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节

　　慨自政变发生，共和复活，当百政待理之际，忽起操戈同室之争，溯厥原因，固由各方政见参差，情形隔阂，以致初生龃龉，继积猜嫌，亦由二三私利之徒，意在窃社凭城，遂乃乘机构衅，而党派争树，因得以利用之术，为挑拨之谋，逞攘夺之野心，泄报复之私忿。名为政见，实为意见，名为救国，实乃祸国，于是阋墙煮豆，一发难收。锟等数月以来，中夜彷徨，焦思达旦，窃虑覆亡无日，破卵同悲，热血填膺，忧痛并集。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我祸方始，及今补救，尚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点，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东北灾祲，西南兵争，人民流离，商业停滞，凡诸险状，更仆难志。大厦将倾，而内讧不已，亡在眉睫，而罔肯牺牲，每一思维，不寒而栗，中心愤激，无泪可挥。夫兵犹火也，不戢自焚矣，如项城覆辙可鉴，矧同种相残，宁足为勇？鹬蚌相持，庸足为智？即使累战克捷，已足腾笑临邦，若复两败俱伤，势且同归于尽。今者北倚湘而湘不可倚，南图蜀而蜀未可图，仁人君子，忍复驱父老兄弟于冰天雪地枪林弹雨之中？且战局延长一日，即多伤一日元气，展伸一处，即多贻一处痛苦，公等诚心卫国，伟略匡时，其于利害祸福所关，固已洞若观火。况争点起于政治，悲悯本有同情。锟等不才，抱宁人息事之心，存排难解纷之志，奔走啼泣，惨切叫号，而诚信未孚，终鲜寸效，俯仰愧怍，无地自容，惟希望之殷，始终未懈。故自政争以来，默察真正之民意，仰体元首不忍人之心，委曲求全，千回百折，必求达于和平目的，以拯国家之危难，而固统一之宏基。区区愚忱，当邀共谅。现在时势危迫，万难再缓，不得不重申前说，为四百兆人民，请命于公等之前。伏愿念亡国之惨哀，生灵之痛苦，即日先行停战，各守区域，毋再冲突，俾得熟商大计，迅释纠纷。鲁仲连之职，锟等愿担任之。更祈开诚布公，披示一切，既属家人骨肉，但以国家为前提，无事不可相商，无事不能解决。若彼此之隐，未克尽宣，则和平之局，讵复可冀？公等位望，中外具瞻，舆论一时，信史万世，是非功过，自有专归，而旋乾转坤，亦唯公等是赖，反手之间，利害立判，举足之际，轻重攸分，救国救民，千钧一发。临电迫切，不知所云。
　　就在这个通电发出的时间，段祺瑞奉命免兼陆军总长，遗缺由王士珍继任。
　　曹锟虽是直系，以前并未加入长江三督的主和集团，且一向与皖系保持良好关系，被称为直、皖二系的两栖督军，因此当时颇有举足轻重之势。直、皖两系都极力拉拢曹锟，他则一直不做左右袒，他当时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又是清朝时的北洋大臣地位，他的一举一动，对北京都有严重影响。
　　曹锟本在直、皖两系明争暗斗中保持中立，忽然联合直系的长江三督要求停止南北战争，对段来说是个无比的打击，因此皖系的人拼命向曹拉拢，段的红人徐树铮曾跑到天津来游说曹，要曹站在皖系这一方面，将来皖系在召集新国会选副总统时，就选曹为副总统。他对曹说：长江三督以李纯为首，南北和平如果实现，主和派的李纯必然政治地位提高，曹锟必无所得。徐树铮这些话很有力量，曹当然知道将来的新国会必然是皖系控制，此时帮皖系，皖系选他为副总统绝无问题。同时黎元洪和冯国璋都是由副总统而扶正的，因此徐的说辞打动了曹。21日，曹锟自天津在长途电话中向段表白，说巧电未经本人同意，本人未参加任何行动。他这个电话，使段大感轻松。
　　关于曹锟究竟有没有参加列名巧电，这也是政治上的一个微妙事件，原来李纯曾向曹锟要求，大家联合提出一个促进南北和平的电报，曹锟的答复不置可否。李纯便认为曹是默认了，乃自南京把巧电发出，以曹锟领衔，曹锟看到巧电过于严重，又怕与段结怨太深，于是予以否认，这一来，直系拉拢曹锟便弄巧成拙了。
　　于是曹锟在徐树铮导演下，在21日单独发表马电：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表面上好像仍是主和，或是主战、主和中间的折中方案，实际上对南军是不利的。
　　曹锟马电发表前后，皖系军阀如：安徽督军倪嗣冲，奉天巡阅使张作霖，浙江督军杨善德及其他军阀：卢永祥、张怀芝、张敬尧、李厚基等纷纷响应段的号召，主张继续对南方作战，一时主战派声势大振。
