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节

　　这一个时期，冯国璋已无力和段祺瑞明争或暗斗。但段祺瑞的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是全国性的反日，反对向日本借款；一方面是皖系军阀的各存私心。段深深感到旧的北洋派已经四分五裂，不能成为一个局面，因此决定加速建立自己的直接武力，命徐树铮在小站先成立参战军三个混成旅，希望借此达到重编新军的目的。
　　7月28日张作霖到了天津。30日张怀芝也到了天津。31日督军团又在天津举行会议。
　　这次天津会议有一个特色，是张作霖亲自参加了督军团会议，其他参加的是：曹锟、张怀芝、徐树铮、倪嗣冲、田中玉、龙济光等。长江三督仍未派代表出席。倪嗣冲是接到徐树铮密电于当天赶到的。
　　这次天津会议仍是讨论总统问题和南征问题。张作霖赞成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且建议推段祺瑞为副总统。张作霖这时已不愿甘居人下，自己也有问鼎副总统的野心。倪嗣冲怕会议造成僵局，所以建议副总统人选暂时不做决定，留待给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这个建议是徐树铮借倪嗣冲口提出来的，因为徐树铮原已答应过曹锟，自不便食言，可是如今张作霖亲身入关，又想把这位子笼络张作霖，借以鼓励张作霖把奉军全部调赴南方作战，另一方面却又以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和他的直军继续对南作战，以挽回南方的僵局。
　　曹锟本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副总统候选人，而且当时徐树铮的表示是只要他不反对对南作战就够了，并不需要他积极南征，怎知湖南前线发生了变化，自己的大将吴佩孚却拒绝作战，且和南军成立了停战协定，而这次的天津会议却把副总统留给征南有功者，张作霖在旁虎视眈眈。天津会议一致决议劝告曹锟南下立功。曹锟一方面舍不得放弃副总统位子，另一方面又接到吴佩孚密电，阻止他南下，使他真是进退两难。
　　这个布贩出身的老实人也有他一手，他在进退两难中想出了应付的办法，他一方面答应南下，一方面又提出三个条件：（一）中央预筹军费；（二）规定四省经略使职权；（三）军火暂由奉天借拨，并须取得德州、上海、汉阳三个兵工厂的管理权。曹锟料到北京政府对这三个条件难于接受，这样他便可借词推延南下的日期。他深深觉得自己是被骗了，因为他如果真的南下，则张作霖一定乘机深入北京政权，张作霖是他最大的威胁，有取副总统的野心，同时也是除他以外唯一的人选。
　　段祺瑞派花车接曹锟赴京详谈，曹竟予以拒绝。
　　在这次天津会议中讨论对南作战时，谁在先谁在后也各有歧见，张作霖既然以“打手”姿态出现，各省军阀就主张以奉军为前方主力，以代替在前线按兵不动的直军。但是张作霖当然不肯这么做，他建议把奉军当作各路战线的总预备队，随时应援前方，这当然遭到其他军阀的反对，这等于消耗了别系的力量，再由奉军前往接收，大家都不是傻子，谁肯这样干？因此这个问题大家便牵延不决，你推我赖。
　　天津会议中，大家一致要求北洋派大团结，首先要求没有参加会议的各省代表列席。这是指直系的长江三省，他们没有参加天津会议，也没有派代表列席。于是天津会议以全体成员名义去电征求他们对“南征问题”有何意见？请他们迅速答复，他们回答说：毫无意见，只愿意保境安民。
　　于是，这次的天津会议虽有张作霖亲自参加，却仍无结果。各省军阀在此期间，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军饷，他们开出来的数目是1500万元。
　　没有钱当然不能打仗，于是段内阁便忙于在“钱”上面动脑筋。财政总长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2.4亿万元，向朝鲜银行借款8000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段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公布施行。而冯又一次拒绝盖印。
　　但冯终在8月9日召集各部总长和中交两行负责人在公府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币券问题。曹汝霖在会议上报告，他说发行金币券是改革币制，是采行金本位的准备步骤。8月10日冯以总统名义公布制定金币券条例，及币制局官例。
