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节

　　丁槐字衡三，曾在云南任职，是军界的老前辈，人都称为丁老前辈。被捕引渡后，便以盗印罪名被解到北京候审，抵京后不久即获释放。
　　在此以前外交总长伍廷芳也携带印信从北戴河到了上海，以上海交涉员公署为临时办公处，发表阳电（7月7日），否认北京伪外交部，通知各国继续行使外交总长职权。伍曾以代理国务总理身份副署命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因此段恨之刺骨。段所提的理由，是说伍已解除了代理国务总理兼职，当然也同时解除了外交总长本职。所以段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否认伍的外交总长资格，声明他所办理的外交一概无效，并请冯国璋就近制止。可是伍的外交总长资格是无法否认的，他是在张勋抵北京的同一天（6月14日）化装离开北京，后来李经羲组阁并未任命新外交总长。所以伍的外交总长职务，从来没有在官方文件上解除过。
　　冯国璋接到段祺瑞的电报后，就照转给伍廷芳，劝伍到天津办公，因为天津已成立了“国务院临时办公处”，如果不愿往天津，就请将印信退还。这个电报冯称伍为“秩庸先生”而不呼总长官衔。伍既然和段有矛盾在先，当然不会去天津，同时也拒不交印。冯、段就用压力强迫上海交涉员朱兆莘，拒绝伍借署办公。7月9日，冯以代总统名义补下一道命令，解除伍廷芳的外交总长职务，伍只得交出了印信。

第120章冯国璋扶正
　　7月15日，段祺瑞在北京正式组阁：特任汪大燮为外交总长，段自兼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17日继续发表阁员名单，特任汤化龙为内务总长，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林长民为司法总长，张国淦为农业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这个内阁中，研究系占了五席，是外交、内政、财政、司法、教育。梁启超得到了以前求之不得的财政总长。对研究系而言，这是它极盛时代。
　　17日国务院下令严缉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胡嗣瑗。至于真正的罪魁祸首张勋，只受到免职拿办的处分。
　　据说张勋托庇于荷兰公使馆时，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复辟实录》，内有北洋军阀赞成复辟的文电。因此北洋军阀投鼠忌器，不敢惩办他。而且王占元、张怀芝、张作霖纷电北京政府，要求对张勋宽大处理。段祺瑞除了在形式上曾向荷兰公使要求引渡外，也无其他行动。
　　据说张勋所珍藏的《复辟实录》共分二类：第一类为徐州会议记录，是由幕僚根据回忆补写的；第二类为北洋军阀赞成复辟的函电，共计82件。由于张手中有这些文件，所以他有恃无恐，以此为他勒索的本钱。
　　北洋派三领袖之一的王士珍自觉无颜见人，他的两个老朋友一个做了总统（冯国璋），一个当了总理（段祺瑞），而他却变成复辟的附从，因此他准备回正定原籍隐居，段听了马上跑到他的寓邸安慰他，劝他以北洋团体为重，继续担任参谋总长。
　　王士珍之外，北京军警长官江朝宗（步军统领）、吴炳湘（警察总监）、陈光远（第七师长）等附逆无罪，而且维持北京秩序有功，均不加罪。江朝宗是段所不欢喜的人，所以调为迪威将军，步军统领则调第八师长李长泰继任。复辟犯冯德麟因张作霖的保释电而获得自由。张镇芳、雷震春两人准在狱中自备菜肴，且特准吸食鸦片。
　　段不仅没有惩办复辟祸首的兴趣，甚至还想借题大赦洪宪帝制的祸首。原因是洪宪帝制祸首交通系首领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都是他的老朋友，在张勋复辟时，交通系曾慨助军费，不过他虽有此意，却因顾虑全国舆论而未立即实现。
　　复辟笑剧中，最有趣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两人各助一方，康助张复辟，复辟后的“宣统上谕”就是康的手笔；梁助段讨逆，讨逆檄则是梁的手笔。两大国手所撰文献都很动人，复辟失败后，康恨梁入骨，有诗为证：
　　此次讨逆发难于梁贼启超也，诗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阙。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康有为后来曾有《致徐太傅书》洋洋五千言，登在《不忍》杂志第九、第十两册中，揭发复辟经过，力指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都曾与谋，始乱终弃，愤愤不平。且有诗为证——
