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节

　　在东江的桂军残部由马济率领，绕道北江回桂，全粤遂次第光复。许崇智设军部于广州市内的潮州会馆。
　　29日孙中山函勉蒋中正，有云：
　　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卅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兄与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北方因岑陆等宣布投降，遂颁南北统一之令，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正式宣言军政府依然存在，西南护法，非为个人权利，北方如果有谋和诚意，唯有在和会中谋取解决途径。
　　11月1日陈炯明抵广州。
　　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的军政府办事处下令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军政，并取消督军名义。这时候因为独断自专的桂系既已完全撤出广东，孙所领导的军政府本拟移驻云南的计划遂告打消，仍迁回广州。
　　蒋中正这时在粤军中，深感陈炯明处处有私心，因此于11月6日由香港搭轮去上海，行前留书给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指责他改变战略。原来陈炯明包藏私心，置西江要地肇庆于不顾，反以中央军派遣北江，名为掩护右翼军回攻四会，事实上右翼军既进至北江，攻克清远，除直上韶关，肃清北江任务外，自不必折回四会，再完成西江任务之理。因此蒋认为陈炯明有私心，乃毅然求去。12日抵上海即晋谒孙中山，报告广东情形，第二天再谒孙中山，这时孙得到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的来电，亦愤陈炯明所行所为，欲弃粤来沪。
　　但是，孙中山认为可以感化陈炯明，同时不应放弃以广东为革命基地的打算。于是25日孙率伍廷芳、唐绍仪由上海动身赴广东，国会议员已至上海的亦相继动身去粤。
　　25日，粤军攻克肇庆、廉州等地，肃清西江。陆荣廷最初扬言宁失广西，断不失广东，可是现在桂军形势逼迫，唯有全部退出粤境。
　　桂系既已投靠北京政府，北京方面对陆荣廷不能不加以安置，于是特派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并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
　　29日，孙中山和伍廷芳、唐绍仪抵广州，通电重新召开军政府政务会议。以广州观音山旧督署为军政府所在。唐绍仪嫌府址不够壮丽，移住亚洲酒店，伍廷芳兼外交部长驻观音山军政府内，孙则下榻粤秀楼。
　　军政府恢复后，12月1日发表各部部长，内政部长由孙中山自兼，财政部长唐绍仪，交通部长唐继尧，陆军部长陈炯明，外交部长伍廷芳，司法部长徐谦，参谋部长李烈钧，秘书厅长马君武。唐继尧在云南，不能来粤，因此交通部长由王伯群代理，参谋部长李烈钧率军在外，亦以次长蒋尊簋暂代部务。
　　国会议员们一再播迁，由穗去沪，由沪去滇，由滇去渝，现在再集于广州，出席议员220余人。
　　军政府虽然恢复了，实际上势力仅及广东一省，而陈炯明则心怀异志，对革命事业没有信心。
　　民国以来，孙中山颠沛磨折，所凭借的革命基础虽然薄弱，可是革命的意志，愈战愈强，愈挫愈坚，这种革命魄力和革命抱负，真是古今中外所少见。

第176章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军阀和革命事业中间距离是极大的，这可以从陈炯明身上证明。陈炯明的基本武力是粤军，粤军是孙中山向桂系千方百计争来的，是以广东省长公署警卫军二十营为基础，也可以说是孙一手造成的，孙自然认为这就是革命的基本武力，何况粤军困处粤闽边境时，也是孙一而再，再而三敦促陈炯明回粤赶走桂系。可是陈炯明回粤后，他便忘记了过去一切，他只知道粤军是他个人的武力，广东是他个人的地盘，对于孙和军政府，认为是芒刺在背，是眼中之钉，不仅不把孙中山、国民党和军政府放在眼中，而且还觉得是极大的累赘。
