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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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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
第75章 皇帝总统
于是袁大总统成了袁大皇帝——时间是民国4年12月12日。
从这一天起,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既有总统,又有皇帝,既不是中华民国,又不是中华帝国,所以在公文上便显得异常混乱。如奉天将军段芝贵首先称臣,袁手批“不当称臣”。直隶巡按使朱家宝的奏折文字庄严,抬行写“奏请皇帝陛下圣鉴”。袁也说登基大典尚未举行,称臣称皇帝陛下都不恰当。不过,从这个时候起袁就不喜欢别人再称他为总统。
自4年12月17日起,北京《政府公报》不再见有“大总统令”了,代之而起的,是“政事堂奉策令”,究竟是奉何人策令却是个谜。因为这策令是皇帝也是总统、既非皇帝也非总统的袁世凯所发出,袁在这些策令中既不自称为“朕”,又不自称为“本大总统”,而称曰“予”,这个口吻至少是准皇帝口吻。
这是个稀奇古怪的时期,中国有一个人又是皇帝又是总统,袁党在公文程式上想出了一个方法,这是废除了总统的称号,也避免用皇帝的封号,尽可能使用些含混的名词,如“奉谕”、“谨乞钧鉴”等。
12月12日是袁接受帝位推戴的一天,这天他在怀仁堂接见了简任以上文武官员200余人,这些大小官员纷纷向袁祝贺,文官在东,武官在西,排列整齐,向袁行三鞠躬礼,由内史监阮忠枢率领,公府大礼官黄开文司仪。袁发表一篇简短演说,说是为了救国救民: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
袁接受帝位后的第二天,12月13日下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令》,令文如下:
前清逊位,民国成立,予以薄德,受国民之付托,揽统治之大权,惟以救国救民为志愿。忧勤惕厉,四载于兹,每念时艰,疚惭何极!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本惩前毖后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迫切呼吁,文电纷陈,佥请改定国体,官吏将士,同此悃忱。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置词,人之不谅,旋经代行立法院议定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借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承。外征大势,内审素怀,事与愿殊,异常悚惧。从民意恐才不足以任重,违民意则理不足以服人,因应胥穷,旁皇竟日。深维好恶同民之义,环顾黎元望治之殷,务策安全,用奠区宇,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着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特此通谕知之。此令。
大总统做了皇帝,副总统怎么办呢?黎元洪由武昌入京幽居瀛台后,便以“无智、无能、无为”自处。帝制运动开始,黎更装聋装哑,4年9月6日起,黎即不出席参政院,并一再请辞副总统和参政院长职,希望回原籍黄陂休养,这当然不会得到袁的允许。黎知道离北京是办不到了,乃借口夫人有病,瀛台过于寒冷,得袁同意迁居到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受领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室,并向参政院咨请辞副总统职。他像个哑巴,对任何人都不开口,从前辛亥起义,他糊里糊涂被拥推出来,那时还“唔……唔……唔……”,“好……好……好……”,这时连这些字眼也没有了。
12月15日袁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其申令如下。
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山林之启,所有辛亥立功人员,勋业伟大,及今弥彰,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将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护中央,坚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役,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照《约法》第廿七条特颁荣施,以昭勋烈。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
由这道命令显示袁的阴险,他不否定建立民国出过力的人的功劳,所以他要粉饰帝国与民国并不矛盾,他称黎元洪为上将,是勾销了他副总统地位;插入赣宁之役,是表示对国民党的敌视态度,拿新《约法》作为封王的根据,一方面表示他始终遵守民国《约法》,另一方面也使黎觉得是民国荣典而可以接受。
黎元洪的封王命令发表后,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清阿以道贺为名去窥探黎的态度,阮公然向黎称呼“王爷”,并且传达袁的意思,打算加他副元帅和辅国大将军,黎这位“泥菩萨”实在忍不住了,才吐出六个字:“你们不要骂我!”