　　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这项措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向五国银行团商量，不应该单独行事，这是违反西方共同利益的，所以联合对中国抗议，这时由于欧战已接近尾声，列强开始又对中国注意，不像欧战紧急期间那么放松，因此他们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种勾结，仍想透过五国银行团对中国加以控制，这样也阻止了日本对华借款的垄断权。
　　日本政府鉴于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所以也不愿过分招致西方国家的恶感，因此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同时对于金币借款一事也暂不考虑。
　　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勾结，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军火的供应只便宜了奉军，两次日本军火都被奉军劫取，借款虽多，却是远水不能救近火。
　　天津会议是7月31日开始的，8月9日在无结果中结束。张怀芝和倪嗣冲都离津返防。只有张作霖仍留在天津，他这时对于北京的政坛已发生了兴趣。
　　张作霖在天津时爆发了一件大事，他发现从3月25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50万元，但奉军只实收到180余万元。他再进一步查问，发现徐树铮把其他的钱用在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的选举上，原来徐竟玩弄“假报销”。
　　张作霖自入关后，与各方接触中，听到的尽是徐树铮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挟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军。因此心中对小徐已怀不满，现在发现他竟擅把奉军军费移作别用，欺人欺到自己头上，怎不光火，因此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要找小徐算账。
　　段祺瑞听说张作霖翻脸，生怕闹出别的麻烦，赶快叫徐树铮去见张谢罪，并且承认在短期内归还这笔款子。
　　8月24日北京发表张景惠为奉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第141章安福国会
　　民国7年修正国会组织法早于2月17日由王士珍内阁公布后，北京政府遂令内政部筹备国会事务局，依修正法筹备国会选举。段系为了要巩固国会的力量，遂由徐树铮幕后支持，组织安福俱乐部以谋操纵选举。安福俱乐部是由中和俱乐部蜕变的，中和俱乐部也是段系的国会组织。安福俱乐部于7年3月7日成立。其领袖人物为王揖唐、王印川、光云锦、刘恩格、黄云鹏、田应璜、克希克图等。
　　新国会选举在南北战争期间，粤、桂、滇、黔、川五省均反对，而湘、鄂、陕三省也因战乱之故，选举不能正常，实际得以选举的，仅十四行省。选举结果：安福系大获全胜，获330席次，旧交通系获120席次，研究系只获20余席次。旧交通系仍以梁士诒为领袖，朱启钤、周自齐、叶恭绰为巨头，龙建章、沈云沛、梁鸿志等俱是著名人物，尤其龙建章和叶恭绰称为交通系的龙虎二将。还有新交通系是在段祺瑞讨张勋时为段卖力的，其领袖曹汝霖、陆宗舆、丁士源等，中有很多系著名的亲日派。至于研究系在张勋失败后，联段以获政权，段组阁时阁员多为研究系，段的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都是研究系的主张，可是自6年11月段阁垮后即一蹶不振，所以新国会中只占20余席。
　　新议员选出后依召集令于7年8月1日以前到北京报到，8月12日参议院解散，新国会成立，新国会因为是安福系所包办，故又称为“安福国会”。8月20日众议院选举安福系领袖王揖唐为议长，刘恩格为副议长，22日参议院选举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为议长，朱启钤为副议长。
　　这个国会的产生多是用不正当的手法，段内阁支出了1000万元的选举费，议员名单事前早经圈定。如山东划分为四个选区，每区发给选举费10.5万元，山东督军责成四个道尹按照圈定名单全部选出。又如王揖唐派他的侄儿王丙坤为湘江道尹，到湖南包办新国会的选举，指定周渤、罗正纬、王毅等十余人应当当选，由于投票结果，并未全部当选，张敬尧就用伪票纳入票柜，使原来圈定的人一榜及第。在江苏，5月20日江宁县进行众议员选举，全城公立学校停课一日，第一、第二两区投票所，有一群小学生奉命排队前往投票，从前门走进去，从后门走出来，再折回前门进去投票，如此反复循环多次。此外还有浮报选民，如扬属七县先一届选民为29.8万人，本届光是江都一县就有29.9万人；淮属八县先一届选民是18万人，本届仅阜宁一县就有25.28万人；仪征一县人口为10.8万人，但列入选民名册的就有10.04万人。
