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节

　　2月8日，是旧历元旦，唐继尧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昆明，由他的佽飞军大队长龙云的护送下，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前往迤南。龙云后来成为唐继尧的继承人，统治云南达18年，他也是昭通县人，字紫丞，后来号志舟，出身彝族。他们的彝寨名叫金河，少年时他在彝寨中就学习枪棒和拳术，精通内功，辛亥革命后他和卢汉得谢汝翼的介绍，进入了云南讲武堂，由于学科术科都名列前茅，所以被唐继尧所赏识，把他分派在唐的卫队“佽飞军”中担任小队长。佽飞军是个特别名称，出典于汉代，汉代以佽飞为武官的官名，据说佽飞是古时候最有名的勇士，汉代便以此为武官官名，唐继尧把他特别挑选的卫队编为佽飞军。龙云当了佽飞军小队长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可是有一天机会来了，昆明忽然出现了一个法国籍的江湖奇士，自称力大无比，在昆明摆了擂台，一连几天，击败了上台挑战的好手，得意洋洋地用洋泾浜国语说他是天下无敌。恰巧这天是假期，龙云和卢汉都放假下了五华山，听说法国大力士摆擂台，便相率前往观看。看到法国大力士那副目空一切的样子，大为不满，龙云是个血性男儿，于是一扬声，愿向大力士挑战，从容地迈步登台。大力士一看，来的人个子不高，身子不壮，言不出众，貌不惊人，便存七分轻视。可是龙云却一脸严肃之态，一拱手说声请，要对方出拳，大力士不忍心先动手，可是洋人多不懂礼貌，待了一会不见龙云出拳，便对准他的鼻梁一拳，怎知龙云在让拳时已运足了内功，见对方一拳打出，就用右臂轻轻一抬把大力士的来拳挡开，说时迟那时快，龙云的右腿已是一个扫堂腿就把大力士扫出了擂台。两人交手还不到一分钟，大力士便被击倒了。台上台下一片喝彩，观战的人觉得龙云替中国人出了一口气，都热烈鼓掌欢呼，从此龙云便成了昆明家喻户晓的英雄。他虽然出身彝族，可是对唐继尧非常忠心，而且肯读中国古书，悟性很高，慢慢地自以为是中国正统儒家传统的保卫者。
　　唐继尧获知龙云打擂台一事，知道他武功绝伦，于是提升他为佽飞军大队长，大队长的地位相当于今日的团长级。
　　唐继尧离开昆明后，顾品珍于9日率军进入昆明接任云南总司令。以前滇军将领邓泰中等通电讨唐，顾品珍未曾参加，他对唐仍有礼貌，所以发出通电说：“唐公暨葵赓（唐继虞）司令联翩高蹈，挽留不及，甚为歉然。并派专员驰赴河口祖饯欢送，以表寸心。”
　　顾品珍进入昆明后，尽量让昆明的一切和唐在时一样，因此除了唐继尧、唐继虞、张维翰、龙云等出走外，其他均没有更动，省长还是周钟岳。周字惺甫，是云南鹤庆人，最早时候是蔡锷的秘书，此人是云南的不倒翁，蔡死后，唐重用他，唐去顾来，也要挽留他，后来唐回滇，他一样受唐眷顾，唐死后龙云主滇，他仍是云南的元老。抗战时代表云南到中央任内政部长，又升任考试院副院长，他为人和蔼可亲，在政治上没有成见，没有敌人，因此各方都尊重他。
　　和周性格极端相反的，也是蔡锷的好友，护国时担任蔡的秘书，是革命元老丁石生。他自蔡去世后，即不愿任公职，一直住在昆明，代表孙中山联络唐继尧，并担任云南青年会会长，从事宗教运动。他和唐继尧也是老友，同在日本缔交，但他不满意唐的割据自雄作风，劝唐拥护孙中山献身革命工作。唐不重视丁的意见，唐时常说：“丁石生不是我的朋友，他是孙中山的信徒，蔡松坡的生死之交。”顾品珍进军昆明，他和丁在护国时于役四川，同隶蔡下，因此一入昆明就命他的亲密战友金汉鼎去找丁，敦促丁出任昆明市政督办（就等于今天的昆明市长）。可是丁毅然拒绝，他反对以兵力夺取地盘的作风，他率直地对顾说：“这就是军阀行为，将来历史上会不原谅你们的。”他又说：“松坡从没有想当督军的意思，他薄湘督而不为，弃川督如敝屣，你们是松坡的袍泽，应该光大松坡的遗志。”顾品珍和金汉鼎都知道丁的脾气，因为他们知道丁这指责不是政治上的偏袒，唐继尧在滇时，他一样指责唐。
　　顾品珍逐走唐继尧后，北京政府大为兴奋，认为顾一向和政学系有联系，政学系已投靠北方，顾自然也会“内附”。然而顾在这方面却接受了丁石生的建议，拥护在广州的孙中山。