　　皖系叫战，直系叫和，双方遂在这一论争上大做文章。皖系说：能战始能言和，应该以战迫和。直系说：和以示诚意，以和为手段，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再战才能气壮。其实主和派是对付段，主战派则是对付冯。并不是真的要和，或是要战。
　　北洋派在袁称帝时已经分裂，不过那时的分裂，只是对袁，也可说是袁的众叛亲离。到了张勋复辟后，北洋派的分裂才告表面化，张勋复辟，段祺瑞誓师讨伐还不是真正分裂，到了直系、皖系各走极端时，才是北洋派的正式分裂。
　　对冯国璋来说，自袁世凯死后就开始做新华宫的美梦，然而当他如愿以偿时，才逐渐地体会到辉煌壮丽的公府和大总统这个头衔，并不是理想中的人间仙境，他所身受的痛苦，正是过去黎所受的。他和黎一样，都是段内阁的盖印机器。
　　当他在11月20日批准段的智囊徐树铮辞去陆军部次长时，徐却在天津搞风搞雨，把曹锟从直系四督巧电中拉出来否认。而张作霖组织所谓的秦、晋、皖、奉大联盟，据说也是徐树铮的策划，这个督军大联盟，好像又是督军团再版。
　　同时，据说日本公使来见冯，放出威胁口吻，他说：“中国局势正面临极大困难，内阁不可更动，一更动必定有大乱子。”
　　然而冯仍下决心要罢免段，他难于物色总理，于是去找王士珍，苦口婆心地求王顾念多年交情，勉强出山，王士珍仍然和黎请他时一样态度，怎么说也不肯就，他说得更委婉，他说和段也是几十年交情，怎肯卖友？他不只是不肯接受总理职位，连陆军总长一职也称病不肯就职。
　　冯国璋在无可奈何中，又去找熊希龄、田文烈、陆徵祥等，这些人当然也都拒绝，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短命总理，何苦在冯、段中间做夹心饼干。
　　一切都是黎元洪时代的翻版，黎当时找到了老气横秋的伍廷芳，才免了段的总理，冯最后找到了病恹恹的汪大燮，汪经不了冯的苦求，便在病榻上提出一个古怪的条件：只做几天总理，只签署两个公文。冯也是想找一个过渡，只要有人过渡，冯就可再请王士珍，于是冯答应了汪的条件。
　　段当然知道冯的情况，所以亲赴总统府面请辞职，冯假意请段荐贤，段就推荐了汪大燮，并愿亲往劝驾。11月22日，冯下令准段辞职，派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汪在病榻副署，另再签署了一纸空白命令，请冯把继任总理的名字填在上面。
　　23日冯通电解释准段辞职经过说：
　　以总理关系民国之重，鄙人与总理相知之深，断不忍听其恝然高蹈。但总理坚欲息肩，自商汪总长代理总理，不得已于二十二日准免本职。此后内阁改组，仍盼段公举其所知，俾国璋得收指臂之效。段总理虽暂去职，而国璋倚重之殷，与段公扶持之雅，不异曩昔。
　　冯国璋既然免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就想乘机完成总统的大权独揽，因此第一步是恢复袁世凯时代的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不过把名目稍微改一下，称为军事办公处，这个机构在黎元洪时代称为军事幕僚处。黎有心无力，没有完成这个计划，而冯也无法实现，因为皖系军人纷纷通电反对，所以军事办公处的招牌只挂了两天，就取了下来，仍然恢复军事处老招牌。

第129章天津督军会议
　　汪大燮仅仅承认代理一个星期的国务总理，他天天催请冯发表继任人选。冯硬着头皮再找王士珍，要他出山，他还是不肯，因为这样仍免不了“卖友”蒙羞，不过他答应帮冯物色一个人选。
　　王士珍帮冯找的人，仍是些大家熟悉的有名气人物，这些人早经冯敦请过而未答应，自然也不会答应王的。冯急了，对王说：“总理问题且先放下，请看我的老面子，先就陆军总长吧！”王还是推诿。
　　就在这个时候，下台的总理段祺瑞忽然登门访王，请王以北洋团体为重，先就陆军总长。王这才装出十分勉强的样子，答应到陆军部看几天大门。王答应就陆军总长后，北京军警推举代表到王宅请愿，他们众口同声说：“请聘老出山组阁，以巩固北洋团体。”这些军警代表，不用说全是冯指使的。