　　安福系的议员开会前每人先预支出席费300元。
　　众议院副议长刘恩格无籍名，原来他是奉天籍的议员，张作霖支持他，所以他非当选副议长不可。
　　8月12日“安福”国会开幕前，代总统冯国璋通电宣布不竞选总统。电云：
　　国璋服务民国，于兹七年，变故迭更，饱尝艰苦，去岁邦基摇动，幸赖总理与各督军，群策群力，恢复共和，其时黎大总统辞让再三，元首职权，无所寄托，各方面以《约法》有代行职权之规定，《大总统选举法》有代理之明文，责备敦促，无可逃避。国璋明知凉德，不足以辱大位，但以尊重法律之故，不得不忝颜庖代。顾念《约法》精神所在，一曰中华民国之统一，一曰中华民国之平和，国璋挟此两大希望而来，以求与根本大法之精神相贯彻，非有一毫利己之私，惟期不背于法律，以自免于罪戾耳。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推原其故，则国璋一人，实尸其咎。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国璋虽自认《约法》精神，无有错误，而诚不足以动人，信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驭世，惠不足以及民，致将士暴露于外，闾阎愁苦于下，举耳目所接触者，无往而可具乐观，虽有贤能之阁僚，忠勇之同袍，而以国璋一人不足表率之故，无由发展其利国福民之愿力，所足以自白于天下者，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摄职之期，业将届满，国会开议，即在目前，所冀国会议员，各本一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和平者，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则国本以固，隐患以消。国璋方日夜为国祈福，为民请命，以自忏一年来之罪戾。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若谓国璋有意恋栈，且以竞争选举相疑，此乃局外之流言，岂知局中之负疚？盖国璋渴望国会之速成，以求时局之大定，则有之，其他丝毫权利之心，固已洗涤净尽矣。至若国之存亡，匹夫有责，国璋虽在田野，苟有可以达统一平和之目的，而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者，惟力是视，不敢辞也。敢布腹心，以谂贤哲。
　　冯国璋这通电报极得中外的好感，因为他强调全国统一与和平，并且放弃竞选总统，这些都能博得人的同情。尤其对于南方军政府，当冯电发表后，广东军政府立刻拍发一电呼应。
　　溯自西南兴师，以至本军政府成立以来，于护法屡经表示，除认副总统代理大总统执行职务外，其余北京非法政府一切行为，军政府万无容认之余地。乃者大总统法定任期无几，大选在即，北京自构机关，号称国会，竟将从事于选举。夫军政府所重者法耳，于人无容心焉，故其候补为何人，无所用其赞否，赞否之所得施，亦视其人之所从举为合法与否而已。苟北京非法国会，竟尔窃用大权，贸然投匦，无论所选为谁，决不承认，谨此布告，咸使闻知。
　　8月7日在湖南的吴佩孚竟致电李纯，痛斥武力统一的亡国政策，反对包办民意的选举，和以外力为背景的内战。这是一篇动人肺腑的通电：
　　兵连祸结，大战经年，耗款数千万，糜烂十数省，有用之军队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至若同种残杀，尤足痛心。……此次奉命南来，明知阋墙之争非国之福，然为维持中央威信起见，势不得不借武力促进和平。……讵中央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国亡于外敌，固军人之罪，国亡于内乱，亦军人之羞。此次中央平川援粤，实亡国之政策也，军人虽以服从为天职，然对内亦应权其轻重利害而适从之，非抗命也，为延国脉耳！……一、此次国会新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司法机关受行政指挥而等赘疣，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等专制，酿成全国叛乱，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二、我国对德奥宣战，若以兵力从事内争，重轻倒置，贻笑外人，日本乘我多难要求出兵，而丧权协定以成，内争不息，外患将不可图。三、内争年余，军费全由抵借，以借款杀同胞，何异饮鸩止渴……用人取德与才，不论党派，乃与此层相反，如傅以操切而祸湘，徐以违法而杀陆，政府赏罚倒置，而犹以叛逆责人，大张挞伐，岂得谓平！以上各理由，我军师旅团长俱表同意。近测南军心理，均不愿战。用特电达，请会同鄂赣两督通电南北提倡和平，使双方前敌各将士同声相应，大局转圜，当易生效力。曹经略使夙主和平，必赞成斯议也。