　　顾品珍未进昆明前，昆明发生了一段插曲，那是在叶荃起兵倒唐时，唐一方面派兵讨叶，一方面命令副官长李玉昆派遣四名低级军官四出从事谍察工作，四名之中有一位是后来继龙云而担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卢汉被派侦察由四川撤回的滇军动向，怎知他竟没有前往，他说：“妈特皮（这是卢汉的口头语），有什么可以侦察的，我还不如在家抽大烟。”那时他住在五华山后面，其他三位都完成了谍察任务，回报李玉昆，就是少了卢汉。有人告诉李玉昆说，卢汉躺在家中烧烟，李亲自去看，果然不差，大为光火，立即报告唐继尧。唐赫然震怒，手令交军法处严办。当时任军法处长的是张维翰，接到唐手令时，卢刚押到，张不敢怠慢，立即侦讯，卢表示是自己疏懒，贻误军机，罪该万死，请求宽贷。张维翰平素和龙云、卢汉都很熟，同在唐下面供职，如今卢为阶下囚，不免同情，因此代向联帅（当时大家都称唐继尧为联帅，因他是靖国联军总司令）说情。唐还在震怒中，下令非关卢汉一个时期不可，于是卢就被送往看守所拘禁。
　　这事才过了几天，顾品珍的军队已到了杨林，唐继尧因为自己的军队调去讨伐叶荃，一时抽不回来，所以只好派省长周钟岳去和顾品珍接触，唐要周对顾说，自己愿意高蹈，把昆明交给顾品珍。周抵板桥，顾品珍已率军开至，就在板桥停了下来。周顾倾谈了昆明情形，以及唐的态度，顾决定农历正月初一开入昆明。周钟岳乃把和顾所谈种种，用电话报告唐继尧，这是除夕下午的事。唐接到周的电话后，立刻召集亲信幕僚，秘书长由夔举（由云龙）、秘书白之瀚、军法处长张维翰和唐继虞等，宣布当晚离开昆明，不愿见顾军进入昆明。与会人士俱愿追随联帅出走，唐当时的打算是经滇越路由海防去香港，广州方面如果表示欢迎就去广州一行，如不欢迎就去日本，然后赴欧洲访问，以培养国际声望。
　　当天午夜12时，唐率亲信和内眷挂了两节花车离昆，一节花车是唐的内眷乘坐，一节花车是唐和幕僚乘坐。张维翰在启程前先赴军法处做一个交代，命令留守的人代理处务，并命令军法官到看守所去开释卢汉。这时看守所已有风声，获知唐联帅下野出走，所以看守所门才打开，被关禁的人员便一拥而出，卢汉是第一个走出监门的。
　　唐的专车在初一到达蒙自，龙云率领他的佽飞军（已编为第十四团）在车站迎候，龙并向唐报告，部下闻悉唐公下野，全军悲愤，愿追随唐公反攻昆明。
　　唐继尧抵蒙自，即驻节师部，地方士绅因唐联帅莅蒙恰逢正月初一，于是送上一桌酒席，有著名的蒙自饵。其他随员则由当地士绅宴请共度农历新年，唐等在出亡的第一站得到无上的礼遇，心中颇多感触。晚间，唐特召集当地驻军全体官兵训话，官兵们表示愿随联帅赴天涯海角，唐极为感动，乃告以自己一行将经越南去香港，越南属法，香港属英，军队如果同行，则将缴械，自己半生戎马，今日出亡，雅不愿见自己军队为外国军人缴械，所以希望弟兄们能在龙团长领导下团结一致，听候命令，本人无论将来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忘记了弟兄们。
　　正月初二唐离蒙自继续旅途，当天抵达越南边境老街，法军驻军列队在车站以军礼欢迎，唐未下车，火车径开河内，越南的法国总督特派参谋长至车站迎迓。唐等一行下榻河内大酒店，法国总督拟挽留唐等在河内小作逗留，唐辞谢，第二天即去海防，刚好赶上法国轮船，即搭船去香港。
　　唐联帅出亡赴香港的消息，是当时的一个大新闻，所以引起多方的瞩目，广州方面也非常重视，至于唐本人的打算如何，更是他个人极大的考虑。唐自从辛亥革命起，就是西南的实力派，他的影响力及于云南、贵州、四川。5年护国讨袁成功后，使他的功业声名达于最高峰，他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使时局受其影响。可是6年起，他在四川和贵州都受到顿挫，四川军人一直集中力量要把滇军驱逐出川，而在川在粤的滇军事实上也不完全服从他的命令，他虽然担任西南军政府的三巨头之一（孙中山、岑春煊和唐继尧），事实上也不过挂名而已。从民国6年到9年，他只不过是云南王，割据一方的一个军阀。