19日袁有一令劝黎受封,有“王其祗承,毋许固辞”语,黎的智囊饶汉祥劝黎明哲保身暂受王位,气得黎从此不和他谈话。黎因为冷眼旁观,看出袁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接受王位毫无好处,他既没有勇气反对帝制,只好坚决拒绝这些伪命。
早在4年9月间,政事堂便会同各部成立了一个“大典筹备处”,由于帝制活动尚未正式行动,所以这个筹备处是不公开的。筹备处处长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兼,处员是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孙毓筠、唐在礼、叶恭绰、曹汝霖、江朝宗、吴炳湘、施愚、顾鳌。总务科主任沈铭昌、撰述科主任王式通、法典科主任顾鳌、内仪科主任阮忠枢、礼制科主任郭则沄、会计科主任袁乃宽、文牍科主任陈燕昌、警卫科主任张士钰。
大典筹备处秘密工作了三个月,直到12月19日袁才明令正式成立。
大典筹备处正式成立后,第一项工作是改太和殿为承运殿,原来太和殿一直便是袁任大总统后办公的地方。殿内圆柱完全漆成红色,当中八大柱加髹赤金,饰以盘龙云彩。中和殿更名为礼元殿,保和殿更名为建极殿。皇帝的御座扶背各处一律雕龙,代价达40万元,上套黄缎绣龙,座褥也是一样。御座前有雕龙的御案,案的前面排了三座古鼎,三座古炉。御座的后面陈设了九面雕龙嵌宝屏风,屏风的左右两面是日月宝扇一对。皇帝的龙袍由北京最大的服装店瑞蚨祥承制,共有两套,一套祭天时用,一套登极时用。龙袍用赤金线盘织龙衮,通体缀以明珠,嵌上钻石。此外还有平天冠一顶,四周垂旒,每旒悬珍珠一串,冠檐缀以大珠一粒。
新朝的御玺四寸见方,镌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金印五颗。
袁指定赤色是新朝代表色,以代替逊清的黄色。
关于洪宪称帝的费用,根据后来护国军所列媾和条款所载,数目约在6000万元。但有账可查的约在3000万。秘密用出的则不知详数。这笔费用的由来,有借款,有救国储金,有各项税款、鸦片专卖之类。据调查所得:3000万用途,原定以2000万为大典专款,以1000万为登极犒军之用。自护国事起后,将犒赏军队之1000万移作战费。而大典筹备之2000万,尚余200余万由该处中人瓜分。2000万分三大类:“甲”、筹安会经费,即运动费约二三百万,内中用款,收买报馆费约30万,次之则收买名士文章及各省支会之开办费,各代表之恩给金及电报费,亦属甚钜,然亦不过百万。这所谓二三百万者,包括杨、孙之报酬金亦均在内。“乙”、三殿工程费或云270余万,或云不足200万,系袁乃宽经手。“丙”、登极费:(一)御用品,如龙袍两袭,一祭天用值50万元,一登极用值30万元。此袍全用真金丝织成,遍嵌珠宝,而大东珠系取之清室内库,尚不在内。御玺玉质一颗,价值12万元。又金质御宝五颗已制成,所谓皇帝之宝,大者重50斤,小者重30斤,价值60万。又御极宝座40万。此外借用清室之銮驾,修理费亦数万,故御用品二百数十万。(二)典礼费:如登极用演习国乐之教员、学生冠服费,各衙门人员朝贺之冠服、朝笏费,孔庙之铺设费(按孔庙内一切桌围帐幔,本用黄缎,因新朝尚赤,一律改用红缎,大成殿及两庑,皆系新制)。还有开国纪念会,中央公园及前门一带,但以电灯及彩棚电灯牌楼而论,三日共用10余万。至各种国旗及彩灯尚在外,故此项在一二百万左右。(三)机关费:筹备处人员共400余人,或发津贴,或发兼薪,一半系专任。薪水之厚远出各部上。此外尚有向清室借来之銮驾,及内务府赞礼等人员共千余,每人日薪两元,办公房屋皆装新式热水管以御寒,旧有板壁,皆改玻璃,饮食亦极讲究。
“袁朝”的国旗准备在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这是表示“五族共戴一君”的含义。
21日特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陆荣廷、朱瑞、赵倜、陈宧、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22日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追封徐宝山为一等昭勇伯(又追赠赵秉钧为上卿,宋教仁为中卿)。计封爵者128人,一二等轻车都尉70余人。