　　这个电报对段的威信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以前长江三督虽然通电主和，却从没有这么毫不留情地骂段，甚至西南各省也没有骂过这么激烈。
　　8月21日吴佩孚又领衔发表请冯国璋下令主和的马电。
　　大总统媾和宣战之权为《约法》所允许，对外尚然，而对内主和尤不得谓为非法。恳请我大总统仍根据《约法》之精神，颁布全国一致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军队留有余力一致对外。慎勿以摄职期满，轻思息肩。尤望我经略使与长江三督帅仰体元首苦衷，俯念生灵涂炭，群出赞助，协谋宁息。至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问，然新旧国会分立，南北既无统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若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
　　马电没有得到冯的答复，不过长江三督有先解决时局后选总统的提议。段认为这一套都是冯的政治阴谋想拖延总统的选举，他嗾使张作霖发表敬电（24日）、倪嗣冲发表有电（25日），主张继续对南用兵，他自己也有敬电斥吴“师长职卑对大局无发言之权”。
　　段说吴职卑位低是不错的，他不过是个师长，可是由于驻防最前线，军风纪又好，现在一鸣惊人，自此开始，中外开始对这位蓬莱秀才、师长吴佩孚刮目相看了。
　　吴佩孚以一个师长竟发出狮子吼，使北方政局颇为震动，甚至使冯国璋和他的老长官曹锟都为之不安，曹锟有养电（22日）轻轻地斥吴：“吴师长通电，殊属不明事理。”后来曹听说段为此很生气，于是再有宥电（26日）训吴：“勿得轻信谣言，并饬遵照中央计划一致进行。本人定于二十四日由天津赴保定，即日南行。”曹发此电有他苦衷，因为他在天津，张作霖也在天津，这时天津的力量已落入奉军手中，奉军且在杨村增加兵力，而徐树铮则是个翻脸不认人的狠角色。所以吴佩孚接二连三通电，使他大受威胁，因为吴佩孚的账一定都记在他身上，他乃一面通电斥吴，一面借口南行，离开虎口天津，而赴保定，保定是他的大本营，曹在保定比天津安全多了。冯国璋也发表宥电：“吴师长激于意气……宜先互商妥洽，不可即行入名。”
　　可是吴佩孚依然继续通电，他发出养电（22日）把前致冯国璋的马电照录全文送交全国各报刊登。
　　吴的通电立刻得到西南将领的响应，谭浩明、谭延闿致吴的漾电（23日）：
　　奉读马电，大义凛然，同深赞服，已转达武鸣（陆荣廷）、西林（岑春煊）一致主张，并通电西南各省，以为洛钟之应。
　　谭浩明、谭延闿、陈炳焜（新任广西省长）有联名勘电（28日）。莫荣新有世电（31日）。湘西将领田应诒等有鱼电（9月6日）。刘显世有铣电（9月16日）。唐继尧有敬电（9月24日）。
　　吴一鸣惊人，使段大动肝火，乃发敬电（8月24日），痛责吴不应“受人煽惑，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敬电说：
　　该师长军人也，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然，尔将何以驭下？责任内阁关系巩固国家之中枢，政令所由出，图私利者不能反对，不敢反对，阴使人反对之，是破坏国家，使人干犯纲纪，计非不巧，然而端人绝不为之。况春秋诛心，岂能逃千秋斧钺？尔从予多年，教育或有未周，予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
　　同时，张作霖也有敬电（24日），倪嗣冲有宥电（26日）主张对西南作战到底。电文中当然对吴指责，同时也不满曹锟。曹锟身在北方，颇感为难，乃在保定补发宥电（26日），通报北方各省说：
　　接吴师长马电，不胜气忿，当即发电申斥，文曰：马电悉，误会元首文电，居然通电主和，一意迳行，将军人天职全行忘却。……该师长等屡次坚持己见，竟以陆荣廷、赵恒惕之言为可信，牵动大局，此固国家之不幸，实亦鄙人德薄能鲜有以致之。鄙人一息尚存，决不忍坐视该师长等受人愚哄，陷国家于危亡。务宜速自醒悟，屏除浮言等语。锟赋性愚拙，惟知拥护中央，服务命令。今该师长等有此举动，谅系奸人挑拨，欲破坏我北洋团体，锟现在保定，即日南行，策划进行。
　　皖系和主战派都破口大骂曹锟是北洋团体的内奸，是口是心非的小人。曹锟这时的处境，就和不久前李纯的处境一样，天天要忙于答复各方面的责难。他又有感电（27日）说：“昨接吴师长敬电，擅请撤兵，殊属不合，业经严词责斥，电令恪遵命令，扼守防地，不得擅自调动。”