　　到了四川的滇军撤回云南，唐继尧就为之手足无措，最后且被自己的部下赶走，实在太可笑了。这也看出唐继尧的局面有限，因为以他的威望和权力，护国以后他就应该在云南充裕财源，从事建设，并且把军队训练得更坚强，因为云南偏僻一方，没有卷入北方和南方的大混乱，正是闭关自守，生聚教训的大好时机，唐却轻轻易易地坐失这个好机会。最后则是因为军费无着，驱迫自己的部下倒戈，而使自己在除夕晚上狼狈出奔，真可说是太可惜了。
　　所以，唐这次出走，对他是一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教训，他在旅途中对他的未来自然做极慎重的选择。
　　他的初步目标是广州。
　　唐继尧有一个代表派在上海名叫李小川，和张维翰同乡也是云南大关人，曾在日本留学，和蒋方震、蔡锷、唐继尧都很莫逆，担任过云南讲武堂的总办，唐继虞便是他的学生，他也认识孙中山。蔡锷在四川病重时，他陪蒋方震去探视，然后随侍蔡锷到日本就医，蔡殁后他又和蒋方震扶蔡柩回国，以后便一直代表唐继尧驻在上海。
　　顾品珍回滇，唐下野出走，李小川刚好由上海去香港，搭乘太古公司的广东轮，与汪兆铭和张继同船。海洋上的夜晚，他们三人在甲板上谈天谈地，张继主张李小川劝唐继尧出国“养望”，不必去广州做军政府的“空头”总裁。他说：“现在的军政府只是广东省的军政府，迫切需要团结滇、川、黔、湘四省，才能发挥作用。不幸因颂云（程潜）的关系，我们已失去湖南，蓂赓（唐继尧）现在和川、滇、黔关系都搞坏了，如果到了广州，势必因蓂赓一人的关系而使川、滇、黔都离开了先生（指孙中山），这对大局无益，对蓂赓也不利。”
　　李小川不同意张继的意见，他说：“如果中山先生因为蓂赓垮台而拒绝与唐合作，就不是中山先生了，何况蓂赓今天并未倒下来，他仍然有潜势力，如果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能在这个时候拉拢蓂赓，扶植他重整旗鼓，他今后必然会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共图革命大业。”
　　汪兆铭赞成李小川的意见，他们抵香港后，便同去广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见到他们三人只殷殷问及长江一带情况，忘了李小川是唐继尧的代表，李不得已，只好把话题往云南带，带到唐继尧下野，以及将到香港，请孙中山表示一点看法，孙中山只淡淡地说：“蓂赓从来就不服从我，他有权有势时总是和我相左，现在会服从我吗？”李小川乃解释唐的个性，认为唐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并非不服从孙中山，如今受了顿挫，对一个自视甚高且从来未受过挫折的人，是一个好教训……。他说到此，孙中山已不耐烦，就站了起来，大声地说：“革命工作不能靠自以为是的军人做基础，如果军人们不能先进行政治教育，就无法贯彻革命。这些年来我吃够了军人们的苦头，我告诉你们，我现在要北伐，要选举总统，我已命令陈炯明在一个月内筹足北伐的军费二百万元。如果他故意推延，我就拿对待莫荣新的方法对付他，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会用大炮来打倒这些不听命令的军人。”
　　孙中山很少有这种激动，这是因为过去一直是扶植陈炯明，而陈炯明又不听命令，所以气到了极点，现在借题发挥而已。同时孙中山痛感革命工作无法依赖军阀，过去吸收军阀参加革命，只是便宜了他们，用革命为名，吞吃革命的成果，不止无利于革命事业，而且还有极大的损害。孙中山不是对唐的穷无所归拒绝，而是从革命事业的观点来讨论革命伙伴需要哪一类人。