　　孙中山认为陈炯明把粤军当作私人武力，广东当作私人财产是错误的，粤军应该是革命的军队，广东应该是革命的基地，革命事业不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人力、财力和物力，从事北伐。
　　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看法和做法既然相差如此之大，因此影响到粤军内部也有革命的一派，和陈炯明不革命的一派。粤军共有两军，陈炯明以广东总司令兼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军政府改组后，孙改任许崇智为国防第一军军长，另派黄大伟为国防第二军军长，这两军直接由军政府直辖，不受广东总司令的节制。至于陈炯明所指挥的粤军第一军，原辖第一师师长邓铿、第二师师长洪兆麟两师，陈炯明又收编地方派军人魏邦平为第三师师长。这三师完全是陈的私人武力，陈炯明这时兼任陆军总长，可是他从不出席政务会议，只是用广东总司令兼广东省长名义发号施令，根本不理军政府。
　　孙中山为了扩充革命武力，乃在广东各地设立了不少的招兵机构，这些机构常被陈炯明派兵予以解散。孙为了削减陈炯明的实权，所以划广州为特别市，任命孙科为广州特别市长，不受省长管辖。
　　这期间，孙中山的处境仍是很辛苦，过去南北战争，列强驻中国的外交团曾和中国的南北政府成立协定，提出关税余款百分之十三交付军政府，迨孙接收军政府以后，外交团竟借口军政府权力只及广东一省，不能代表西南，停止这笔拨款。
　　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曾屡次向驻粤领事团提出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履行协定，军政府将接收海关以资报复，可是列强竟出动了大批炮舰驶白鹅潭示威。
　　北京方面因为徐世昌是总统名义，所以北京政府就比广州政府在国际上叫得响，因此孙中山忍无可忍，认为南方也必须成立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
　　南方的困难，早在蒋中正洞鉴之中。粤军回粤后，蒋中正深感和陈炯明难于相处，所以悄然回甬。10年1月间，戴传贤力劝，蒋出任艰巨，不应远隐高蹈。蒋遂于1月27日动身，过上海赴广州。2月6日抵达广州。晋见了孙中山，孙把计划北伐的打算和蒋商量，并要他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军长许崇智、师长邓铿等共拟办法。蒋认为北伐之前必先解决广西问题，所以起草了援桂计划，使用许崇智的部队，详细拟定前进及攻略目标种种。
　　在商讨军事行动时，粤军尤其是陈炯明，自有打算，自有私心，蒋和邓铿私交很好，可是发觉邓铿态度消极，每在会议席上，邓因为是陈的直接部下，所以处处规避，而陈炯明则争地、争权、争势，只享权利，不肯尽义务。和陈炯明商量北伐，简直是与虎谋皮。蒋在穗参加了三天的会议，结果是一无所得，会议席上意见又多，各据一词，各执一是，根本不能协调。
　　2月14日蒋毅然离穗抵香港贻书给邓铿，书曰：
　　……今日之局面，正兄任劳任怨之时，而非避嫌避难之日。……粤军今日处于苟安保守地位，如不积极进行，以谋发展，则三二月之后，大势一变，必悔今日准备之不早，迁延之误事也。目前粤军唯一之方针，乃在从速援桂，向外发展，则内部之团结即可坚强，广东之根据，即可巩固。激进一日，即得一日之利益，迟缓一日，即增一日之损失。如果能迅速出发，虽掷数十百万金之饷弹亦不足惜！奈何不计其大，而务其细，不谋其远，而图其近也？
　　军阀只计近利，只顾目前，陈炯明之于粤军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粤军原来戍守粤闽边境，他并没有奢想能够回到广州，迨回广州后，一切都很舒适，自不愿轻举妄动，劳师远征。所以援桂也好，北伐也好，陈炯明都听不进去，要他派兵、助饷、出械他都舍不得。其实如果陈炯明肯服从孙中山，使粤军成为革命的基本武力，再进而融湘军、滇军、川军、黔军、桂军于一炉，则北伐统一的局面会早在民国10年前后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也要完全改变。可惜陈炯明计不及此。
　　当孙中山接收广州的军政府后，曾下令通缉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杨永泰、李根源及桂系将领多人，并拟乘胜进攻广西，以消灭桂系的残余力量，统一粤桂进而联合西南。但是对广西用兵势必要取得陈炯明的支持，陈炯明则是一千个不肯。他当然不愿意自己出马，率军攻桂，因为一离开广东，就怕广东为他人取得，这是得不偿失的。