　　诸帅本与绍轩徐州订盟复辟，今竟妒功背盟无信，感而赋诗，诗曰：围城惨淡睹龙争，蝉嘇声中听炮声。诸帅射王敢传檄，群僚卖友竟称兵，晋阳兴甲何名义？张柬无谋召丧倾。信义云亡人道绝，龙旗收影涕沾缨。
　　冯国璋于8月1日抵北京，黎元洪本避住法国医院，因冯抵京后要来看他，所以回到东厂胡同迎接。冯抵京当天就去见黎，两位总统相见，互相客套一番，冯殷勤地要迎黎回任总统，黎却说了许多众望所归的话请冯继任。冯这次拜访，只坐了半个钟头就走了。黎送冯走后，仍回到法国医院去。
　　段不愿意让黎复任总统，却也并不希望冯继任总统，他本想暗示北方军阀推举徐世昌为临时总统，可是他的计划还未开始，北方军人们不识段的心意，即纷纷电请代总统入京执行元首职权。倪嗣冲在电报中呼冯为“我大总统”，呼黎为“前大总统”。这样一来，段不好意思不让冯代下去，只好做顺水人情，他认为今后的总统只是一个高拱无为的元首，冯当了这个毫无实权的总统，反而比较在南京拥兵自重好得多，冯是在段这种心情下当了总统。
　　冯抵京时，清室派有代表到站欢迎。8月4日冯特派内务总长汤化龙为代表答谢逊清皇帝派代表欢迎他的盛意。汤见到溥仪时，恭行三个鞠躬礼，大声地说：“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谨派内务总长汤化龙，致谢大清皇帝，并敬问大清皇帝安好！”世续代表溥仪也大声地唱道：“大清皇帝谨谢大中华民国大总统答礼的盛意，并回问大总统安好！”
　　冯就职后，派张一麐为秘书长，师景云为侍从武官兼军事办公处长，熊炳琦为侍从武官兼参谋长，张宗昌为侍从武官兼副官处长，殷鸿寿为侍从武官兼执法处长，侍从武官长仍为荫昌，总统府指挥使仍为徐邦杰，这两人是袁时代就担任这项职务，历事袁、黎、冯三位总统，可称三朝元老。
　　冯很认真地唱出“将相和”，他要北洋三杰团结，以重振北洋声势，他认为今后府院是一家，上下是一致，内外是一心。他紧握着段的手，亲切地说：“以后咱们再也没有什么府、院之争了。”他又对王士珍和段祺瑞说：“咱们三人从此要一条心，通力合作，在咱们三个人中间，无所谓总统、总理、参谋总长。”他的三杰一体论煞有介事。其实三人各有矛盾，根本无法“一体”。
　　段祺瑞讨平张勋复辟时，总统问题曾使他面临两种抉择，一是让黎元洪复职，二是请冯国璋真除，在感情上段本来就瞧不起黎，这次两人闹得太伤感情，段认为黎免他总理职太伤他的自尊心，所以他完全不考虑让黎复职。张国淦曾劝他说，黎无兵无勇，经过这次颠沛，如果由段拥他复任，则黎一定很听话。冯有兵有勇，又同是北洋派的两大台柱，做了总统可不会像黎这么听话。段也同意这个意见，无奈他为人太刚愎，同时又中了一种毒素，认为冯虽然有兵有勇，在北洋派中有号召力，如果留在南京便会成气候，如果来到北京就任空头的大总统，就慢慢会销蚀。因此他在黎、冯二人中便支持冯。其实早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起，冯、段两人便面和心不和；袁世凯死后，冯、段两人各有千秋，对于争夺北洋派领袖，向来不遗余力。
　　段本来打算在冯入京后，即派段芝贵为江苏督军，小段在袁世凯时代是一等红督，做过湖北督军和奉天督军，其后虽以帝制余孽而休息一个时期，这次讨逆他又东山再起，有功于“再造共和”，段想用他代替冯为江苏督军，应该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同是北洋派。哪知冯国璋也有他的安排。他在离开南京以前，就提出调任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升任驻南苑的第十二师长陈光远为江西督军。原来李纯、陈光远和湖北督军王占元在北洋派中都是亲冯的。早在辛亥革命时，冯国璋统率北军第一军南下与革命军作战，第一军是由第六镇统制（即师长）李纯，第二镇协统（即旅长）王占元，第四镇协统陈光远等混合编成，由此以后，他们便逐渐形成一个小集团，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直系”。
　　直系名称是因为冯国璋是直隶人，这和段祺瑞的皖系是因为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相同，不过参加这两系的军阀们，并不完全是这两省人，大都因为个人利害关系，并且在直、皖两系明争暗斗过程中，他们的成员互相变化，很难划分界限。