　　倪嗣冲也有感电（27日）劝吴佩孚以北洋团体为重，并且极力为武力统一政策进行辩护。他说：
　　我国对外之患难，实由于内部之分裂，不求统一，断无能以对外之理。……长岳失陷后，麾下请缨，首催襄樊，继下长岳，转战千里，至于衡阳，功在当时，名垂后世，若遽主持和议，不惟麾下百战声名尽付流水，前此掷千万人之性命，糜数千万之军饷，所以争此尺寸之地者，不几为多事耶？
　　吴佩孚在衡阳我行我素，完全不理会北方的反对和谴责。因为段祺瑞有敬电（8月24日）责吴说“尔从予多年，教育或有未周”句，他乃复以宥电（26日），称段为“我师”，自比“诤子”，他说自己通电主和乃是“仿照我师在孝感时通电主张宣布共和，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段的敬电中说“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吴的宥电答复说：
　　学生直接服从者曹使，间接服从者陆海军大元帅（指冯代理总统）。大元帅希望和平，通国皆知。经略使在汉表示和平，学生即根据实行，谨守服从，无以过之。
　　吴这里干脆表示没有服从国务总理的必要。他在宥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开对张作霖攻击，他说：
　　津议阳为去冯举徐，阴实倒阁复辟，干犯纪纲，莫此为甚。蛮军（指奉军）满布畿辅，雷震春、张镇芳、万绳栻、胡嗣瑗等遁迹津门，与奉督秘密连系，是为明证。
　　接着，吴又有俭电（28日）致段，否认主和是受人之欺，他说：
　　倡议主和，实出学生本心，既非受人嗾使，亦非被人愚弄。……大势所趋，非和平无以善其后，如果中央开诚布公为和平之表示，西南必当就我范围，实在学生把握之中。……如蒙俯如所请，则南人不反，担保十年。如果无效，学生以一师之力，平之足矣。
　　曹锟在保定仍只好训斥吴佩孚，因此8月30日电吴说：
　　宥电悉，引经据典，大放厥词，施之于同等尚且不可，顾可于尊长之前妄发议论？宁不知芝揆（指段祺瑞）再造共和，淡于权利，只以大局所关，同人邀请，不得已再出东山，其所以不能遽事和平者，实因南人复反也。……来电谓宣战媾和为大总统特权，不知媾和者，乃对外，国内疆吏跋扈，武人肆虐，惟有出于讨伐之一途。又津议种种尤为无稽之谈。该师长信以为真，何愚暗至此。……芝揆素有含容，兼与该师长有师生之谊，应即具电婉言谢过，幸勿再逞意气，致贻他人以口实。是为至要也。
　　吴佩孚对北方局势看得很真切，他了解段祺瑞今日在北洋派中，只是一个虚声号召的领袖，并没有强大而坚固的实力做后盾；至于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督帅们，又都是些自私自利的纸老虎，吵吵闹闹是可以的，如果真刀真枪就不会来了。因此他虽只是一个师长，却气吞南北，把北洋派的前辈看得一文不值，所以他竟敢说：“如不允下停战令，师长等回防待罪，请即派员接替。”
　　曹锟不是不爱护吴，只因身在北方，不好表示偏爱，然而他何尝不知吴是自己的政治资本。但投鼠忌器，只好电斥吴，并且把电报照录下来通报北方各省。更发出世电（8月31日）表明自己淡于名利，暗示自己不希望做副总统。他在保定检阅军队，补充实力，请北京政府速拨发500万元以备南下之用。
　　31日吴佩孚答复曹锟一电，表示坚决主和：“一俟和局告成，当北上请抗言之罪。”
　　北方军人中也不是全反对吴佩孚主和的，如第十九师师长杨春普即发出径电（25日）响应马电。第十九师原驻防江苏，刚调到江西。
　　吴佩孚把所有同情和响应他的通电都转交全国各报发表。
　　直到这时，段祺瑞才决定把武力统一政策推迟一步，8月31日国务会议决定命令前敌各军暂取守势。
　　同时，段发出世电（31日）宣布本人将在政府改组后引退，电云：
　　往者滇黔诸省独立自主，祺瑞仰承明令，从事讨伐，方据全胜之势，忽倡调停之说，祺瑞引咎乞休。讵中央方从事调停，而长岳失势，荆襄扰攘。彼时祺瑞专事筹边，不愿再综政权，而大总统亲自敦促，我同袍函电交驰，迫不容己，重负仔肩。受任以来，仍以统一为职志，和平为希望，与大总统同心同德，备挽劫运。荏苒经时，而统一之局尚需时日，将士疲劳于外，人民疾苦于下。今值国会告成，组织大总统选举联合会，元首改任之时，即政局重新之会，祺瑞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所有前敌各军队，希即明修战备，严防煽惑。倘有疏虞，危及国本，则前敌诸将领与任地方之责者，对于国家人民，皆有不可辞之咎也。
　　段这通电报是在安福系操纵的国会已经开会，改选总统，合法倒冯的时机已经成熟时发出的，他先表示下野，以迫冯实践同时引退的诺言，可是他下台后，新选的总统是段操纵的，而段还保留了参战督办职务，所以段下台还是在台上，但是冯下台就是真的下台了。
　　冯段两人的斗争，在安福国会召开后，冯是失败了。

第142章徐世昌就任总统