当封爵之前,内史缮就一张大名单包括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等摆在“御案”上,袁亲手用朱笔按名点圈,五圈者为公爵,一圈者男爵。自民国成立以来,督抚之制已废,各省将军地位平等,将军与巡按使地位亦平等,袁的脑中尚留有督抚制的影子,所以封公封侯,各有等差,又把巡按使比之于藩、臬,因之各省民政长官更不能与武人争一日之短长了。
22日申令:“永禁太监,内廷改用女官。”
31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元旦起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总统府收文处改为奏事处,总统府警卫总指挥处改为大内总指挥处。
袁以总统而兼皇帝,实在是不伦不类。可是皇帝还有一个现成的,那就是在故宫中的宣统,人们总是对习惯和观念不容易变,民国时代,大家都认为袁世凯有力量,是个大人物,可是如果谈到做皇帝,大家都又想到了宣统。中国古语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皇!当袁决定接受帝位,颇想封溥仪为懿德亲王,这个念头正在徘徊,恰巧辫帅张勋来电请求保存清室帝号,待旧君以客帝之礼,所以袁这命令便胎死腹中。
满族亲贵中也有投机分子,那是曾任过资政院总裁的溥伦。当帝制酝酿期间,袁曾派袁乃宽向清室交涉废除帝号、交出仪仗、让出大内和送缴御玺等问题,这些要求于逊清小朝廷简直是一件大事,因此瑾太妃召集世续等开了一次小朝廷的“御前会议”,大家把袁世凯恨得入骨入髓,骂他是董卓、是曹操、是司马懿,然而骂归骂,问题不能不解决,有人主张逊清对于民国的国体变成帝国一事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至于袁想鹊巢鸠占,进据皇宫大内,则无法抗拒,因为国家都让给了他,还谈什么宫院?在会议上溥伦建议必须明白表示态度,立即移往颐和园,把紫禁城让给老袁,把仪仗和传国御玺也送给老袁,交换袁对保存清帝号和优待清室条件。忠于逊清的王公遗老们对溥伦的态度很不满意,可是却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此决定派溥伦为清室代表向参政院宣布“清室赞成袁做皇帝”的态度。
12月17日清室致参政院的咨文说:
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奉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临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同。
12月18日袁申令说:
现在国体业经人民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清室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附列宪法,继续有效!
袁并且写了一个亲笔的誓约,以保证优待清室条件不会改变。同时为了报答溥伦的拥戴,派他为参政院院长,以代替久不到院办公而且坚决辞职的黎元洪。同时给溥伦“赏食亲王全俸”以偿溥伦请求封王的夙愿。
逊清小朝廷没有搬到颐和园去,因为袁世凯不敢太迫害他的故主,传国御玺也没有拿去,因为这个御玺是满汉文合璧,对于“中华帝国”没有用,只是把皇帝銮仗取走了。
12月18日还有两道滑稽命令:
一为“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
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时多难,无从息肩,而临渊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况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异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万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切勿称臣。时艰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所仪文末节也。此令。
一为“满、蒙、回、藏待遇条件应列入宪法继续有效”:
现在国体业经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所谓故人均勿称臣一节,政事堂把袁的故人列出一个名单,计有旧侣黎元洪、奕劻、世续、载沣、那桐、锡良、周馥七人,有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有耆硕王闿运、马湘伯二人。另有“三太”的建议,即王太师、张太傅、徐太保。
12月20日发表申令,以徐世昌等为“嵩山四友”:
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略分言情,布衣昆季之欢,太史客星之奏,流传简册,异代同符。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皆以德行勋猷,久负重望,在当代为人伦之表,在藐躬为道义之交,虽高躅大年,不复劳以朝请,而国有大故,当就谘询,既望敷陈,尤资责难,匡予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元老壮猷,关系至大。兹特颁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以尊国耆,其喻予怀,应如何优礼之处,并着政事堂具议以闻,此令。
政事堂根据这道命令议决了五项优待办法:(一)免其称臣跪拜;(二)赏乘朝舆,到内宫换乘肩舆;(三)皇帝临朝时,四友在勤政等殿得设矮几赐坐;(四)每人给以岁费2万元;(五)赏穿特种朝服。
嵩山四友之一徐世昌是不赞成袁称帝的,他主张宁愿让清帝宣统复辟。早在4年10月间,帝制进行到如火如荼时,他便称病请假,不到政事堂办公,他的国务卿职务,袁先命杨士琦代理,10月26日改命陆徵祥代理,12月21日正式任命陆为国务卿。徐原住在总统府内,10月间请病假时,由总统府迁居蝴蝶胡同私邸。他在这期间牢骚特别多,有人问他时局动态时,他经常用一句话来回答:你们最好去问夏内史。当袁接受帝位后,徐世昌也学会了黎元洪那一套装聋装哑,不肯办公。
嵩山四友之二的赵尔巽看见筹安会宣言,掷之于地痛哭不已,他是忠于逊清,不肯再事二姓的,因此力辞清史馆长。
嵩山四友的李经羲和张謇,对于洪宪皇帝亦很冷淡,采取貌合神离的态度。
从前汉高祖因为儿子已有嵩山四老所以不敢换太子,可是袁虽封了嵩山四友,这四位“贤人”不要说不肯照顾他的儿子,对老子也不支持。
袁世凯帝制自为一幕戏,是他毕生最糟的一段政治玩意儿,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历程,这场戏既不干净,又非常笨拙,尤其是强奸民意,他父子和杨度一批人自以为天衣无缝,实则西洋镜立刻被拆穿,因为当时由北京发号施令,要各省劝进,制造民意,结果很多省宣布独立后立即公布那些密电,于是袁的笨戏乃为全国人所共晓。
袁时代有很多流行名词,前面提到过北洋三杰、西山十戾、筹安六君子,后来还有四将军,是北洋三杰的王士珍(龙)、段祺瑞(虎)、冯国璋(狗),再加荫昌,又有四凶是指赵秉钧、陈宧、朱启钤、梁士诒。赵、陈、梁三人前面已陆续交代过他们的来历,至于朱启钤是贵州紫江人,交通系统三巨头之一(另二人是梁士诒和周自齐),前清举人出身,和前清军机大臣瞿鸿禨有戚谊,曾拜徐世昌为义父,徐任东三省总督时朱任蒙古开垦督办,派往日本北海道考察垦务。锡良继任东督后,朱奉调津浦路总办,民国元年任陆徵祥内阁的交通总长后转任内务总长。袁死后有八大祸首是: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
八凶之一的薛大可是袁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的主持人,《亚细亚报》在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文后,曾悬赏3000元征文驳之,并以20元1000字的巨额稿酬征求文稿,但无人应征,其上海分社在发报的第二天就遭炸弹爆炸,后来更一连串被炸。
前面提到过袁的总统府法律顾问日人有贺长雄,袁利用这个日本法学博士来表示外人也赞成中国帝制,何况日本便是君主立宪很有成就的一个国家,为了答谢这位客卿,也有笼络之意,于是袁赏有贺长雄以唐人墨迹,有贺具奏谢恩,自称外臣:
外臣酷爱唐人墨迹,拜领之余,恐惶万状。伏维中日亲善为二国存亡之所关,亦为世界和平之基础,外臣仰蒙恩知,备员顾问,进止标的,恒在于是。对于母国,固应确守臣子之分,卖国利外,非外臣所敢为,然事关法律,苟利中国,无害日本,或见共利于中日二国者,必进而明其治理,使其易于实行。因此之故,犯难亡身,亦且不惜,区区人言,更无待论。燕京风土,本与外臣病躯相适,年齿亦正当致力之期,拟即贡其所得,为新朝创业之助。誓致毕身之力,从事于陛下所命之法律事业,以报恩于万一。