　　冯国璋不只是安排了江苏督军，同时又将一向由自己统率的禁卫军扩大为两个师，禁卫军是清朝末年成立的，辛亥年袁再起组阁，即以冯为禁卫军统领，民国成立后，冯仍继续统率这支军队，名称也不变。迨冯继任总统后，禁卫军改编为两个师，以王廷桢为第十六师师长，留在南京，与由江西调来的第六师长齐燮元共同守卫江苏地盘，另以刘询为第十五师长兼总统拱卫军司令移驻北京。这样的安排，他在北京当总统便有自己的军队，而在长江一带又有地盘。第六师师长齐燮元原任十二旅旅长，因前任师长周炳文患精神病，齐乃升任，这支军队一直驻防江西，它的前身是武卫右军，后改第六镇，再改第六师，段祺瑞、王士珍、吴禄贞、李纯都带过这支军队。
　　黎在冯就职后，就正式向冯提出离京赴津休养的要求，果然不出张国淦的判断，冯慨然应允，很高兴黎能离开北京城。由于冯的答允，段不便阻黎出京，但仍责成汤化龙担保黎出京后，不做政治活动、不南下。
　　8月28日黎黯然离开了北京城，他在北京虽然是先任副总统后任总统，但北京留给他的，全都是痛苦的纪录。他到天津后立即返回他的私邸，段密令曹锟就近派人监视他。
　　袁世凯死后的北方天下和北洋系从没有一天安定下来，而总统问题和内阁问题也是时局纷乱的中心，北洋实力人物互相排斥，互相倾轧，黎不是北洋系，赶走了黎，纷扰并没有解决，仍继续不断地发生新问题，增加新纠纷。
　　段内阁是7月14日由天津迁回北京的，迁回北京后，即面临了许多大问题，总统问题由于冯国璋来京，总算解决了，剩下还有国会问题和对德宣战问题。
　　段本人当然不喜欢国会，但是既为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没有国会。梁启超建议在旧国会已被解散，新国会还未成立时，召集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权。这是仿效民国成立时在首都南京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过渡性的立法机关。今天讨平复辟，情况相同于民国成立时，已解散的旧国会当然不该再召集，只好由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然后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段祺瑞既然憎恨旧国会，所以只要不召集旧国会，对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立法机关都没有意见。如果召集临时参议院，其参议员的产生是由地方当局指派，而不是由人民选举，这样便可产生清一色的参议员。
　　7月20日，国务院举行讨平复辟政变后的第一次国务会议，通过召集临时参议院，并推梁启超起草通电征求各省当局对于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
　　7月24日国务院致各省通电说：
　　今日仍为适用《约法》时代，但国会解散之后，断无重行召集之理由。改选国会，程序繁重，非一时所能竣事。……一为改组之说，然必先修改《国会组织法》，尤必先有提议改组并制定法律之机关，其职权又为法律所许可者。……今日既为遵行《约法》时代，则所谓合法机关，无过于《约法》上之参议院者。国会之职权乃由《约法》上之参议院递嬗而来，有参议院行使《约法》职权，即无异于国会之存在；且人数无多，选派由地方自定，依据《约法》，可以迅速成立。……总之，宪法未定以前，《约法》为根本大法。依据《约法》以召集《约法》上之参议院，依据《约法》上参议院之职权以解决制宪、修正组织法各问题，则事事守法以行，于政治上能得平允，于法律上不生矛盾。……但立法为最高机关，其成立程序，政府应征集多数意见。即请发抒伟论，迅速详复。
　　梁启超这篇文章做得并不高明，法理上也很勉强，好在段祺瑞的法律知识也不高明，且各有私心打算，只要能勉强地自圆其说，也就算数。这篇通电发出后，北洋派的封疆大吏纷纷复电随声附和，孙中山则表示了坚决的反对态度，孙说：只有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才能真正符合《约法》精神，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而打算召集临时参议院，完全是破坏《约法》。西南军人都支持孙中山主张。段悍然置之不理，且由国务院正式下令：
　　《国会组织法》，暨《两院议员选举法》，民国元年，系经参议院议决，咨由袁前大总统公布。历年以来，累经政变，多因立法未善所致，现在亟应修改，着各行省蒙藏青海各长官，仍依法选派参议员，于一个月内到京，组织参议院，将所有应改之组织选举各法，开会议决。此外职权，应俟正式国会成立后，按法执行，以示尊重立法机关之至意。
　　黎、段之争和国会解散，肇因于段要对德宣战而黎反对所引起，如今段再掌政权，自然要贯彻这个主张。黎已下台，国会已被解散，段可以随心所欲去搞了，因此宣战案于8月4日提交国务会议通过，14日以总统命令正式公布，令云：