　　段系决定不顾一切改选总统，南方的桂系则尽一切努力想延长冯国璋的总统任期。7年8月31日广州非常国会宣言，将继续召集护法会议，并进行总统的选举，对于所有北京政府缔结的对外条约和公布的法律，一概认为无效。政学系的议员进一步主张即选冯国璋为大总统。9月2日广州的军政府发表宣言，否认安福国会有选举总统之权，如果选出了总统，西南决不承认。
　　段系既然决心要选举，为了怕发生意外，于是召奉军一旅开到南苑。张作霖向北京政府呈请恢复张勋的自由，而康有为又公然到了北京，于是北京内外人心惶惶，以为又要发生第二次复辟。
　　9月4日，安福国会组织两院选举委员会，到议员436人，徐世昌以425票当选为总统。据说投票前每位议员都领了出席费和一张徐世昌亲笔题名的照片，少数不受控制的议员则以每张票5000元收买，由安福系所办的华通银行付款。整个大选经费是从日本借款中提出的。议员们在投票后，段内阁分别不同身价聘他们为顾问、咨议，每月送干薪200元到1000元不等。
　　9月5日继续选副总统，两院议员到者仅88人，因人数不足流会。副总统本有四个人有希望竞选，是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冯、段已有承诺同时下野，张作霖亦自动放弃，于是只剩下曹锟一人。交通系主张不要选北洋军人，以免西南更走极端，俾让徐世昌发动和平。积极主张的是梁士诒，北洋部分军人认为梁是广东人，想促成南方人当副总统，可是梁士诒则说他是希望缓选副座以留待对统一和平有功之人。梁曾有函致北洋军人申述自己意见书云：
　　夫主张速选者，本谓选出曹使，则北洋系固结可期。士诒忝厕北洋有年，北洋系之固结，迩年来竭力经营，未尝稍懈。然士诒爱北洋系，而尤爱国家；且爱国家，即所以爱北洋系也。夫主张速选，以固结北洋系者，惟知固结北洋系，而不知因此足令国家分裂。曷言乎足令国家分裂？今日大总统已下令劝和，全国士商，多求罢战，是和平统一已为全国心理所同趋，苟无意外之阻力发生，则和平统一，当可告成。今若速选曹使为副座，则全国士商，不免大起猜疑，将谓中央又复主战，而西南人士，必以为故表对敌之意，是使已熟之和平终于无果。此足令国家分裂理由一也。西南对于主座之个人，本是同钦共仰，惟对于主座之选举，犹以违法相攻，今若选曹使为副座则彼等必合个人与选举而并攻之，其终也必至危及主座，若是则政局愈纷，去和平统一愈远矣。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二也。副座未选之前，则西南犹怀或归己得之望，此望未绝，则和平统一之机尚存。若一旦选出，则此望遂绝，而彼等必自行选举，若是则南北分立之局以成，而和平统一终于无望。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三也。有此三理由，故士诒主张缓举为有益于时局也。
　　梁士诒因此一主张而和直系结怨，日后梁组阁受到吴佩孚的激烈反对，大部分由此而起。
　　徐世昌当选总统后有歌电谦辞，这是北洋政府官僚们例行地做作姿态。电云：
　　国会成立，适值选举总统之期，乃以世昌克膺斯选，世昌爱民爱国，岂后于人，初非沽高蹈之名，并不存畏难之见。惟惓念国家杌陧之形，默察商民颠连之状，质诸当世，返诸藐躬，实有非衰老之躯，所能称职者。并非谦让，实本真诚，谨为我国会暨全国之军民长官并林下诸先生一言，幸垂听焉！民国递嬗，变乱屡经，想望承平，徒存虚愿，但艰危状况，有什佰于当时者。道德不立，威信不行，纪纲不肃，人心不定，国防日亟，边陲之扰乱堪虞，欧战将终，世局之变迁宜审。其他凡事实所发现，情势所抵牾，当局诸公，目击身膺，宁俟昌之喋喋？是即才能学识，十倍于昌，处此时艰，殆将束手，此爱国而无补于国，不能不审顾踌躇者也。国之本在民，乃者烽火之警，水潦之灾，商业之停滞，金融之顿挫，土匪劫掠，村落为墟，哀哀穷民，无可告诉。吏无抚治之方，人鲜来苏之望，固无暇为教养之计划，并不能苏喘息于须臾。忝居民上，其谓之何？睹此流离困苦之国民，无术以善其后，复何忍侈谈政策，愚我编氓？此爱民而无以保民，更悚惕而不自安者也。然使假昌以壮盛之年，亦未尝无澄清之志。今则衰病侵寻，习于闲散，偶及国事，辄废眠食。若以暮齿，更忝高位，将徒抱爱国爱民之愿，必至心有余而力不足，精神不注，丛脞堪虞，智虑不充，疏漏立见。既恐以救国者转贻国羞，更恐以救民者适为民病，彼时无以对我全国之民，更何以对诸君子乎？吾斯未信，不敢率尔以从，心所谓危，谨用掬诚以告，惟我国会暨我全国之军民长官，盱衡时局，日切隐忧，所望各勉责任，共济艰难，起垂蹙之民生，登诸衽席。挽濒危之国运，系于苞桑。昌虽在野，祷祀求之矣。邦基之重，非所敢承，干济艰屯，必有贤俊，幸全尘翮，俾遂初服。除致函参众两院恳辞，并函达冯大总统国务院外，特此电达。
　　歌电发出后，北方军阀当然一致敦促如期就职，只有南方是劝阻徐就职的，广州军政府由岑春煊、伍廷芳两总裁联合拍电致徐，劝勿就职。