　　11月30日冯又亲自到王宅劝驾，然后回到公府发布了派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仍兼陆军总长。同时发表陆徵祥为外交总长、钱能训为内务总长、王克敏为财政总长、江庸为司法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傅增湘为教育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以荫昌为参谋总长。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辞职，由恽宝惠继任。
　　王士珍就任总理后在国务院中宣称：“本总理决不更动一个人，今天一个人来，将来一个人去。”
　　段为什么要去劝王就任陆军总长呢？这好像是不通的，其实段这时已经明白冯的决心，冯决定要免段的职，如果坚持不走，势必走上决裂之路，一旦决裂，冯不像黎手无寸铁，冯在北京有拱卫军，而北京的外交团也不会坐视直、皖两系在北京兵戎相见。因此他决定避重就轻，他了解王士珍是个无所作为的黄老之学人物，王代他，不会搞风搞雨。这时他的智囊徐树铮已经在天津说动了曹锟，又去奉天联络张作霖，和去蚌埠联络倪嗣冲，如果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段现在暂时退却而由王士珍出来维持，对段是有利的。因为段可以暗中部署以待时机卷土重来。
　　11月30日王士珍接受组阁大命时，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都在北京。可是第二天他们同时失踪了，原来他们悄悄地去了天津。这时，山西、奉天、黑龙江、福建、安徽、浙江、陕西七省和察哈尔、热河、绥远三个特别区的军阀代表，以及上海卢永祥、徐州张敬尧都有代表前来天津。
　　12月2日以曹锟和张怀芝为首，督军们和督军的代表齐集天津孙家花园开会。这次会议的规模和声势，不下于徐州会议，除了西南各省和长江三督没有代表参加外，这等于是又一次的督军团会议。
　　徐州会议是段的智囊徐树铮幕后煽动，以对付黎元洪。这次的天津会议也是徐树铮策划的，用以对付冯国璋。不过地点和领头的人物改变了，地点从徐州搬到天津，和北京只是近在咫尺，领头的人物由张勋换了曹锟。
　　天津会议的主题是对西南作战，和对付北洋派中的主和派。这个会议中，皖系机关报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据说西南方面在梧州会议中曾有下列各点建议：（一）迎黎元洪复任总统。（二）促冯国璋下野。（这两点是打击冯国璋的攻心之计。）（三）惩办战争祸首段祺瑞、梁启超。（四）恢复旧国会。（五）复任谭延闿为湖南督军。梧州会议早在11月10日举行的，而且根本没有这些决定，可是皖系智囊利用天津督军团会议时公布这些莫须有的条款，是有意激起督军们的同仇敌忾。
　　果然天津会议的与会人士见到这些条款，大为愤激，认为西南方面欺人太甚，认为冯国璋不知死活，还要对西南主和。曹锟慷慨激昂地说：“我愿意率兵平南，战至最后一人亦所不顾。”会议决定三项：（一）各省分别出兵，自筹军费。（二）推直鲁两省督军为主帅。（三）排斥长江三督，用兵路线决定分两路进攻湖南，第一路由曹锟为主帅，率领军队由京汉铁路南下通过湖北进攻湘北；第二路由张怀芝为主帅，率军由津浦路南下，通过江西进攻湘东。关于各省出兵的分配，由直隶、山东、安徽各出一万，奉天出两万，山西、陕西各出兵五千。
　　参加这次天津会议的奉天代表，是张作霖的智囊奉天军署参谋长杨宇霆。代表上海卢永祥的，是卢的儿子著名的上海公子卢小嘉。代表倪嗣冲的，是倪道烺。天津会议并推举段芝贵进京向冯国璋摊牌，他们表示一点婉转的意见，如果南军退出湖南和解散非常国会，就可以谈和，这是谈和的起码条件，如果总统不采纳，督军团将以对付黎前总统的手段对付今大总统——各省宣布脱离中央而自主。
　　冯、段之争，是直、皖两系具体斗争的明证，天津会议和督军团的反冯，是新的府、院之争。局势显然吃紧，谣言满天飞，有谣言说，宣统要第三次坐龙廷。
　　天津会议后督军团的声势比前次由张勋率领的还要大，公推第一个老实人曹锟做大哥，第二个老实人张怀芝做二哥。不过真正幕后领导人则是段祺瑞，段以团结北洋派作为他的号召，骂主和派是汉奸。
　　主战派以苏督李纯为目标，因为他们不便明显地攻击冯国璋。天津会议中决定以到会的全体名义质问李纯为什么要阻止冯玉祥旅“援闽”？这所谓的“援”字，就是进兵的意思。原来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奉命援闽，开到浦口时，李纯授意他顿兵不进，该旅参谋长邱斌通电骂冯，是转眼无情、恩将仇报的小人，冯玉祥免了邱的职，以张树声继任。同时，主战派还问李纯能否与各省采取一致行动？