　　我中华民国政府，前以德国施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万一抗议无效，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等语。不意抗议之后，其潜水艇计划，曾不少变，中立国之船只，交战国之商船，横被轰毁，日增其数，我国人民之被害，亦复甚众。我国政府不能不视抗议之无效，虽欲忍痛偷安，非惟无以对尚义知耻之国人，亦且无以谢当仁不让之与国。中外共愤，询谋佥同，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并将经过情形，宣示中外。我中华民国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护者我本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初非有仇于德国。设令德政府有悔祸之心，怵于公愤，改变战略，实我政府之所祷企，不忍遽视为公敌者也。乃自绝交之后，已历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态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当此国变初平，疮痍未复，遭逢不幸，有此衅端，本大总统眷念民生，能无心恻，非当万无苟免之机，决不为是一息争存之举。……所愿举国人民，奋发淬厉，同履艰贞，为我中华民国保此悠久无疆之国命而光大之，以立于国际团体之中，共享其乐利也。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北京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后，美国立即表示好感。8月14日美国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
　　欣愿趁此机会，将友谊及联带责任并协助之处，特向中国政府确切声明，自必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
　　同时中国驻美国公使顾维钧也向北京政府秘密报告，美国将以2亿银元借予中国，帮助中国出兵欧洲。可是段祺瑞早和日本有了密切的勾结，日本同样向北京政府提出愿意贷给同美国一样的借款，并且不要中国出兵欧洲。段需要钱，可是不打算用这笔钱去欧洲打战，而是用这笔钱完成他统一中国的美梦。这个美梦是北洋军阀所梦寐以求的，过去袁世凯未完成，段以袁继承人自居，当然希望能在自己手中完成。
　　不过中国向外国借款，根据民国2年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和中国政府的协定，不能单独向五国中的一国进行政治借款，更不能向五国银团以外的国家借款，现在德国既已除外，可是其他四国还在，因此段要和日本秘密借款，是需要费点周折的。
　　8月10日，日本藏相胜田迅速与中国亲日派的陆宗舆组成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由陆为经理，这个银行以投资中国为基本业务。接着中国先向五国银行团提出申请，要借1亿银元的善后借款。这时欧战在紧急时期，英、法、俄三国都没有力量提供这笔借款，德国已成敌国自然除外，于是经协商后，就推由日本银行团先行如数拨借，待欧战结束，再由五国银行团拨还。8月28日，日本正金银行理事小田切万寿代表日本银行团垫付了1000万日元作为第一批善后借款的垫款，中国代表签约的是段内阁中财政总长梁启超，借款契约如下：
　　一、名目：垫款。二、金额：1000万元。三、利息：七厘。四、年限：一年。五、折扣：7％。六、担保：中国盐税余额。七、用途：行政费。八、用途稽核：依民国第一次善后借款项目办理。九、承借者：日本银行团。
　　此外，日本政府还以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各种方式向北京政府大量投资，9月26日成立交通银行第二次业务借款2000万日元，由曹汝霖经手。10月12日成立吉长铁路借款650万日元，由满铁提供，以该路财产及收入为担保，以聘用日本技师及管理人员为条件。
　　中国参战后，协约国自然给中国政府一些报酬，9月8日协约国公使承认：（一）庚子赔款可以停付五年，停付期内不加利息，但是，俄国占有赔款总额26％，除其中10％可以缓付外，其余16％，仍须按期照付。（二）关税可以提高5％，但须先成立由有关与中国共同组织的委员会调查标准价格，然后厘定税则；中国在必要时期可以在天津周围20里内驻兵，但以防范敌侨为限。