　　李小川看到孙中山很愤激，就待孙中山平静下来后才徐徐地发言，他说：“蓂赓年纪还轻，如果先生能爱护他，培植他，他是可以作为一个革命的好干部。他虽然下野，可是还有好几旅的兵力留在云南。”于是他把云南的局势做了一个分析。原来顾品珍这次率军回滇，主要是受了李根源的策动。李根源虽然也是云南人，而且曾在云南主持讲武堂，门生子弟遍布云南军队中，可是他一直在省外打天下，他做过陕西省长，办过韶关讲武堂。他当然也有野心夺取云南，他加入了政学系，在岑春煊之下已成政学系的巨头，可是为了争取在粤的滇军领导权而和唐继尧、李烈钧反目。李根源既然有野心回云南，就煽动驻川的滇军，不断派人游说顾品珍，信使往还络绎于途。顾品珍在四川虽然受到四川军人的联合攻击，可是在他的防区内，和川人相处却很融洽，川人且为顾修塑铜像。他本没有意思回云南夺帅印，经不起李根源的怂恿，才率军回滇。在李根源认为，顾品珍声望不够，他部下的旅长、团长如金汉鼎、杨希闵、朱德等都是云南讲武堂毕业，是李根源的学生，他们回到云南后，一定是敦请他回滇做督军兼省长。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一来是军人们已经得到天下，谁愿请一个大老板来。何况这时候，政学系已声望大降，它依附在桂系下面，桂系也一蹶不振，抱头鼠窜地退回广西，政治是现实的，顾品珍这时候自然不会投奔桂系，更不会随桂系之后投靠北京政府。顾品珍既然向广州靠拢，唐也在广州，西南局面更可以形成一个有力的连环，主要原因在于唐今天仍有力量可以运用。如果今天广州方面以隆重的礼遇接待唐，然后请唐把他留在云南的兵力调出来，顾品珍对广州也有了向心力，而唐的兵力由滇黔出来，就可以和广东方面的军队夹攻广西，肃清桂系最后的残余力量，把西南真正统一了，北伐就有了力量。
　　李小川的话，孙中山完全接纳，当即表示要热烈欢迎唐联帅到广州来。
　　3月4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总裁联名电请“唐蓂帅到广州共商大计”，军政府以十二分热诚欢迎“蓂帅”。
　　唐继尧一行由海防搭轮抵达香港，孙中山的代表汪兆铭及香港著名人士均在江干迎迓，唐登岸后即去跑马地凤辉台私邸休息，晚间出席汪兆铭等盛大的欢迎会。
　　唐由越南动身前，他的秘书长由夔举留下一封私函，不待唐拆阅就由河内动身返滇，由的理由是自己的私事亟待整理，请一短期假，可是唐在亡命旅程中，自己秘书长弃而折返，心中不无耿耿。
　　10年3月9日，下野的靖国联军总司令、云南督军唐继尧由香港乘广九路特别花车，偕随员唐继虞、张维翰、白之瀚等及孙中山派赴港欢迎的代表汪兆铭、邹鲁、许崇智等前往广州，车抵广州车站，广州的军政首要唐绍仪、伍廷芳、陈炯明、孙科等都到车站欢迎，盛况空前。军政府特别安排，把西壕口的亚洲酒店的七楼全部腾空，辟作唐的行辕。亚洲酒店的六楼早已让给唐绍仪总裁作为行辕了，两位唐总裁各占酒店一层，倒颇方便。
　　唐继尧在亚洲酒店略作休息，即赴越秀楼晋谒孙中山，两人闭门密谈了一个多钟头，据后来唐对其亲信描叙孙唐的谈话内容，孙中山对唐关注逾恒，唐深为感动。孙中山分析世界大势和国内大势，历历如绘，了若指掌。孙强调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是不会持久的，军阀将互相征伐，干戈不息，最后导致民不聊生，国不成国。今日救国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最后，孙中山用诚挚的音调对唐说：“蓂帅，我比你年长，我对军事是外行，你过去有大功于国家，今后如果我们两人携手合作，我的理想和革命理论，你的军事组织能力，配合起来，你专力练军，进行北伐，中国必可底定。来日方长，我希望你不要做云南或是西南的第一人，而要做中国的第一人。”
　　孙唐的谈话，使唐继尧大为兴奋，多少年来，他都是坐井观天，只以西南第一人自许，如今亡命出奔，好像是晋文公重耳的心境，不料见到孙中山，孙把他带到另外一个新天地中，画出一个光辉灿烂的轮廓，使他得见革命的远景，他怎能不大感兴奋呢。
　　孙唐秘密会谈后，孙中山即和唐同车前往参加军政府所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会场上只听到蓂帅如何如何的声浪。大家都以极热烈和亲切的情绪欢迎唐。