　　读歌日通电，借悉非法国会选公为总统，公既惕世变，复自谦抑，窃为公能周察民意，不愿冒登大位，至可钦佩。惟公之立言，虽咨嗟太息于国事之败坏，而所以致败坏之原因，公未尝言之，此春煊、廷芳所不能默尔而息者。致乱之故，虽非一端，救国之方，理或无二。一言以决之曰：“奉法守度而已。”《约法》为国命所托，有悍然不顾而为法外之行动者，有托名守法而行坏法之实者，均足以召乱。自国会被非法解散，《约法》精神横遭斫丧，既无以杜奸人觊觎之心，更无以平国民义愤之气。护法军兴，志在荡乱，北庭怙恶，视若寇仇，诪张为幻，与日俱积，以为民国不可无国会，而竟以私意构成之，总统不可无继人，而竟以非法选举之。自公被选，国人深感北庭无悔祸之诚，更无以测公意之所在。使公能毅然表示于众曰：“非法之举，不能就也，助乱之举，不可从也。”如此国人必高公义，即仇视国会，或感公一言而知所变计。戢乱止暴，国人敢忘其功？惜乎公虽辞职，而于非法国会之选举，竟无一词以正之也。窃虑公未细察，受奸人蛊惑，不能坚持不就职之旨，此后国事，益难收拾，天下后世，将谓公何？如有谓公若将就职，而某某等省，可以单独媾和者；国会可以取消，从新组织者；护法各省，如不服从，仍可以武力压制之者，此等莠言，皆欲踞公于炉火之上，而陷民国于万劫不复耳。愿公坚塞两耳，切勿妄听。公从政有年，富于阅历，思保令名，宜由正轨。煊、廷忝列旧交，爱国爱公，用特忠告，幸留意焉！
　　冯国璋收到徐世昌一函，内容和歌电相同，立函复徐世昌，敦请出山，词意诚挚，函云：
　　顷奉大函，以国会成立，选举我公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虞棼丝之难理，辞高位而不居。谦德深光，孤标独峻，即兹举动，具仰仪型。惟审察现在国家之情形，与夫国民感受之痛苦，倒悬待解，及溺须援。天下事尚有可为，大君子何遽出此？略抒胸臆，幸垂察焉！比年以来，迭更事变，魁杓既无所专属，法律几成为具文。内则斨斧相寻，外则风云日恶，以云险象，莫过今兹。……然危厦倘易栋梁，或可免于倾圮，洪波但得舟楫，又何畏夫风涛？不患无位，而患无才；亦有治人，乃有治法。我公渊襟睿略，杰出冠时，具世界之眼光，蕴经纶于怀抱。与国记枢密之姓名，方镇多幕府之偏裨，一殿岿然，万流奔赴。天眷中国，重任加遗，所望握统驭之大权，建安攘之伟业，公虽卑以自牧，逊谢不遑，而欲延共和垂绝之纪年，当此固舍公莫属也。邦本在民，诚如明示。尔在兵连祸结，所至为墟，士持千里之粮，民失一椽之庇。疮痍满目，饥馑洊臻，定人谋之不臧，抑天心之未厌？我公仁言利溥，感人自深，纵博济犹病圣人，恩泽难遍于枯朽，而至诚可格天地，戾气或化为祥，况旋转之功，匪异人任，恻隐之念，有动于中，必能嘘备瘠以阳春，挽沉冥之浩劫。公谓教养匪易，虑远心长，实则彼呼号待尽之孑黎，此日已望公如岁也。夫以我公之忧国爱民也如彼，而国与民之相需于我公者又如此，既系安危之重，忍占肥遁之贞，平日以道义相期，不能不希我公之变计矣。至若虑蹉跎于晚岁，益足征冲淡之虚怀，但公本神明强固之身，群以整顿乾坤相属，虽诸葛素持谨慎，而衡武讵至倦勤，亦惟有企视老成，发挥绪余，以资矜式耳。国璋行能无似，谬摄政权，历一稔之期间，贻百端之丛脞，清夜内讼，良用惭惶，所代及时，负担获弛，徒抱和平之虚愿，私冀收效于将来。我公为群帅所归心，小民所托命，切盼信期就职，早释纠纷，庶望治者得以慰延颈跂足之劳，而承乏者不至有接替无人之惧，耳目争属，心理皆同，谨布区区，愿言夙驾，专肃奉复。
　　徐世昌这年64岁，他是北洋的元老和重臣，本身不是军阀。在前清时代，外任总督，内握军机，民国时代则以超然姿态为政治上一大力量，因老成望重，而为北方泰斗。袁克定称他为活曹操，皖系在这个时候把他捧出来，只因为他是个文人，手中没有兵权，不会组织一个军事集团来争权夺利。同时由于徐世昌是超然派和元老，可以利用他瓦解直系。段祺瑞本人希望借徐世昌一顶帽子促成以段为中心的北洋派大团结。其实，段这个打算是大错特错了，徐世昌是个老狐狸精，是玩耍政治阴谋的斫轮老手，是透明的水晶球，他不会甘心做别人的傀儡和盖印机器。
　　徐世昌从当选总统那天起，就十分机密地指使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周自齐等联合新国会中的非安福系分子，组织另外一个不公开的政治小集团，以对抗多数党的安福系。
　　7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并发表宣言：
　　世昌不敏，从政数十年矣，忧患余生，备经世变，近年闭户养拙，不复与闻时政。而当国势纠纷，群情隔阂之际，犹将竭其忠告，思所以匡持之。盖平日忧国之抱，不异时贤。惟不愿以衰老之年，再居政柄。耿耿此衷，当能共见。乃值改选总统之期，为国会一致推选。屡贡悃忱，固辞不获。念国人付托之重，责望之殷，已于本日依法就职。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光。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