　　孙中山第二个打算是修改政府组织，正式选举总统，可是这个计划在西南各省都受到阻力，因此孙退而求其次，打算在主席总裁的名义上加一个“大元帅”头衔，由自己带兵去打广西。可是陈炯明也不赞成，他怕这样一来，孙将带走一部分粤军，而军费军火还是要靠广东负担，对陈也是有害而无利，因此他亦加以阻挠。
　　陈为自身打算，倾向联省自治，反对选举总统，反对战争。其部下叶举、洪兆麟等和议员褚辅成派联合起来，甚至以军队不稳消息相要挟。他们的理论是西南各省已树自治旗帜，“护法”二字已经不足以号召，何况旧国会议员在广东的，仅200余人，也距离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甚远，不如首先巩固广东省自治，再徐图团结西南，共抗直系。
　　陈炯明私心只在割据广东，表面上美其言曰保境息民，实际则在与邻省联防自保，充实私人势力，进则把持国事，退则盘踞广东。
　　孙中山曾和陈炯明恳切密谈，他劝陈认清环境，眼光放远，以一个人做比喻，如果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则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至于保境则需依赖军队，养兵以保境则财困民疲，所谓息民岂不是空谈。息民做不到更遑论建设？不能建设，广东一省如何进步？不能进步则是固步自封。所以今天大家应该把眼光放远，从大处着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孙苦口婆心说服陈炯明，然而言之恳切，而陈炯明则听而不闻，置之不理。正如他对唐继尧说的：“中山只是一个大炮。”他有这种观念，孙纵有金玉良言他也听不进了。
　　孙中山对陈炯明不合作不听命的态度，非常愤怒，忍无可忍，打算削减其军权，或是免除其省长兼职，使其不能继续掌握财权（当时财权在财政厅，受省长管辖，财政总长则有职而无权）。或者解除其陆军总长兼职而以唐继尧继任，可是汪兆铭等劝孙中山投鼠忌器，怕闹得下不了台反而撕破了脸。
　　孙中山在10年元旦庆典上，就在对军政府同仁训话时，表示护法不能解决问题，希望国会在广东组织政府，对国际间明白昭示，必须北伐以统一中国。因为北京政府既不合法，又不孚民望。
　　孙的主张传出后，海外华侨、社会贤达、国民党支部都纷纷电请孙从速选举总统。陈炯明却禁止登载有关赞成选举总统问题的任何报导。
　　这时，北京政府对国际间强调南方已没有军政府，全国已经统一，因此向四国银行团洽商大借款。孙中山认为时机迫切，亟应把握时间，免得国际间真的进一步和北京政府勾结，今后革命事业就更加困难了，所以于10年4月4日宴请在广州的国会议员，正式要求国会从速选举总统，如果国会不肯同意，他就一走了之。
　　4月7日在广州的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举行会议，议员出席220余人，由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首先通过了高镇圭改开非常会议的动议，在非常会议中，讨论周震麟所提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接着丁蹇动议续开二读会，照组织大纲原案七条通过。
　　4月10日广州非常国会依大纲第二条选举大总统，除废票一张和投陈炯明的三票外，孙中山以218票当选非常大总统。同日非常国会通告全国，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文曰：
　　外交迫切，内乱迭起，北京政府已自承认非法，取消其伪政府资格，中华民国对内对外，皆不可不成立正式政府，特于本日在广州开国会非常会议，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依大纲第二条条文，大总统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以得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于本日选出孙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奉闻。
