山安亭，直趋黄渡南翔，沿沪宁线而达沪。（二）左路由浏河太仓以拊吴淞之背，而以海军攻其腹。（三）右路由安亭分兵攻朱家角青浦，横趋松江，以断浙沪联络。
　　第二路——宜兴取守势，由陈调元等任之。亦分张渚、蜀山、乌溪三路防守，而以中路蜀山为尤重要。
　　第三路——广德取攻势，由皖省旅长王普等任之，拟由泗安直趋吴兴，北断长兴归路，南达杭州。
　　第四路——仙霞关取攻势，由闽省孙传芳军及赣军之一师任之，以拊浙省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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