　　李纯声望不高，但因挨骂挨多了，反让一般人对他产生一种印象，认为他有主张，不同流俗，是一个爱国爱民的北洋派中的翘楚。
　　这位“翘楚”实际上却外强中干，他在主战派强大压力下发表表明心迹的江电（12月3日），否认阻止冯旅援闽，并且承诺催促冯即日由浦口开往上海，再由海道开往福建。李纯表示服从北洋派的公意。为了证实自己不是北洋派的叛徒，因此李径电陆荣廷质问梧州会议为什么做出数点决议之事。陆荣廷于12月5日微电回答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言。李把陆复电转北方各省。
　　主战派对北洋元老王士珍也不放过。皖系报纸对王内阁极尽调侃，段又嗾使新交通系倒阁。而曹锟不待冯国璋对于讨南问题如何决定，即通电誓师南下，命其弟曹锐代理直隶督军。
　　12月6日，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等十人联名通电，请北京政府颁发讨伐西南的命令。
　　主战派这次倒不是摇旗呐喊，光念不动，而是有真实行动。决定南征后，北方军阀们截留税款、扩充兵力、夺取地盘。这时的全国报纸被主战的通电填满，杀伐之声不绝于耳。北洋派颇有大振旗鼓的中兴气象，居然也有人主张让老段亲自任征南统帅的。

第130章段祺瑞改任参战督办
　　直、皖两系是为了湖南战争问题而公开分裂的。湖南局势如何呢？自北军退出长沙后，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便进入长沙，他抵长沙后，就接到湘军总司令程潜的电报，令他扫径以待联帅，这所谓的联帅，便是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接着程潜抵达了长沙，于6年11月24日接任湖南省长。可是谭浩明也有电报叫他：“勿得擅有建立，致涉纷歧。”12月8日程潜解除湖南省长兼职。12月12日谭浩明到长沙，18日宣布“暂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
　　谭延闿在傅良佐入湘时被迫下台，下台前他就做了准备，等桂军援湘，骗逐北军出境，他就可以复职。原来桂系军阀一直是支持谭延闿的。赵恒惕是湘军将领拥谭的，而当时的省议会也以拥谭议员居多。赵恒惕先到长沙可能支持省议会电请谭复职，或是再选举谭为督军。程潜来电制止不许发布任何名义，以及程后来抵达长沙不做督军而做省长，就是因为要留待“联帅”谭浩明入省后决定。不料谭浩明入长沙后，竟毫不客气地“兼领湖南军民两政”。这表示桂系想把湖南并入他们势力范围内。当时的情势，湘军内部不和睦，湘、桂军之间也不和睦。
　　桂军为了保全两广的门户而援湘，打起仗来，湘军在前，桂军在后，占领长沙后，湘军主张乘势夺回岳州，桂系则主张以占领长沙为止境。当时岳防司令是王占元所属的第二师师长王金镜。桂系认为进攻岳州就会破坏直、桂两系的同盟关系，可能引起北方直、皖两系由分而合。不进攻岳州却可利用直系牵制皖系，由此达成与北方的和平妥协。这当然和湘军意见相反，湘军认为不夺回岳州，就守不住长沙，桂军不肯支持湘军夺回岳州，显见桂系的援湘不是为湘人打算。桂系的“联帅”谭浩明不仅不听湘军意见，且与驻守岳州的北军王金镜签订了各守原防的互不侵犯协定。
　　湖南人民纷纷要求驱逐北军全部退出湖南，湘军也一再请缨，要北攻岳州，谭浩明为之颇难应付，因此电请直系四督转达北京政府撤退岳州的北军，其实直系四督早已破裂，因为直隶督军曹锟已是征南军统帅，桂系不是不知道，不过这样做法是为了敷衍湘军。
　　这都是督军团在天津举行会议以前的事，这时冯国璋还想促成南北和议，责成李纯直接与陆荣廷接洽，主张湖南先行停战，南军不进攻岳州，北军也不反攻长沙，暂以七旬老人刘人熙为湖南督军，一切问题留待和平会议解决。冯暗示这是他所能为力的最大限度，否则他就无法阻止皖系的进兵。
　　桂系催促冯国璋下停战令以期实现和平。冯则迟迟未予答复。11月26日陆荣廷首先下了停战令，28日谭浩明据以发表，不许湘军继续前进。陆荣廷又致电直系四督谓：“已饬前方停战，请极峰（指冯）速下停战令。”
　　冯的停战令为什么没有发表呢？原来冯的停战令早已拟就，忽然接到督军团在天津开会的消息。随后曹锟等十人联名电冯，要求对西南下讨伐令。这样一来，停战令当然无法下达，12月冯下了一道命令，既不是停战令，也不是讨伐令，却是再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