　　当非常国会准备选举总统时，4月4日粤军将领举行秘密会议，拟即通电反对总统的选举。陈炯明一方面避免直接出面反对，另一方面却怂恿湖南方面正式反对，正好碰上湖南总司令兼省长赵恒惕对选举非常总统持不同看法，因此湖南就成为反对的主力。8日湖南教育会、农会、工会联名发表庚电，反对选举总统。9日赵恒惕在致广州参众两院的青电中声明不承认非法选出的总统。10日以赵为首的湘军旅长以上军官联名向孙中山陈词，电云：
　　我公尽瘁民国，功高望重，将来合法政府成立，元首一席，定为舆论推崇，此项违法选举，万恳严词拒绝，切勿轻就，以维法纪，而定人心。
　　10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于是军政府撤销。广州市民数十万人，举行盛大而热烈的庆祝会。上午8时由国会议长林森持国会当选证书赴总统府向孙呈递，9时半在国会礼场举行授印典礼，由林森议长担任主席，孙宣誓后，主席以大总统印绶付予孙，然后向孙致词：
　　改辙易轨，为求治常经，达变通权，尤匡时急务。同人等鉴于军政府之组织，权责不专，遇事瞻顾，至大乱未平，而国本先涣，乃谋彻底之改造。制定中华民国组织大纲，选公为大总统，畀以戡乱建设之全权，期早统一民国，再造共和；妥协邦交，实成法治。谋社会幸福，靳永久和平。民国前途，胥公是赖。公其宣达民意，尊重民权，黾勉仔肩，以无负国民重托，斯则同人等所以代表民国而殷殷深致其属望者也。今者受职伊始，谨致中华民国大总统印绶，俾公发号施令，资为符信，公其勉旃！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即发表对内对外宣言：
　　对内宣言：
　　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选，兹当就职，谨布所怀，以告国人。……文既为致力创造民国之人，国会代表民意，复责文以戡乱图治，大义所在，其何敢辞。窃维破坏建设，其事非有后先，政制不良，则政治无术。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吾民。至于重要经济事业，则由中央积极担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对于外交，由中央负责，根据民意，讲信修睦，维持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和平。
　　对外宣言：
　　自一九一七年六月，非法解散国会，北京已无合法政府存在，国会为全国各省各区惟一合法代表机关，因是组织政府，举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文为建设民国之人，不能坐视民国危急之秋，自惜其力，不加援手。今决意殚竭能力，忠诚奉职，俾我国民，咸获满意焉。……文之第一职务，在统一民国各省各区，置诸进步修明之政府管理之下，尊重列强依条约及成例，正当取得之合法权利。全国最大之资源，悉予开发，抱开放门户主义，欢迎外国之资本及技术。
　　孙中山这两个宣言的精神，乃以地方自治、和平统一、开放门户、发展实业四事昭告中外。至于“自治”是以县为施行自治的单位，与“联治”办法不同。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立即发布人事命令：
　　外交部长伍廷芳
　　次长伍朝枢
　　财政部长唐绍仪
　　次长廖仲恺
　　陆军部长陈炯明
　　内政部长陈炯明兼
　　海军部长汤廷光
　　参谋部长李烈钧
　　秘书长马君武
　　总参议兼文官长胡汉民
　　政治部长胡汉民
　　并任命居正为参议，兼理国民党本部事务。总统府设于观音山，官邸在观音山腰部，自山下总统府至官邸远可半里，筑有回廊，迂徐转折，工程精致，原本是龙济光在清末所修筑，十足的中国式庭园。回廊曲折蜿蜒，廊道最尾有一小楼，楼角玲珑，楼外林木葱茏，花草宜人，绿荫佳树，清幽有致。登小楼可以远眺珠江景色，市廛红尘，尽入眼底，孙中山偕夫人即寓居是处。
　　孙中山虽极端不满陈炯明的作风，可是组织政府时仍然把两个重要职务，陆军部长和内政部长给陈，然而陈并不感激图报，反而表示多此一举，他在呈请辞去陆、内两部职务时说：“一身而兼四职，实为中外历史所无。”他所谓的四职是除了陆长、内长外，还有粤军总司令和省长。
　　唐绍仪也不肯“屈就”财政部长，因此财部职务遂由次长廖仲恺代理。