第121章罗佩金督川被逐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的势力仍然控制了三分之二的中国大陆各省，可是护国讨袁的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加上湖南，则是北洋军势力所不及的地区，被称为西南六省。这六省从护国战争后便和北京政府对立，不过这六省又分为两个区域，滇、川、黔是一个区域，由唐继尧所控制，而两广则在桂系势力范围下，湖南也颇受影响。尽管南方反对北方，可是南方的局面也动荡不安，尤其是广东和四川。
　　四川方面，护国战争时蔡锷统率川、滇、黔三省军队在四川境内与袁军作战，迨蔡离开四川后，滇黔两省军队仍留四川，川军刘存厚获段祺瑞的支持，滇军领导人是罗佩金，他当然获得唐继尧的支持，黔军领导人是戴戡，也得到贵州督军刘显世的支持，刘显世是属于研究系的。
　　罗佩金是四川督军，戴戡是四川省长，刘存厚是川军第一军长，罗、戴不合事实上早有夙因。罗在蔡锷的护国第一军任总参谋，巨细躬亲，决策多中，颇有人望。他出身世家，清末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回国后在云南任标统。民元云南蒙自兵变，罗只身入匪穴，手擒叛将。后来担任云南民政长，颇识政体，用人能拔擢其才。护国军入川，虽佐蔡有功，但蔡、罗并不是水乳相融，而蔡颇亲近戴戡。当时在川的护国军，滇、黔两部并不是太合作，所以罗任督军后，对于一个有兵权的戴戡做省长是不太高兴的。
　　讨袁军事结束后，四川的问题颇复杂，因为四川有四川的军队，又有喧宾夺主的滇军和独树一帜的黔军。罗佩金既然是四川督军，滇军在护国讨袁之后又为主力，罗自然以领导自居，可是戴戡有战功、有兵权，又居省长职，自然也不相让。至于川军有四川人做后盾，对于客军在川反感极大，于是四川局面就像一座火山，滇、黔、川三军鼎足而立。
　　四川人这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云南人的怒潮，由于政权是在云南人手中，一些护国军中有功勋的人便都分据川省要津，罗佩金派李临阳为政务厅长。李是云南巨商天顺祥号的少东，对于政务并不熟谙，派出许多县知事多不称职，不识体统，许多人都志在发财，更有贩卖鸦片者。川人文风极盛，善于议论，发言盈庭，舆论既然不直滇人，反滇的言论遂不胫而走，推波助澜，形成了严重的对立。
　　罗佩金对于川督并不恋栈，早先他风闻段祺瑞有意要派吴光新督川，他即电段请援陆荣廷入京之例请求准假，并以讲武学校校长韩凤楼护印。段得罗请假电正中下怀，复电批准，可是罗的部下闻罗请假，为之大哗，纷纷电请留罗，戴戡也电北京密陈罗在目前不应离川，唐继尧也为罗声援，黎元洪乃电罗缓行，段亦同意。
　　这时候四川的各军计有七个师三个混成旅，川军占五个师两个混成旅，为：第一军军长刘存厚兼第二师师长，第一师师长周道刚，第三师师长钟体道，第四师师长陈泽霈，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成勋，川边混成旅旅长陈遐龄。黔军只有一个混成旅旅长熊其勋。滇军有两个师，第六师师长顾品珍，第七师师长赵又新。此外川边镇守使殷承尚有一部分滇军。四川本是富庶省份，清末承平时，库储年余700万两银子，只养经制兵一协，现在负担庞大的兵力，财政当然困难万分。黎上台后，北京政府希望全国裁军，对于四川自不例外，一再责成罗佩金裁军。6年1月，罗和段祺瑞所派的四川检查使王芝祥会商，决定把留在四川的滇、黔军一律改编为中央军，归中央陆军部直接统率，军费由中央直接负担。接着段核准把在川的滇军改编为一个师一个旅，把黔军改编为一个混成旅一个独立团，内定滇军首领顾品珍为中央第十四师师长。这个整编计划使刘存厚和川军大为不满，因为滇、黔军变成中央军后，留在四川便不是“客军驻境”而是“鸠占鹊巢”了。于是川军发出了控诉电，略云：“滇军去年入川只十七营，战事平定后所存者十二营，而罗电告诈称二师，随即在滇招来徒手七千余人。滇军增而川军四、五两师各缩编为一旅，其余三师每连减为九十人。兵工厂出品全给滇军。”刘存厚另有电报控诉说：“罗一方减川军饷项，每师八十万元，一方增滇军饷项，每师一百二十万元。”
　　罗佩金第一步想调开刘存厚，曾一度密请段内阁调刘到北京给以虚位闲职，并且保荐滇军梯团长刘云峰调任川军第二师长。段表面上予以核准，却暗中挑拨川、滇军的内讧，一方面竭力赞成罗的裁减军队，缩编川军，一方面却又指使川军反抗罗的裁兵计划。段希望因川、滇军的公开冲突，可以造成北洋军开入四川的“渔翁之利”。段虽然同意罗的要求要调刘存厚入京，可是调职命令却不发，同时更以参陆办公处的名义，把罗的秘密计划通知了刘，又用“川中为该师长桑梓之地”的说法煽动刘存厚对罗的反抗，更凶的是参陆办公处曾密电川军将领说：罗要求更换的川军将领不止刘一人，其目的是在煽动全体川军将领对罗进行反抗。
　　这一期间，罗佩金和刘存厚都以为自己的后台是段祺瑞。