　　主战派对冯的命令置之不理，仍然积极安排军事行动，冯乃告诉段芝贵，要大家静候中央决策，采取一致行动。可是主战派却说：只有下讨伐令才能取得一致行动，如果不下讨伐令，我们也要进兵。
　　6年12月15日冯国璋邀请段祺瑞和王士珍到总统府举行会议，这北洋三杰面和心不和，冯希望大家能取得一致意见，避免北洋派分裂。段祺瑞表示除了下讨伐令而外，别无他法。王士珍则两面敷衍，不做左右袒，完全打高空。冯本以为在会议中可以联合王士珍说服段祺瑞，怎知王士珍太滑头，结果反被段所吓倒。
　　12月16日，冯国璋发表电令，派曹锟、张怀芝为第一、第二两路总司令。这个人事命令，不以命令发表，而以电令发表，是冯避重就轻的办法。冯认为总统命令不能出尔反尔，而电令则随时可以变更。这样便可以敷衍主战派，而南方也可曲谅。其实不下讨伐令而派出两路讨南的司令，真可算做大笑话。
　　冯的电令发表后，曹锟和张怀芝立刻要求发给南征军费200万元。各省军阀也在对南用兵的大帽子下纷纷催索军饷，截留税收，招兵买马，以扩大自己的武力。冯对主战派逐渐让步，6年12月18日又特派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特任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同一天并下一道手令，以后关于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不必呈送府、院。冯的私意这样一来便和段划分了势力范围，对外问题交段处理，对内问题由他主持，希望彼此各得其所，和平相处。段为什么乐意做参战督办呢？因为他深知督军团是一种利害结合，张勋复辟前车可鉴，如果他自己无可用之兵，则一切是空的，做了参战督办，就可暗中建立自己的军队，利用日本军械和借款。
　　段祺瑞就任参战督办后，督办公署正式成立，以靳云鹏为参谋处处长，张志潭为机要处处长，罗开榜为军备处处长，陈箓为外事处处长，卫兴武为副官处处长。并聘各部总长为参赞，次长为参议。这个督办公署是内阁以外的一个政府，事实上段并不是对出兵国外作战有兴趣，而是想利用出兵之名编练一支可以由他自己控制的参战军。正好像当年袁世凯在洪宪时期编练模范军作为自己的新建武力，今天段想编练参战军乃是为自己建立嫡系部队。要知道，中国对德国是宣而不战，世界上岂有先宣战，然后才训练参战军的？
　　至于冯国璋本意是要把段祺瑞的权力限制在对外问题上，可是结果适得其反。参战督办并不隶属内阁，他的一切决定可以直接发交有关各部办理，对内可以发号施令调动军队，对外可以凭借这个机构直接取得外援，结果依然抓住了军政大权。因此自这个参战督办公署成立后，内阁便名存实亡，冯想剥夺段的权力，和逐段下台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
　　据说直系和桂系之间曾有密约，就是直系在北方推翻段内阁，桂系则在南方推翻护法的军政府。直系在北方取消临时参议院，桂系则在南方取消非常国会。然后南北合流召集新国会，新国会推举冯国璋为大总统。这是直、桂两系政治勾结的如意算盘。
　　在段内阁垮台后，直系并不能掌握北方的局势，天津会议让主战者气焰高涨，这一来，桂系对于取消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和非常国会便不能不有所观望。
　　冯的处境左右两难，因为主战派威胁叫嚣着要他对南方下讨伐令，而桂系则催促他下停战令。他在两难中想出一条妙计，他密令李纯电劝陆荣廷取消两广自主，由于两广取消自主，主战派便师出无名，这样就可以进行南北和局。
　　桂系鉴于段内阁名倒而实不倒，同时主战派杀伐之声不绝于耳，因此坚持北京政府先下停战令作为北方不进攻南方的确切保证，然后召开南北和会以达成南北统一。陆荣廷向李纯表示：只要北军退出岳州，桂军也可以从湖南撤退回粤。
　　冯为了表示对桂系的让步，12月21日下令任命李静诚为广西省长。这也是将顺陆荣廷的意思，李静诚是广西督署的参谋长，陆有意升他为省长，冯即先期发表。李静诚向北京政府保荐张德润为政务厅长，这表示桂系已经事实上取消自主了。
　　直系、桂系之间所争的，是先后问题，直系希望两广先取消自主，然后北京政府下停战令。而桂系则希望北京政府先下令停战，然后两广再宣布取消自主。