　　孙决定利用外资创办广东交易所及国民储蓄银行；发现款100万元为出兵广西之饷项；同时计划和外商合作，以3000万元建立轮船公司，这一点因陈炯明在省政府中作梗所以迟迟没有成立。
　　5月8日孙中山函徐世昌请其自动下野，函云：
　　以君之才，立于专制君主之朝，为一臣仆，犹不能有所展布，况任中华民国之重乎？世界之民主政治，既非君所尝闻，中国之何以实行民主政治，又非君所能解。贸然受此重任，而侈然不以为意，其为害于国，夫何足怪？……今日之事，君宜自省，名之不正，君之所知；君之不能有益于中华民国，而反以害之，亦君之所己觉。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则国人必谅君之既往，且善君之能改过也。爱君以德，故为此言。若夫怙恶不悛，必不惜以国家之生命，易一己之虚荣，则非所望于君矣。
　　孙中山就任总统后，并未加强其权力，可是出现了南北两个总统对立的新局面，使北方表面统一，粉饰太平的宣传彻底破坏。

第177章湘军援鄂
　　民国10年谭延闿去上海赵恒惕治湘后，以自治号召保境息民，他的策略是：一方面与川、滇、黔、粤四省成立联省自治阵线，一方面又与鄂赣两省成立联防条约。
　　北洋方面，湖北督军王占元挟西南以示重于北京，他俨然以两湖的重镇自居。原来湖南湖北两省之间，自有其密切关系在，湖北因为有汉阳兵工厂，湘军必须向湖北购军火，而湖南盛产的米谷也须经湖北出口，所以有其依存关键。至于江西，江西督军陈光远既害怕孙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钧统率的滇军由湖南进攻江西，也需要结交湖南以纾西顾之忧。直系大将吴佩孚主张武力统一，是反对湖南自治的，可是那时候他的主要敌人是奉系，因此没有余力顾到对南方作战，所以其策略是利用湖南“阻南拒北”的自治局面来阻止孙中山北伐，加上吴个人因为驻军衡阳，与湖南人和赵恒惕的友好关系，便对湘赵仍然保持往日的友好关系。
　　湖南内部的问题使赵恒惕头痛的是：湘军扩充为两个师十个旅后，兵多饷少，各师旅长便在防区内扣留税款，把持用人行政。赵恒惕虽然提出裁兵和统一财政，各级军官却充耳不闻。赵与谭延闿之间的关系很微妙，谭去上海后，赵每年馈以生活费2万元，且有数十通亲笔信给谭，执礼甚恭，可是有人不断在谭前讲赵的坏话，谭开始是半信半疑，慢慢是将信将疑，最后则信以为真。这一来谭回湘的打算便日趋积极，使赵在长沙便有坐不安席之苦。还有赵和孙中山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对北伐的看法，赵认为孙中山太性急，而西南无可用之兵，如能闭关一年，在各省勤练军队，为全国之模范，一年后检校军队，制订北伐计划，加上本身政治修明，北方人心自然归向，虽不扬言北伐，而一二年内必能北伐，孙中山认为赵的主张缓不济急。而湖南反赵的程潜一系多投奔孙中山，使孙中山左右尽是不利赵的言论，这也是赵所不安的。另一方面，孙曾派参军吕超（四川人，字汉群）至长沙办理党务，并以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各书赠赵，赵率文官厅长以上，武官旅长以上在省府同时宣誓入党，师长宋鹤庚建议以朱泥印手模借表赤诚拥护之意，获得一致赞成，可是吕超傲慢无礼，使湖南自赵以下，全省文武官员均大感失望，赵遂将孙的宏著搁置一旁未予细读。事隔很久，有人告赵，这两部书是治国良策，赵始翻阅，叹为观止，可是已经过了许多时日。
　　自民国10年湘军回湘，粤军回粤，川军治川后，对湖北是一个鼓励，湖北一直在外省籍北洋军人统治下，当然希望鄂人治鄂，可是鄂人的不幸是自己没有军队，因此唯有求助于湖南。
　　10年春天，长沙来了一批湖北客人，为首的是蒋作宾、孔庚、李书城、何成浚等，他们是到湖南来做说客，请求借兵“援鄂”。他们说：援鄂不仅是急人之急难，而且对湖南自己也有好处。好处是：第一，湖南是全国自治运动的“先进”省区，不过自治需要推广，不能独善其身，不能孤立，必须联合各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领武汉形胜之地，登高一呼，各省必能风起云从，联省自治政府就有实现的可能。第二，驱逐王占元后，湘军两师可以驻防鄂南，协助防务，军饷由湖北供给，这样就可以减轻湖南当前财政的压力。第三，现在湘军向湖北购买军火，可否之权操在王占元，如果驱王后，湖南势力控制了湖北，自己掌握了汉阳兵工厂，湘军继续发展，就不会受到限制。末了，这些说客们还强调王占元的不堪一击，就当时的形势分析湘军所占有利情势，他们还肯定地说，只要湘军发动援鄂，与湖北民军里应外合地配合作战，就可在一个星期之内占领武汉；同时也不必担心直系的支援，因为王占元已失欢于直系，直系不会出兵相助，何况直系正和奉系明争暗斗，自然没有余力过问湖北问题。