　　段既然同意罗佩金的请求，由刘云峰接替刘存厚为川军第二师长，刘云峰便前往接事，刘存厚命令第二师军官拒绝刘云峰，自己也不加以理睬。移交的事便闹僵了。正如滇籍国会议员王祯等所指责的：“罗督电请更换师长刘存厚，无论或准或不准，均无与刘商量之余地。乃院电径将罗电直达刘，使之闻之，不啻使刘与罗横生意见。”这可证明段的私心是挑拨罗和刘敌对。
　　罗佩金逐刘存厚不成，便想下令裁撤第一军所属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成勋表示服从，但要求先清发欠饷，罗拿不出欠饷，只好作罢。
　　罗佩金裁兵计划两次碰壁，就只能选择另一弱者进攻，他下令将川军第四师缩编为一旅，该师师长陈泽霈原属于滇军系统，后来调任川军师长后，便倒向川军一方，他对缩编命令也是讨价还价，要求缩编为一个混成旅和一个团，比罗决定的缩编方案超过一个团，同时也要求清发欠饷。
　　这时，川军将领认为罗督军不是单独对待第四师问题，而是和全体川军生死存亡有关。因此，五个川军师长联名通电反对罗佩金裁兵计划。不过川军的五个师长，其意见和态度是有差别的；钟体道、刘存厚、陈泽霈打成一片，周道刚则是两面讨好政策，熊克武因为是国民党员，不便倒向北洋派，所以也持中立。周、熊都驻在重庆。
　　罗佩金因为裁兵计划一再受挫，不能再容忍川军五个师长集体抗命，6年4月5日，他突派滇军包围川军第四师驻成都的两个团，没有发给欠饷就勒令缴械遣散，同时还以武力压迫该师其他各团一律缴械遣散。这一来川军人人自危，集体反抗，罗乃宣布第四师驻省城以外各团无变动。
　　4月18日，在成都的川军第一军和滇军开炮互相轰击。双方互相说对方是祸首。罗佩金说是刘存厚先下令炮轰督署，刘存厚说是滇军首先在西北角开射大炮。18日这天成都城炮声隆隆，杀声四起。刘电调各路川军来援，罗也调动自流井、泸州、叙州及川北绵阳等县的滇军到省接应。成都城内划分为川军、黔军、滇军三个驻防区，黔军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不过川、黔两军防区的居民却可以自由往来，滇军则是独立的。
　　19日滇军退守皇城，在城墙内发炮阻止攻城的川军，以煤油灌在皮管内向皇城周围民房扫射，以扫除障碍。这天成都全城火光烛天，杀声震地。省议会议长胡骏急忙打电话邀请商会和各国领事，冒险向川、滇两军交涉，要求停止战斗。20日天明，川、滇军开放栅门准许灾区人民进来，据红十字会调查，人民被烧死的、被击死和击伤的，有1000多人，被焚民房有3000余户，灾民多向中立的黔军防区逃命，火势一直烧到22日才被扑灭。20日由省议会、商会、英法日三国领事分途向双方进行调停，停战一天，由黔军开驻川、滇军防区之间以阻止双方开炮互击。
　　成都爆发内战后，川军旅长刘湘、刘成勋、但懋辛，团长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向传义、吕超等发表联名皓电斥罗：“在任数月，酷嗜淫赌，勒提税款逾700万，本省军饷数月未发。”唐继尧也发表皓电指责川军：“川省实行裁兵，原属正办，乃刘师长竟令所部围攻督署，实属不顾大义，应请主持公道，迅予解决。”四川和云南两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纷纷发表谈话，或通电互相攻讦，云南说川军“争权叛变”，四川说滇军“侵略邻封”。
　　滇、川、黔军在成都城划分了三大区域，第一部分是中立区域，系黔军驻守，由东门起经糠市街、书院西街、湖广街、华兴街转至会府、顺城街、盐市口、三桥南街直至南门，这些地区全由黔军驻防，并把地面的石板筑成掩护，堵截乱兵。第二部分由南门自孟家巷起转西至少城，由北门老关庙之西，及正府街青龙街之北，全是川军驻扎区域。第三部分从东门自宇库巷经詹天庙、书院北街、梓潼桥、慈惠堂、纯阳观、马王庙、铜丝街、喇嘛寺以及皇城附近为滇军驻扎区域。
　　滇、川军战斗时，滇军以皇城为大本营，以东较场为辅助军。川军以北较场为大本营，以西较场为辅助军。皇城在成都的中心，滇军自皇城发炮向西北两较场轰击，同时也受到来自这两处地方的还击。成都人民受祸最烈的是皇城坝和北较场附近，其次为东西较场。
　　6年4月20日北京政府已经接到四川内战爆发的消息，于是段祺瑞下令以罗佩金为超威将军，刘存厚为崇威将军，而四川督军一职由省长戴戡暂行兼代，刘云峰为四川陆军第二师长。这批人事命令毫无曲直是非，不过段有个私心，便是命令他的内弟吴光新由宜昌带兵到四川平乱，为吴光新督川铺路。至于进步党（研究系）则希望戴戡由兼代而实授，因为戴属于进步党。另一批人政学系则支持岑春煊督川，段对国会说：“我在位一天，决不与岑共事！”
　　川、滇军之战不止在成都，成都城外和内江都有战斗。4月21日，罗奉到北京政府的调职令，即将督军印信送给戴戡，表示遵奉政府命令。22日成都绅商和外国领事邀请罗佩金和刘存厚两人在省长公署举行调解会议，罗派代表韩凤楼，刘派代表徐孝刚参加。滇军要求垫发开拔费60万，并由英、法、日三国领事担保安全退出省城，双方都签订了停战协定。可是到了晚上，又各自逞威地开起炮来。双方都指责对方背约。大战到半夜才停止，当晚北京政府电催罗、刘两人迅速交卸职务前赴北京。