　　唐在欢迎会上首先被邀致词，他的云南昭通官话，与会人士中有大半是广东人，都听不懂，可是都了解他的意思。他说这次离开云南，是因为不愿意同室操戈，用战争来保卫自己的地位，使乡梓糜烂，并不是军事失败而出走，而且督军不是一个人所专用，地方不是一个人所私有，每一个人都该来试一下他的抱负，所以他宁愿放弃他治理了8年的云南而不愿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他的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然后孙中山致词，孙说：“唐蓂帅退出云南，不但不是失败，而是成功，是很大的成功，因为他从一个小天地跨到更大的天地中，把他的智慧和能力做更大的贡献。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能牺牲小我、不糜烂地方的忍让精神，唐蓂帅不把云南当作私产，部下要试，就让他们去试，自己却高蹈远扬，正可以为中国创一模范。我们大家举杯向唐蓂帅致敬，请大家干杯。”于是大家在热烈掌声中干了一杯，唐更是用最愉快的心情来干这一杯。
　　3月10日，唐继尧抵广州的第二天，一清早唐的行辕就是宾客络绎不绝，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早餐时，唐绍仪由六楼跑上七楼来拜访唐继尧，两位总裁也做了一番闭门密谈。
　　唐绍仪问起唐继尧到广州的打算，以及对广州的观感，唐继尧表示此行既兴奋又满意，言谈中对孙中山极端恭维，深恨亲近太迟，实在是个人莫大的损失。又说今后愿以余生贡献革命政府，追随孙统一西南，进行北伐。
　　唐绍仪静静聆听唐继尧的话，最后却冷冷地说：“蓂赓兄，你和中山共事日浅，我和他共事日长，他太偏重理想，想得多，说得多，行动得少，空谈多于实际，因此我奉劝你保留一点。”唐绍仪的一盆冷水，泼得唐继尧有点惑然，他正在兴头上，以为自己到了一个新天地中，怎知这个新天地原来也是荆棘重重的。他不知怎样作答，只好用哦哦声和谢谢来结束这次的谈话。
　　唐绍仪是北洋时代的产物，是清朝官场和袁世凯之间的中间人，虽然很有才干，可是却不是革命人物。他和孙中山之间，代表两个不同背景、不同时代、不同观念。他们之间的合作仅不过是出于反对北京政府，并且同是广东同乡，因此他对孙的作为当然持相反论调。
　　也许这一天，对唐继尧来说是很不愉快的，因为快到中午时候，陈炯明也来访晤唐继尧，这位广东的实力人物，第一号军人的到来，自然也是闭门密谈。
　　陈炯明比唐绍仪还要激烈，他开门见山地说：“蓂帅，我不同意你的高蹈，这是个力量的时代，做政治事业就要讲力量。力量是什么？是军队和地盘。民国以来，失去了军队和地盘谁还有发言权？你在护国之役再造民国，可是你今天没有地盘和武力，你光靠过去的功绩是一点也没有用的。筱斋（顾品珍字筱斋）是你的部下，如果你留在云南，他决不敢留难你，你的力量并没有瓦解，为什么要轻易地下台？你说不忍糜烂地方，国家的事人人可为，有机会让部下也试一试，可是你这一着除了牺牲自己而外，不会有什么收获的。”接着陈炯明又说：“孙先生是著名的孙大炮，理想多于实际，完全听他的是不会成功的，他如果有作为，民国元年的天下不会拱手让给袁项城了。所以我建议蓂帅，最上策也是唯一良策是重整旗鼓回云南，有了根据地才有发言权，才有影响力。至于如何回云南，你一定会有全盘打算，如果需要我的地方，我会尽力支持你，无论是粮饷械弹，我都可以尽我的力量。”
　　陈炯明劝唐的话是有他的立场，他这时是广东第一号军人，而唐继尧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在他之上。唐如留粤，他便不能为所欲为，所以他希望唐继尧离粤，而劝唐回滇唐是听得进的。
　　唐绍仪和陈炯明的话，有形无形之间使唐继尧受了影响，事实上，唐自己何尝不明白他有多少实力。当他还在广州的途中，他的劲旅便在昭通发出通电，宣布反顾，拥护唐联帅，这是由胡若愚旅长领导的第五混成旅。这一旅装备精良，是唐的基本武力，原先驻防叙府，当顾品珍率军回滇时，胡旅奉到唐的命令，也撤回昭通，即驻防昭通，唐的本意是以备紧急之用，不料后来顾军突然疾进，胡旅来不及掩击，遂致顾军冲进昆明近郊。唐继尧仓促出亡后，胡部在昭通才知道消息，得知唐已过蒙自赴越南，于是发表通电，宣称全旅仍拥护唐联帅，同时自称靖难军，胡若愚即以靖难军总司令发布命令。民国初年的军人都喜欢自立名目，这个“靖难”不知何典，可能即是明燕王由燕京进攻当时的明都，曾称为“靖难之役”，可是燕王分明是夺位犯上，无难可靖，胡若愚拥唐反顾倒是有靖难意义存在。