　　湖南人本来对湖北是有兴趣的，所谓的大湖南主义就是包括两湖。湖南有一句俗话说：“麻雀子飞不过洞庭湖”，设若有机会实现大湖南主义，湖南人自然乐意一试。加上湖南内部问题太多，扩军后军人也需要向外发展才能使湖南本身相安无事，因此湘省军人大为所动，均主张“援鄂”，首告奋勇的，是第二师师长鲁涤平。
　　赵恒惕对于“援鄂”比较持审慎的看法，他有三种顾虑：（一）怕引起吴佩孚的武装干涉；（二）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三）湖南这时已答应陈炯明的邀请，出兵桂林讨伐桂系，而湘西又有滇军假道的风潮，这两方面已经费去不少兵力，无力“三管齐下”了。
　　6月24日，长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称为考察湖南制宪而来，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军熊克武。熊路过湖北时，曾受王占元的盛大款待，因此在长沙的湖北说客以为熊是来替王占元做说客的，其实熊既不为考察制宪而来，也不为王占元做说客，是来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的问题，因为四川也和湖南一样，内部有矛盾，需要向外发展，川湘共同出兵，成功的公算自然大得多，因此熊克武到长沙后，“援鄂”的努力又迈进了一大步。
　　赵恒惕在犹豫中，有人向赵提出三策，第一是将夏斗寅的鄂军团（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军石星川的残部，实力仅六七百人），改编为“湖北自治军”，暗中却令大量湘军改装加入，以充实这支部队，然后宣布“鄂军回鄂”，湖南则佯装中立，以避免予人侵犯湖北的口实；第二是派人疏通吴佩孚，如果吴能中立，就可以大胆援鄂了；第三是在湖南的国民党人保证，如果湘军出兵武汉，北伐军一定会改道江西而不通过湖南。
　　这是一个极难决定的政策——援鄂抑援桂？赵本认为援桂重于援鄂，他于10年7月1日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这个会议上通过了“出兵援桂”的决定，派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为“援桂总指挥”。
　　湘军援桂引起了吴佩孚的不满，吴认为湖南驱逐张敬尧时，桂系是支援湘军的，不止如此，在此以前桂系也支持湘军驱逐汤芗铭和傅良佐，而且湘桂还有联防条约，如今桂系穷途末路，湖南反而压迫广西，太不够朋友了。吴虽有此不满，可是他正在调兵入陕，所以没有余力过问西南的纠纷。
　　湘军“援桂”前，曾宣称准备以武力驱逐滇军出境，向王占元请求协助军饷军火。王占元认为滇军在湘西，也威胁鄂西，为了利害，所以愿予协助，但是又因李书城、孔庚等在湖南煽动湘军“援鄂”，不能无所顾虑，要赵表明态度，才能决定是否支援。赵当即复电否认湘军准备“援鄂”，同时在湖南的熊克武、林虎等都有电报叫王占元信任湖南，切勿轻听谣言，因此王占元便派参谋余范传（就是湘鄂联防条约的经手人）携带子弹100箱，步枪2000支，军米2000石，现洋20万赠予湘军。
　　湖南方面收到湖北的军饷、军械、军火支援后不久，即出兵“援桂”。湖南的行动颇引起湖北王占元的惊讶，不过王认为既然湘军已出动“援桂”了，自然不会再回师“援鄂”，为了加强对湖南的友好，于是在7月4日又赠予湘军子弹60万发。
　　湘军高级将领宋鹤庚、鲁涤平等认为湘军“援桂”不能解决湘军军饷和军火的困难，不是一条出路，所以继续鼓吹“援鄂”。赵恒惕便找了一个曾做过吴佩孚副官，后来由吴的介绍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研究吴对湘军“援鄂”会采取什么态度。葛认为王占元与吴的关系日益疏远，吴不会拔刀相助，赵于是派葛到洛阳去见吴，探求吴的态度。葛去后没有回音，赵又派赵冕、萧光礼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赵冕等到了洛阳，见吴忙得不可开交，简直找不到单独谈话的机会，等了几天没有下文，萧光礼便先回长沙来，这时主张“援鄂”的宋鹤庚、鲁涤平等抢先一步把萧找来，叫他用假情报回报“老总”（当时大家对赵的尊称），只说吴不反对湘军“援鄂”，但因为和王占元同属直系，不便公开赞成，只能默认。