　　桂系不但先下了停战令，还间接表示了不继续作战。“联帅”谭浩明在答复汉口和南昌两个商会的电报中特别强调和声明南军决不侵犯湖北和江西。
　　直系的湖北督军王占元为了配合桂系的行动，也请求北京政府准其调回第二师，以新开到岳州的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接任岳防司令，这些都表示直、桂两系的合作关系正在积极加强。
　　冯国璋前已发表了一则青电，表示他也是一个主战派，他说：“前因湘事失败，欲利用停战之名，腾出时间以筹军备。”并以大元帅名义电令各军分途出发。这个期间北洋派大家是在兜圈子做文章，直系是“寓战于和”，皖系是“寓和于战”。
　　12月26日冯忽然下了停战布告，使主战派为之相顾失色。不过他仍然是在公文程式上绕圈子，一方面向桂系表示接受了他们请下停战令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向北方主战派解释停战布告与停战令有区别，停战布告不是正式文告，随时可以改变。他把“停战布告”说成是“武装和平”，如果南方不听话便仍然进行讨南军事。
　　桂系对冯国璋的停战布告感到满意，陆荣廷建议推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希望北方也推出议和代表来以便举行南北和议。12月28日，陆荣廷有勘电致西南各省，声明他对国会问题无意见：“请从多数取决，但期早日召集。”在这电报中，护国、护法早已抛到十万八千里之外。这个电文并未打给孙中山。
　　12月31日主战派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杨善德、赵倜、孟恩远、鲍贵卿、李厚基、姜桂题、田中玉、蔡成勋、卢永祥、张敬尧等16人发表世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认为：“旧国会两次召集，两经解散，成绩无闻，名誉失坠，万无恢复之理。请我大总统敦促参议院迅将政府提出之选举、组织两法克日议决施行，以为召集新国会之张本。”这个电报是对冯示威的，因为冯打算在南北统一实现，旧国会与临时参议院同时取消之后，根据旧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进行新国会的选举，再由这个新国会进行总统的选举，而新国会的选举，皖系是无法加以控制的。
　　皖系反对恢复旧国会，反对南北和议，企图用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利用南北不统一的局势，一面在北方进行新国会的选举，一面用指派的方法包办西南五省的选举。因此“政治倒冯”与用兵西南是相辅相成的。
　　直系对于主战派皖系的16人联名世电，予以反击，由发出支电（民国7年1月4日），主张解散临时参议院，1月12日冯同意一俟临时参议院通过关于国会组织法的修正案，即可进行新国会的选举。
　　直、皖两系由主和、主战的争论，蔓延到对国会的争论。
　　那位一无作为的王士珍总理面对着南北复杂局势为之摇头，他觉得，这年头不独对南疏通困难，对北也难疏通，他乃向冯求退，冯说：“我也干不了，要走我们一起走。”
　　“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治的可怕就在于此，政治火坑跳下来就不容易脱身。尤其是在北洋时代，像袁世凯这样老奸巨猾，强项刚毅，坐上了总统位子，都脱不了身。像黎元洪那样能够忍气吞声，柔和庸懦，仍是成为高级政治俘虏，因此冯国璋又何能例外？
　　主战派以行动来答复主和派，曹锟派吴佩孚率领第三师由京汉路南下，会合张敬尧的第七师，通过湖北进攻湘北；张怀芝派山东暂编第一师师长施从滨率部由津浦路南下，会合倪嗣冲所抽派的安武军二十营，通过江西进攻湘东。不过这两路人马都必须经过长江三省，长江三督既然主和，主战派兵马假道自然受到阻挠。
　　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都嗾使地方团体通电呼吁和平，拒绝客军假道。湖北督军王占元处境比较困难，因为湖北既靠近湖南，又毗连四川，是主战派进攻西南的主要路线，而湖北境内既有北军，又有南军，所以王占元不能露骨采取拒绝客军的态度，因此王授意湖北团体在呼吁和平的电报中，附带表示，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应将武汉三镇划在战区之外。