日本报纸大骂有贺,劝他归化中国。天津日侨于4年12月23日在大和俱乐部开会,以有贺竟在日本未承认洪宪帝国之前公然执外臣之礼,实属有玷日人体面,公议开除他的侨民身份。
第76章 孙中山讨袁
孙中山对袁世凯是让位、支持和感化,总希望袁世凯化私为公,化家为国。到宋教仁遇刺后,才对袁绝望。国民党癸丑之役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乃决心讨袁,把从民国2年到5年的这一段时期,定名为讨袁战争。
早在民国2年7月,孙中山就发表《为袁氏叛国对国民宣言》:
当南北统一之际,仆推荐袁世凯于参议院,原望其开诚公布,尽忠民国,以慰四万万人之望。自是以来,仆于权利所在则为引避,危疑之交则为襄助。虽激昂之士,对于袁氏时有责言,仆之初衷未尝少易。不意宋案发生,袁氏阴谋,一旦尽揭。仆于当时,已将反对袁氏之心,宣布天下,使袁氏果知公义自在,舆论难诬,尔时即应辞职,以谢国民。何图袁氏专为私谋,倒行不已,以致东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内相连并发。大势如此,国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系于袁氏一人之去留。为公仆者,不以国利民福为怀,反欲牺牲国家与人民,以争一己之位置,中华民国岂容开此先例。愿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庶可以挽国危而慰民望,无任翘企之至。
袁称帝前后,孙中山寄寓日本,策划党人倒袁,本拟亲赴美国争取外援。迨袁帝制实现,孙中山乃在日本发表讨袁檄文如下:
袁贼苦吾国民久矣,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之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清之末造,贼实媚之,以杀吾国人,及其亡而拥兵邀利,至乃要窃总统以言和,军府不忍战争之绵延,以为贼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之比,俯至迁就,冀其自新,亦以民国初立,旧污未殄,首行揖让,风示天下,树之楷模,孰意贼性凶顽,谲诈成习,背誓乱常,妄希非分,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奸雄窃国之实,骄兵悍将,骚扰于闾阎,宵小佥壬,比周于左右。甚及贿收报馆,赂遗议员,清议销沉,监督溺职,而嗾杀元勋、滥借外债之祸作矣。赣、宁酿变,皖、沪、闽、粤、湘、蜀继之,义师败衄,贼焰愈张,自是以还,几于不国。贼兵所至,焚掠为墟,幼女贞孀,供其淫媟,犹复恣意株连,籍没罔恤,偶涉嫌疑,遽膏锋刃,人民丧其乐生之心,而贼于此时,方论功行赏,以庆太平。盖自以为帝业之成,而天下莫予毒矣。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又其甚者,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予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鄙,头会箕敛,欲壑靡填,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殉国烈士,饮恨于九原,首义勋贤,投荒于海外,觇国者遂以为自由幸福非吾中华民国所应享,此真天下之大耻奇辱也!而我国民亦偷生视息,莫之敢指,循此以往,亡国灭种,非伊异人,国交之危,其见端耳。袁贼妄称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隶牛马之时,此仁人志士所为仰天椎心,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而不辞也!军府痛宗国之陆沉,愤独夫之肆虐,爰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中原豪俊,望旆来归,草泽英雄,闻风斯起,诸袁将吏士卒反正及降者,不次擢赏,勿有所问。若其弃顺效逆,执迷不复,大兵既至,诛罚必申,虽欲悔之,晚无及也!布告天下,咸使闻之。檄到如律令。
孙中山声讨袁世凯后,四方八面都有劝阻袁悬崖勒马回首是岸的电函,当然这些电函,袁看来是厌恶的。