　　湖北方面如何呢？王占元早于4月25日到了天津参加了曹锟、张作霖、靳云鹏和王占元的四巨头会议，在这次会议中，王占元虽然只是敬陪末座，无足轻重，可是他已跻身北洋巨头之林，所以也顾盼自雄了。他从北方回武汉时，路过郑州，郑州车站上有第三师的学兵队在车站列队恭迎他，他目睹这些小伙子都是精神饱满，雄赳赳气昂昂，且在倾盆大雨下整齐严肃，面不改色，大为感动，因此回到汉口下车时，对列队欢迎他的大员们一迭声地说：“嘿！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他受了这个刺激，回到湖北后，就决心裁汰老弱，整顿军队。
　　怎料6月4日，就是他回鄂的第二天，宜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变兵除了对本国人民大烧大杀大抢而外，还侵犯了外国商店，惹起了外交交涉。6月8日，英、美、法三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质问，随后又提出赔偿侨民损失和劝告中国裁兵的觉书。意大利公使竟提出组织各国联军开往各通商口岸保护外侨的建议。宜昌各国侨民公然提出在宜昌开辟租界，宜昌周围30里不得驻兵的条件。尤其惊人的是，川军旅长胡济舟建议派兵进驻宜昌，划宜昌为四川的辖市，以避免国际共管。
　　6月7日，武昌又发生兵变，和宜昌一样大烧、大抢、大掠、大杀，武昌官钱局和造币厂在被抢以后又被放火焚烧。武昌为督军驻节的所在地，而变兵又是王占元的直辖军队，使得王占元为之无地自容。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变兵第二师第七团全团官兵1832人准其退伍，欠饷一次发清，每人另给解散费20元，劫来赃物准其携带，由火车免费遣送其回乡。8日晚间变兵们兴高采烈地上了火车，车子开到孝感站，突然枪声四起，预先埋伏在车站周围的湖北第四混成旅（旅长刘佐龙）兵士一拥而出，开枪射击，除了在黑暗中逃脱了数十人，其余的都被歼灭。
　　王占元用这样恶劣的手段处理变兵事件，收回了发给变兵的欠饷和解散费，虽然追回了赃物，可是这个手段究竟不光明，因此使摇动的湖北人心更加动荡，湖北民情更为愤慨。使得甚至是一贯迎合王心意的武昌宜昌两地商会也都恨恨有声，通电痛斥王了。王乘马巡视武昌灾区时，看见督署发出的布告上自己的名字被人挖掉，知道自己在湖北的处境是岌岌可危了。
　　北京方面没有撤换王的意思，湖北旅京同乡曾于6月21日和28日两度向国务院请愿，靳云鹏对请愿的人说：“王占元问题就法律应当予以罢免，就事实我却办不到。”
　　7月20日，湘军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出兵“援鄂”。推举赵恒惕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旅长贺耀祖等为第一至第五纵队司令（纵队司令相当于师长一级）。
　　湘军出兵计划是：中路由岳州出蒲圻、咸宁，左路由常澧出公安、石首，右路由平江出崇阳、通城。同一天，在湖南的湖北人士推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
　　湖北自治政府并且发表宣言，宣称驱逐王占元后，即借镜湖南，制定省宪，湘鄂两省共同努力促进联省自治实现。
　　湘军也发表宣言说：援鄂的军事目标是在驱逐王占元，驱王后“鄂事将还之鄂人”。
　　7月21日湘军把在湖南境内的湘鄂铁路火车扣留了下来，湖北方面得到这个消息后，使王占元吃了一惊，正在这个时候，湖南路局又给湖北路局一个电报说：“湘军换防，请湖北方面多放几辆火车来供军事运输。”湖北路局以此请示王占元，王吩咐路局立刻停开火车，于是当天的湘鄂火车为之不通。湖南路局又有电报来，声明湘军已不换防，客车请照开，但湖北已不上当了。
　　王占元证实湘军已向湖北进军，乃召开湖北全省军政联席会议，议决派孙传芳为中路前敌总指挥，在蒲圻设立司令部，在羊楼司、蒲圻、咸宁建立三道防线；派刘跃龙为左翼司令，防守崇阳、通城，王都庆为右翼司令，防守公安、石首。同时电请吴佩孚派兵来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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