　　主战派认为李纯是长江三督之首，是直系的第二把交椅，乃集中攻击李纯，骂李是破坏北洋派的一个败类。其中骂李纯骂得最刻薄的，是李纯一手提拔出来的张敬尧。张平素在电报中称李为“秀帅我夫子”（李纯字秀山），现在张竟造谣说：“非常国会将移南京开会。”气得李新年不见客。并在1月11日正式向北京政府辞职，且举督署参谋长齐燮元代理。
　　李纯这时手中添了一张王牌，是冯玉祥，冯玉祥一旅是在段内阁倒台后由廊房调往福建用以进攻广东的，可是到了浦口后就停留不进了。冯玉祥的舅父陆建章是直系倒段的幕后人物，这时也到了南京。江苏督军李纯电请冯国璋准许留冯旅在浦口，拔归李自己节制调遣，这是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阻止第二路军南下的主要步骤。
　　“南征军”第二路军施从滨师由津浦路开到滁州，果然就被驻防浦口的冯玉祥阻止他们前进。这是一个新的紧张情势，全国各方面注意力都集中在浦口，因为如果施从滨真的继续前进，战争就会爆发，这个战争却是北洋派内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战争。
　　主战派的皖系，这时既要讨伐南方，又要对付北方的主和派直系，使得皖系军人群情愤激。7年1月8日，以曹锟为首的督军团又在天津开会，有人建议惩戒李纯和陈光远，不过未获一致协议。冯担心主战派日趋极端，乃秘密关照李纯：“各方集兵于宁，希补救远嫌。”李才有辞职电发出。
　　这一期间北洋派的占领区内也起了一些骚动。6年11月25日浙军旅长叶焕章、宁台镇守使顾乃斌在宁波宣布自主，推蒋尊簋为自主军总司令。12月1日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荆州宣布自主，16日湖北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在襄阳宣布自主。7年1月4日，河南民军首领王天纵在汝州宣布自主。宁波的独立，由于浙军内部不合作，浙军第一师师长童葆暄派兵在隔江曹娥开了几炮，自主军将领就逃走了。
　　荆、襄两地的自主军推黎天才为湖北靖国军总司令，石星川为湖北靖国军第一军军长。荆、襄自主使王占元的地位发生极大的困难。他是南北调人之一，不肯与西南为敌，可是在他的辖境内发现了与西南采取一致行动的自主军，又不便置之不理，因此他心平气和地劝告他们取消自主，并且保证不向他们发动军事进攻。自主军除了反对北京政府外，对王占元也并未加以恶言。
　　王占元虽然不对自主军进攻，可是湖北西部还有另一支属于皖系的军队，那就是由四川败退到宜昌的吴光新军。吴光新在四川打了败仗，很想收复荆、襄，立功赎罪。吴光新的力量并不强大，可是荆、襄两地自主军在地形上互相隔离，并且各自为政，互不相下，这样便予敌人以可乘之机。王占元自己不愿进攻自主军，也不愿假手别人，尤其是吴光新，因为倘若吴光新剿平了自主军，则对他有极大的威胁。不过他不能公开反对吴光新对自主军的进攻，因此王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河南汝州的自主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河南督军赵倜虽名列主战派，可是他不是北洋派的正统，汝州在河南西南部，与湖北西北部襄樊毗连，如果两个地区的自主军合流，对赵倜也是一种威胁。
　　荆、襄自主给桂系带来了烦恼，尤其是援湘的联帅谭浩明，因为湘西的民军纷纷要求开往鄂西和自主军打成一片。而自主军又是和西南方面打成一片的，谭浩明没有理由予以拒绝。可是湘西民军开往鄂西，便是对王占元的一种敌对行动，王占元是北洋派中的主和派，因此他又不能不竭力加以阻止。他致电北京政府说：如果北军攻荆、襄，则南军也会进攻岳州。
　　这时，直军第三师已经开到广水，准备进攻湖南。由于北方主战派和主和派在对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曹锟也有所顾虑，想把军队在湖北停留观望一下，再作行止。于是曹锟、赵倜、吴光新便进行会商，他们决定在进攻湖南以前先消灭荆、襄自主军，同时请王占元派兵协助，以便摆下一个四面围攻的阵势。王占元对这计划无法拒绝。