　　胡部不久即自动撤离昭通，径向广西边境移动，他们行军顺利通过贵州，贵州方面既不欢迎，也不阻止，让他们从容过境。胡部开拔后，在滇南的李友勋一旅也经百色向广西前进，这一旅以龙云的一团为基干。
　　由于胡若愚、李友勋两旅分别向广西移动，都高举拥唐的大旗，这两旅有5000多人，均极富战斗力，这一来更让唐继尧在广州声威大振，因为他已不是空着两手的流亡政要，而是有实力有资本的合伙人了。
　　3月31日唐继尧首次出席了军政府的政委会议，现在广州军政府的总裁已有四位，即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位总裁中，有武力的只有唐继尧一人。
　　这次会议通过了任命顾品珍为云南总司令，卢焘为贵州总司令。
　　中国国民党早于2月间即决定在广州成立办事处，派张继为干事长，田桐、周露麟等为干事。3月间正式开展党务。同时于2月15日任命孙科为广州市长。
　　从各方面看来，除陈炯明暗中不听命令而外，孙中山这时在广州还算是得心应手，尤其是唐继尧抵穗后，军事上多了一个力量，至少不必处处迁就陈炯明，更使形势为之转变。因此，加强了孙主张选举总统的决心，孙久已主张把广州的军政府正式化，正式之途径就是选举总统，改变四不像的总裁制。过去唐继尧在云南时是不赞成的，现在也由反对派变成了赞成派，于是七位总裁中，现在已有四位总裁站在同一阵线上，孙的选举总统主张就很容易实现了。
　　唐继尧身在广州，心在云南，尤其是唐绍仪的泄气和陈炯明的鼓励，因此他在广州暗中部署的，是如何组织他的旧部，安排回滇计划。

第174章联省自治运动
　　“自治”运动是南北战争和直皖战争后的一个新兴主张，首倡自治的是湖南省，湖南是南北战争中兵家必争之地，身受战火洗劫最为浩大，因此逐渐地产生一种“保境息民”的愿望，希望不介入国内政争。
　　“自治”的性质和“独立”或“自主”完全不同。湖南首倡自治，提倡制定省宪法，不受外力干涉，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客军侵入湖南。
　　这个运动以后支配了北洋时代若干年，以后的若干年中，中央集权和联省自治一直是两个不同的观念在互争长短。
　　联省自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赵恒惕氏曾回忆当时倡议的经过如下：
　　湖南主张联省自治，谭公组庵实首倡斯议，日后余等之积极推行，实以完成谭公未竟之意旨而已。缘护法战争，湘省首当其冲，受祸最烈。张敬尧之荼毒三湘，尤令省民身受其痛。故九年夏湘省光复，谭公即于七月十七日以湘军总司令名义发布筱电，宣告湖南省自治宗旨，冀超出南北政争之外，予省民休养生息之机会。当时上海北京各界名流多表同情。至于省治之初步展开，则在是年冬季翦除反侧，安定全省之后。首先成立省宪筹备会，分湘中、湘西、湘南三路，挽省议会议长彭兆璜、国会议员吴景鸿、钟才宏分任三路筹备委员。复敦聘名流专家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李剑农、汤漪等十一人为省宪起草委员。假岳麓书院开会草拟宪法，自民国十年三月中旬，迄四月中旬，前后凡一月，谢绝访客，悉心起草。以后复召集审查委员会，详细审订修正。审查会由大县推举代表二人，小县推举一人组成。惜因种种关系，宪草之审查迟迟不能完成，而援鄂战事又告发生。省宪之正式订定与联治运动之具体进展，乃在援鄂失败之后。然而联治之说已风行全国，国民苦于南北兵事有年，联治运动有时雨之望。名贤纷纷撰论阐扬，川、滇、浙诸省相继仿效，而鄂人且乞湘援手，助成其省治之实现也。
　　直系王占元主鄂政有年，日事聚敛，所部军队复兵变迭起。当联省自治运动盛行之际，鄂人乃图驱逐占元自治，而苦无兵力，于是推李书城、蒋作宾、何成浚、孔庚等乞援于湘、川两省，以达成其目的。
　　湖南既倡导省治于先，与湖北又有唇齿之谊，故慨允出兵相助。李、蒋等人并公布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一件，举蒋作宾为总监，孔庚领自治军，而以留湘数年之夏斗寅部鄂军为先锋，湘省则遣宋鹤庚为第一师援军主力。余曾躬赴前线视师。