　　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达，则不得不诉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两者皆有困难。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时机，亦何至扰攘频年，重伤国脉？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否则息争弭乱，徒托空言，或虞诈之相寻，至兵戎之再见，邦人既有苦兵之叹，友邦且生厌乱之心，推原事变，必有尸其咎者。此不能不先为全国告也。
　　虽然，此第解决一时之大局耳，非根本立国之图也。立于世界而成国，必有特殊之性质，与其选用之机能。我国户口繁殖，而生计日即凋残；物产蕃滋，而工商仍居幼稚。是必适用民生主义，悉力扩张实业，乃为目前根本之计。盖欲使国家之长治，必先使人人有以资生。而欲国家渐跻富强，以与列邦相提挈，尤必使全国实业，日以发展。况地沃宜农，原料无虞不给，果能懋集财力，佐以外资，垦政普兴；工厂林立，课其优劣，加之牖导；更以国力所及，振兴教育，使国人渐有国家之观念，与夫科学之知能，则利用厚生，事半功倍，十年之后，必有可观。此立国要计，凡百有司，暨全国人民所应出全力以图之者。
　　……
　　内政之设施，尚可视国内之能力，以为缓急之序，其最有重要关系，而为世界所注目者，则为欧战后国际上之问题。自欧战发生以来，我国已成合纵之势，参战义务所在，唯力是视，讵可因循。而战备边防，同时并举，兵力财力，实有未敷。因应稍疏，动关大局。然此犹第就目前情势言之也。欧战已将结束，世界大势当有变迁，姑无论他人对我何如，而当此漩涡，要当求所以自立之道。逆料兵争既终，商战方始，东西片壤，殆必为企业者集目之地。我则民业未振，内政不修，长此因仍，势成坐困，其为危险，什百于今，故必有统治的实力，而后国家之权利乃能发展，国际之地位乃能保持，否则委蛇其间，一筹莫展，国基且殆，又安有外交之可言乎？此国家存亡之关键，我全国之官吏商民，不可不深长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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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一日在职，必本此以为推行，硁硁之性，始终以之，冀以刷新国政，振拔末俗。凡我国民，亟应共勉……
　　徐世昌字菊人，直隶天津县人。早年随父亲到河南做塾师，因得与袁世凯订交，袁以钜赀助徐赴北京应试，1886年得中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袁小站练兵时，延徐为总文案，后来步步提拔他做到首任巡警部尚书和第一任东三省总督。西太后去世，袁奉旨养疴，归隐洹上，而徐虽为袁党，却在宣统时代仍为红极一时之汉人大官，辛亥年老袁东山再起，徐亦为从中奔走最力之人。袁洪宪称帝前把徐从青岛迎入北京，担任国务卿。袁死后，徐归隐天津。他是个喜怒不形于色，圆滑得像个水晶球的政治人物。袁虽重用徐，可是却并不假以事权，徐对袁心怀怨恚而不外露。袁死后，他变成北洋派一致推重的老成硕望，和他有同样地位的，如张謇、如唐绍仪，虽和袁渊源甚深，可是在北洋派中则不受欢迎和拥戴。如果用现代政治术语来形容徐世昌，他在冯段之间是以太极权术来周旋这北洋系的二大派之间。段的要角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便是徐的门人。段斗倒冯，自己却不愿居总统之名，乃推徐出山。
　　旧中国的政客都有一套旁门左道，徐当然不能例外，他精于堪舆之术，他认为前三任民国总统都没有好下场，是因为总统府的风水不好，他就任总统后，乃决定府院地址互迁，未迁之前先在自己私宅办公。
　　段祺瑞为了实行和冯同时下野的诺言，在徐世昌就职大总统后，即请辞职，专任参战督办。国务总理乃由钱能训代理。
　　徐世昌改变总统府的风水，并不能改变北京的政治气氛，因此他也不能不承继他的前任黎元洪和冯国璋的衣钵，要和段祺瑞发生摩擦，这不是风水使然，而是段祺瑞的过分专横，使得总统除了乖乖听话，垂拱而治以外，无他途可走。徐的政策并不能推陈出新，他仍是要借重曹锟吴佩孚以对抗段祺瑞。
　　徐不只是拉曹吴，拉直系，同时拉旧交通系，且对研究系表示友好态度，月助党费，研究系在安福国会中已受尽段派的奚落，而段祺瑞讨平张勋复辟后，对新交通系极为重用，对旧交通系却不假以辞色，因此这两系对段都无好感，徐拉这两系为己用，正是双方都有事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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