　　23日北京政府派王人文为四川查办使，并严令川、滇两军停战。24日段祺瑞接到戴戡的密电，报告罗愿遵令卸职，但川军仍于23日炮攻督署，滇军并未还击。段大为光火，乃下令免了刘存厚的崇威将军，并令听候查办。
　　24日罗佩金率领滇军由成都东门退出，刘存厚率领川军由成都西门退出。罗临走时发出敬电说：“佩金遵令移交，乃刘存厚仍复施放大炮，并令所部搜捕滇人，受害之家不知凡几？……刘存厚自称为四川临时督军，广出布告，并调第一师周道刚所部由东路西上，第三师钟体道所部由川北赴省。现驻简阳、新都等处滇军均被围攻甚急。……在川滇省军民是否徒手听其屠灭？”罗还有电报指摘北京政府从中挑唆，以致引起成都事变，北京国务院发表有电否认其事。唐继尧也有敬电指摘北京政府处理四川问题不公，他说他和罗佩金、刘存厚两人都是士官老同学，又曾共事多年，但是“公谊所在，不能偏徇私见”。他认为北京政府如此处置，“国家法纪何在？政府威信何在？长作战之风，开凌上之渐”。因此他准备出兵昭通作为在川滇军的后援。
　　不论罗佩金在四川功罪如何，也不论罗戴、罗刘之间的是非，有一点罗是可取的，他竭力阻止滇军糜烂四川，当时滇军认为刘存厚和川军迫人太甚，滇军受侮太重，因此战意旺盛，罗佩金极力压制，滇军中主战最激烈的团长李植生，竟因奉命不许出战而举枪自杀。
　　滇军退出成都后，仍驻扎四川最富足的几个县份，如资中、简阳、荣威、富顺、自流井、泸州、宜宾等地。

第122章戴戡战死四川
　　6年5月1日，戴戡宣布就任代理四川督军，同时以会办军务署参谋长张承礼任副官长，蒋方震为参谋长，杜步云为军需课长。戴出身佐贰，从军六年，一身兼四川督军、会办军务、省长三重任，年方40，真是时来运至。可是他深知四川局面的严重性，以黔军和川军、滇军相比，实力最弱，自己因缘时会，所以有战战兢兢临渊履冰之感。
　　罗佩金去，戴戡代理川督，对于四川来说，川人治川的目的，仍没有达到，于是用对付罗的手段来对付戴，仇滇军的情绪化为仇黔军。4月30日四川省议会通电指摘戴戡“假中立之名，阴谋取利”。这时的川省议会竟也主张以岑春煊继任四川督军。
　　5月9日滇军退驻简阳，川军完全撤出城外，戴戡正式就任代理督军，城内警察恢复站岗，黔军清除成都城内的军事设施，市民情绪才趋于安定。
　　不过，罗佩金和刘存厚都未遵照命令卸职北上，川、滇两军也仍旧在省城外好多地区时打时停，刘存厚不久又回到成都，在城外设置军司令部，把以前对付罗佩金那一套来对付戴戡。这样一来，川、黔两军又爆发了战火，成都人民又一次受到严重的战争灾难。川、黔军开火是7月5日夜半3时开始的，这时正是张勋在北京复辟政变，张勋的伪谕中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7月3日戴戡在成都皇城的督军署召开军事会议，邀刘存厚出席表明对北京政变的态度，一面派兵把守电报局，检查一切邮电。刘存厚派代表吴绍良出席了会议，要求督军署先撤去电报局的检查员，戴予以拒绝，并提出驻省川军应该移川北，吴绍良代表刘存厚不予接受。7月4日刘存厚所部川军从邻近成都一带的防区，源源开到省城北门外，第二天晚上川、黔军遂告开火。
　　这真是妙极了，两个月前川、滇军火并时，黔军守中立，袖手旁观，川、滇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祸首”；现在川、黔军又开火了，黔军取代了滇军的地位，而滇军也作壁上观，戴戡说是刘存厚所部首先炮轰督署，刘则说是黔军首先开炮轰城外川军。戴坚称刘已接受张勋的伪命，刘则说绝无其事，因刘的电报被扣留不发，因此使自己立场不为各省所了解。
　　川军师长周道刚、熊克武也正如以前川、滇军战事爆发时一样，在川、黔军战争中采取了中立态度，他们于7月7日发出阳电云：
　　本月六日渝电局报称：麻日午前三时，成都川、黔两军发生冲突，江门一带火势甚烈，枪炮声不绝。次日接贵阳刘督军鱼日电开：顷得成都戴督军电开，刘存厚甘受伪职，已带兵围成都，戡誓死不降逆、不叛国，祈飞电各省等语。昨晚（六日）十一时，炮声忽起，北门火光烛天，炮弹均向督、省二署乱射。炮声隆隆，至今未息。街断行人。……据戴督电传，则指刘存厚附逆，然据积之（刘存厚号）电称，又系拥护共和。兹拟由刚等及顾、赵（滇军）、钟（川军）三师长酌带卫队，兼程赴蓉（成都），公评是非，共谋解决；先在资州会齐，再为前进。若积之果系附逆，自应一致讨除，否则言归于好，速筹北伐。川中秩序，仍由戴兼督军主持一切。所有滇、黔军队，务恳唐、刘两督军立饬停止前进，免滋误会。……先后得顾、赵、钟三师长复电表示赞同，道刚等决于蒸日（十日）起程西上。