　　9年冬天起，各省都进行争取自治，各省的团体争取自治的通电和各省代表到北京请愿实施自治的新闻，占满了报纸的篇幅，自治运动成为五四运动后规模最大的一项运动。
　　在北京，自治运动有两个联合组织，一个是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山西12省和北京市代表组成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一个是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4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在北京以外，天津成立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的联合办事处。上海成立了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
　　“自治”这时成为时髦的名称，军阀们为了割据一方，要自治，反对军阀希望保境安民的人们也以自治为号召。
　　自治运动发源于湖南，蓬勃于南方各省，但很快地就蔓延到北京政府的管辖区。长江流域掀起了废除督军和主张民选省长运动：江苏省议会在李纯自杀后，决议废除督军，江西省议会弹劾省长戚扬并通过民选省长案，安徽和湖北两省也有同样的呼声。在北方，直隶省议会建议各省省议会派代表到上海于10年1月17日举行联省会议，讨论制定省自治法的问题；甘肃各团体和旅京同乡，在北京政府任命蔡成勋为甘肃督军后，于9年12月31日发起拒蔡、废督和“甘人治甘”运动，吓得蔡成勋不敢到任。
　　北京政府面对这个“离心”运动，也手足无措，例如：已经决定派王克敏为江苏省长，由于江苏团体的反对，又改派了江苏籍的王瑚；已经任命孙振家为湖北省长，由于湖北团体的反对，又派了湖北籍的夏寿康。北京政府的困难是既不敢得罪握有兵权的各省督军，也不能随便调动他们，所以只敢做到任命本省人为本省省长，以缓和各省自治浪潮。有军权的督军们当然反对北京政府这种做法，因为有的督军想自兼省长，有的想用自己人为省长，所以常发生北京政府任命的省长，因事先未征求各该省督军的同意而被挡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湖北省长夏寿康因为受到督军王占元的反对，只得在汉口设立省长行署，不久就被驱逐下台。
　　其实，自治运动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废除督军，如果督军制不能废除，即使本省人做了省长，这个省长也只是一个傀儡，不可能发生什么作用。即使督军是本省人，也不过是自治其名，军人专政是实。
　　自治运动是民国初年一项政治愿望，可是这个愿望是和军人野心家的行动背道而驰的。
　　与“自治”相反的，是北京政府强调“统一”，由于桂系退出广东时，宣布撤销军政府和取消两广自主，因此北京政府即据以宣告“全国统一”。
　　北京政府于9年12月29日任命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诚为广西省长。30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31日颁布对广西及四川的军要授勋令。10年1月31日改派陆荣廷督办广西边防军务。同时对于湖南、云南和贵州三省则派员前往“接洽统一事宜”。可是北京政府的命令，只有广西一省奉行，四川军人除了刘存厚外，一致拒绝接受北京任命。湖南方面赵恒惕一再通电否认依附北方，云南的唐继尧和贵州的卢焘也对北京命令置之不理。
　　北京方面为了要在国际间造成已经统一的印象，因此自说自话地大做“统一”文章，在国务院下面成立“统一善后委员会”，并定每个星期四接待外国记者，宣布和解答关于“统一善后”的各项问题。