　　荆、襄两地自主军统帅黎天才（湖北靖国军总司令）的形势并不利，当地驻军旅长张联升不肯附和，率领所部移驻南阳。湖北靖国军第一军长石星川不愿屈居黎下，竟和黎分了家改称护国军，企图向谭浩明靠拢。黎天才因之日陷孤立，加上王占元不断用劝告方式请他放弃自主，他于是把策动这次自主的前鄂军第八师师长季雨霖、旅长关龙予以逮捕，并且加以杀害。这一来荆、襄自主军的活动变成昙花一现，不待北军进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

第131章冯国璋南下受阻
　　北方主战派不断地向冯国璋施压力，皖系政客们放出一个空气，说是如果冯坚持不下讨伐令，皖系即以非常手段对付冯，不待新国会成立，即由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迎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这个威胁相当有效，冯于是想出一个敷衍办法，是在王占元的困难环境中，找出一条解除自己困难的办法，企图把南方的“全面讨伐”压缩为“局部讨伐”，把主战派对南方讨伐的一股热流引导向荆、襄一隅之地，使大事化小。不过他仍然不想采用“总统命令”，于1月9日以参陆办公处奉大总统谕对前方军队发出电令：“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论。”他采用这个方式，对南方也好交代，因为荆、襄自主军本来不是属于西南方面的，而是地方上的抗命部队，北军进攻荆、襄只是剿匪行为而不是对南用兵。这一来也解决了王占元的困难。
　　冯又怕桂系误会，所以通过陈光远向桂系解释，荆、襄问题是湖北内部问题，又叫王士珍向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
　　为了答复陆荣廷请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的电报，他拍电给岑春煊，邀请岑到北京和他磋商南北和平问题。这是冯在主战派压力大增后的挣扎。
　　7年1月13日，主战派倪嗣冲接受段祺瑞智囊徐树铮的邀请到了天津。在他的鼓动下，16省区的军阀联名通电，反对“局部讨伐”，坚持全面讨伐。倪嗣冲、张怀芝、张敬尧联名提出罢免李纯。卢永祥也提出免除李纯“调人”的责任。徐树铮懂得利用倪嗣冲，让倪到天津来火上加油。
　　李纯成为段系攻击冯系时的受罪包，段系把一切怨气出在李纯身上，李纯一连发出三个电报请求辞职，他在最后一次电报中愤慨地说：“反复矛盾之所为，君子所耻；而进退出处之际，古人所难。二者不可得兼，则宁牺牲其所难，而决不容忍迁就以忘其所耻。既知任重力微，即当洁身远行。并非避嫌负气，不过行其所安。”
　　针对天津的16位主战派通电，西南方面在1月14日由唐继尧、程璧光、伍廷芳、谭浩明、刘显世、莫荣新、李烈钧、程潜、黎天才、陈炯明、石星川、熊克武12人联名通电，对北京政府在发布停战布告后又派出两路征南军司令，参陆办公处发出进攻荆、襄的电令，以及起用大段、小段，利用刘存厚扰乱四川，利用龙济光扰乱广东的种种挑衅行为，提出了严厉质问。陆荣廷在这电报中未曾列名。
　　冯国璋的局部讨伐，是想大事化小，避重就轻，既让主战派出了一口气，又让西南方面没有受到进攻，把战争局限在荆、襄一隅。想不到既不能取得西南的谅解，又不能满足北方主战派的要求。主战派坚持必须以总统名义正式发布对西南的讨伐令，不然他们就不管有没有令都要讨伐，并且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
　　冯国璋身边，王士珍一无主意，只是求去，也不愿战，又不敢和；新任陆军总长段芝贵则在国务会议上催促即下讨伐令。北京内外盛传徐树铮正部署要召奉军入关，要在北京发动政变。冯面临一个严重的抉择，或是顺从主战派的意见，下讨伐令；或是放弃总统。
　　1月14日，冯自己不出面，仍令参陆办公处回答主战派说：“各军先行，战令随发。”并说讨伐对象可以扩大到国民党，第二路军可以开到闽粤边境作战，但在湖南方面不要进兵，以待桂系自动取消自主。主战派气焰迫人，坚持“全面讨伐”，要桂军先退出湖南，同时坚持讨伐令必须及时发布，冯答复说：“你们在湖南打了胜仗再下讨伐令不迟。”主战派说：“不先下讨伐令，岂不是师出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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