　　川军师长周道刚、熊克武发表通电，联合川、滇将领发起武装调停。贵州督军刘显世正如以前唐继尧出兵援助罗佩金一样，准备派三个梯团入川援戴，同时接二连三地通电痛斥刘存厚的叛变行为。
　　滇军罗佩金率部退驻川南，他也像以前的戴戡一样，发表青电请各军各驻原防不得移动，并以调人自居。唐继尧则警告刘存厚离开四川，出兵北伐，否则将令罗佩金进兵成都先平川乱。唐继尧很想借川、黔军火并而乘机恢复滇军控制四川的局面。所以云南方面的军火源源不断地由昭通运到叙府来。
　　北京方面仍想派吴光新带兵入川平乱，借以达到北洋派控制四川的目的。进步党（研究系）则千方百计想维持戴戡，同时解决成都的兵乱。
　　四川和贵州两省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也都根据地方观念，发出相对控诉和呼吁。
　　川、黔军的战争从7月5日到17日，前后共打了12天。7月6日起黔军被围在皇城内，由英、法领事从中调停，戴戡愿意率部退出成都。13日川军开放南门让黔军退走，黔军疑有伏兵，在掠夺南门粮食后，仍然退回皇城，固守待援。17日戴戡把督军和省长的印信咨交省议会保管，然后向南门突围。
　　滇军罗佩金同意参加周道刚和熊克武所吁请在资中召开的调停会议，宣称于7月13日带兵西上。周道刚则于7月15日由重庆赴资中主持调停会议。
　　唐继尧于7月16日发出铣电痛斥刘存厚犯上作乱，并称如刘不移师北伐，本人即将亲率三军，吊民伐罪。接着即组织靖国军，自为总司令，以顾品珍、赵又新、庾恩旸、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为第一至第六军司令，以罗佩金为第一第二两军总司令，自兼第三至第四军总司令，以叶荃为第五第六两军总司令。靖国军于7月20日发表号电，宣称要先平川乱，然后北伐。
　　贵州督军刘显世的态度与唐继尧相同，他派王文华率领一支黔军入川援助戴戡，但是戴戡已于7月17日放弃成都，突围而出，下落不明。
　　戴戡下落不明，黔军失败，这一连串消息传到北京，研究系的首领梁启超十分激动地在国务会议上发言，他说：“我们一定要救援戴循荐（戴戡号），一定要制止刘积之（刘存厚号）的叛变行为。”但是段祺瑞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
　　7月24日段祺瑞任命“中立者”周道刚代理督军。27日梁又在国务会议上主张惩办刘存厚，段不好答复，曹汝霖起立发言，假口四川问题真相不明，难做决定，而把梁的建议搁了下来。
　　周道刚由重庆到了内江，但滇军在嘉定、青神、仁寿、资阳一带已被川军二、三两师击退，资中会议无法进行，周道刚乃折返重庆。
　　由于川战扩大，段祺瑞遂于8月6日派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率领北军入川查办，并责成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兵接防岳州。8月8日又下令催促罗佩金、刘存厚遵照前令迅速入京，所部军队均交周道刚接收统率。这时候，川、滇、黔军才明白段的打算是一心一意要贯彻让北洋系来统治四川。这一来大家又感到有合力抗拒北军的必要，8月6日周道刚、熊克武建议继续进行调停，罗佩金首先表示接受。8月10日周道刚就任代理四川督军，熊克武在夔府和万县沿江地带，布置炮兵阵地，准备迎击北军。
　　8月10日，从四川回到北京的蒋方震，向内阁及国会报告戴戡已经战死的消息。研究系大受刺激。这时段祺瑞才发表刘存厚部下团长廖谦的报告：“7月21日，戴戡在成都百里外秦皇寺自杀身死。”同时发表周道刚的报告：“戴前督行抵华阳县属秦皇寺附近，突遇前方败退回来之川军，双方因误会开枪互击，戴督中弹身故，其灵榇已由川军运回省城。”
　　事实上，戴戡是被川军击毙的，同时死难的还有黔军混成旅旅长熊其勋，督署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长黄大暹等在逃往简阳途中，也被追兵击死，黔军5000人全军覆没。
　　8月10日举行国务会议时，段祺瑞提议追赠戴戡为陆军上将，给银一万两治丧。梁启超却满腔悲愤地坚持要严惩刘存厚，为死者雪冤。段表示要查办后，才能确定责任。梁启超大为生气，不待会议终场即拂袖而去。
　　这是研究系加入段内阁以来首次受到的难堪待遇。本来自讨平张勋政变以后，研究系在段内阁内如日当中，可是段和研究系的蜜月还不到一个月，研究系一向标榜温和主义，可是矛盾的是他们并不反对段的武力统一政策，还出主意召集临时参议院，公然参加卖国借款条约的签订。到了四川问题发生，直接地侵犯了研究系的利益，才与段有了冲突，到这时才发现段一点也不留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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