　　为了促成表面的统一，北京政府于9年11月17日宣布筹办地方自治，这与清廷在宣统年间允许筹办立宪一样，只是想拖时间，当然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由于以前国会被非法解散，因此制宪工作未能完成，各省自治运动的代表以及西南方面都主张，由下而上，由各省制定省宪法“省自治法”，规定一省的职权，实现省长民选，俾将来制定国宪时承认既成事实，将省宪纳入国宪之中。
　　废督是一个关键，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因为湖北在几个月内发生兵变20余次，人民生命财产都受到极大的损害，所以推举代表请愿罢免湖北督军王占元，废督即从湖北开始。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靳云鹏都不肯接见他们，派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国务院秘书许钟潞代为接见。吴、许两人都很坦白地告诉请愿代表说：“中央政府没有力量裁兵，也没有力量废督。”代表们气愤地说：“那么我们要一个中央政府做什么？我们还不如脱离中央政府。”许钟潞冷笑说：“那也很好，反正中央是个空架子，你们脱不脱离都没有关系。”
　　江苏旅京同乡在李纯自杀后，推举张一麐为代表，请求徐世昌不要派新督军，乘此机会从江苏开始废督。但是结果如何呢？北京政府不只发表一个新督军，还发表了一个包括江苏地区的新巡阅使。
　　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也反对自治，因为西南各省的自治破坏了军政府，孙在广州恢复军政府的目的，在于出兵北伐，打倒北洋军阀，西南各省的自治正是北伐的阻碍力量。
　　湖南是首先倡出自治的一省，也是第一个制定湖南省宪法的一省。湖南省宪法内容节录如下：

序言：湖南全省人民为增进幸福，巩固国基，制定宪法如左。

第一章：总纲：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以现有土地为区域，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

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人民有保护其身体生命之权，有保护其私有财产之权，有保护其居宅之权，有营业自由之权，有受教育之义务……等。

第三章：省之事权，包括地方制度及地方自治之监督，制定户籍法及登记法，矿业农林之保护及发电，省内之军政军令事项，省警察行政事项……等。

第四章：省议会以全省公民直接选出之议员组织之，公民年满卅岁以上，皆得被选为省议员，省议员任期三年，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二人，闭会时设常驻委员会。省长有重大犯罪行为，议员可提出弹劾。

第五章：省长及省务院
　　一、省长：省行政权由省长及省务员行使之。省长由省议会选出四人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决选，以得票最多数者为当选。当选后得受国政府之任命。凡湖南公民年满卅五岁以上在湖南居住五年以上者得被选为省长，现职军人被选为省长时，须解除本职方得就任，省长任期四年，期满改选，可连选连任一次，省长之职权包括：公布法律及发布执行法律之命令，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全省文武官吏。
　　二、省务院下设内务司、财政司、教育司、实业司、司法司。省务院设于省长署内，省长为省务院长，各司长为省务员。各司司长任期三年。省务院设政务会议，省长依政务会议决定之施政方针对于省议会负其责任。

第六章：立法

第七章：行政包括财政、教育、实业、军事

第八章：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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