现在随手摘录几则如下:
刘公电 北京袁大总统钧鉴:共和创造,艰苦万端,国家大业,付托君手,应如何恪遵宪典,发扬民国精神。讵解散国会,蹂躏民权,叛逆罪恶,已不容诛。举国隐忍,犹观后效。乃专制未已,进而帝制,帝制未遂,进而卖国。中日交涉,为帝制预备,土地利权,割丧至钜。近招警告之干涉,更为秘密之拍卖。帝制承认之日,即我四万万民族绝命之时。夷主人为奴隶,沦同胞于水火。叛国曰逆,卖国曰盗,人非枭獍,何忍自噬其类。矧侄孙皇帝,波印侯王,只供他人灭国之傀儡。国既不存,帝于何有?大总统自谓神圣心肝,应在腹中,伏希清夜暂回天良,靖遏昏欲,不远祗悔,免稽天诛。特进忠告,幸盼容纳。刘公叩。
南岳峻电 北京政事堂呈大总统钧鉴:国之不竞,病在用人行政,若罪共和,何以解于前清?若改君主,何以异于复辟?若谓筹安会为学理研究,不能干涉,设有以改造政府为议者,且将何以对待?舍政治而易国体,故有墨乱。私大位而失人心,何利秦皇。况卧榻有客,不宜再受口实,狡邻首鼠,当犹忆夫辛亥。诸侯争权,总统孤立,失信义于天下,增扰乱于危亡,即使君主果优于民主,亦非目前所可变革。矧言者之各有心乎?请诛杨度诸人,以为妖言乱邦者戒。南岳峻上。
方梦超电 北京大总统钧鉴:杨度、梁士诒、孙毓筠等,设筹安会,诪张为幻,捣乱国本,以元首为孤注,陷国家于危亡,舆情隐忍,险象环生,中央威信,一落千丈。今更不俟国会成立,组织国民代表大会,不伦不类,欺我平民,稍有良心,无不发指。我大总统莅政以来,迭戡大难,宣誓天地,力主共和,口血未干,神人共鉴。杨度等鄙夫希旨,寖成事实,我公英武明察,乃竟曲予优容,致令今日共和国庆纪念停止庆贺典礼,英灵欲泣,举国痛心。后虽日百其令,令百其辞,南响北应,让再让三,宁可解于操莽之故实。国家新造,民志未宁,西弱于俄,东辱于日,有衔宗邦,愤亦逞矣。犹复纵容奸宄,自召覆亡,请立斩杨度、梁士诒、孙毓筠首,悬之国门,以谢天下。梦超天良不泯,敢以上声。国庆日方梦超谨叩。
南洋华侨欧纪华等电 北京大总统钧鉴:今日变更国体,实与公现居地位不相容。若不始终负维持共和之责,而使帝政复活于公之身,是失信义于天下,莫此为甚!况以总统而践帝位,无论国民若何请愿,参政院若何通过,各军民长官若何赞成,揆诸事实,实有未当,盖请愿人为筹安会所召集,筹安会要人为公所亲信,参政员及各军民长官为公所任命,以势力左右其间,而可名民意,则当日王莽之劝进,与拿破仑之民选人数且什百倍于今日,何以终无救于当时之乱,后世之讥。若谓创大业者不避小嫌,信如此说,来日大难,效尤者众,往代陈迹,可为殷鉴!况列强警告相迫而来,口舌无效,势必继以武力,冕旒未加,翻为罪首,言之可惧。今曲突徙薪,事犹可及,吾公明达,尚三思之!南洋华侨欧纪华、梁惠民、林雄、陈侨、李图南等叩。
共和维持会致袁世凯电 北京大总统钧鉴:友邦警告正严,郑使忽又被刺,商业停顿,人心益恐,证以内外情势,国体决难变更,若再狃性逆时,势必丧身亡国。生灵万象,系公一人,何忍贪一己之私荣,弃国人之生命。专电哀求,引颈待命。上海共和维持会黄毅、朱海珊等公叩。
美国波士顿中华公所电 上海中国报界公会,转各省将军、巡按使、国民会鉴:请反对君主,实行民主,复自治,公选举,开省会。中华公所全体华侨。
泗水华侨致北京当局电 北京大总统、政事堂、参政院、肃政史公鉴:接读九月六日大总统对于立法院之申令,殊深钦佩,但杨度等倡立筹安会,变更国体,欺罔元首,紊乱《约法》,实为召乱速亡之祸。请照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严办杨度等,解散筹安会,以弭大患,而维国本。泗水筹办爱国捐事务所、泗水商务总会。
留日学生华侨通电 上海各报馆转各省将军、巡按使鉴:袁氏无端,图谋帝制,惹起日、英、俄警告,开外人干涉内政之创例。吾国独立资格,从兹丧尽。应固不国,拒尤招祸。逞一人之野心,陷国家于无可转旋之地。袁氏能发而不能收,千钧一发转危为安,惟吾国民履行主权者资格,迫袁负咎退位,以副总统代行国事。从速组织正式完全民意机关,确定国基,消弭外侮,吾国不可避之革命,亦借兹消释。一举数善,惟吾父老兄弟图之。留日学生华侨同叩。
第77章 蔡锷和小凤仙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清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九日出生于邵阳县东的亲睦乡。7岁就学,8岁聘武冈县刘氏侠贞为室,15岁参加岁试取列一等,其试题为背诵四书五经及对句,府尹爱其聪慧,乃用四书“子男五十里”句属对,蔡应声答“府尹二千石”,有人病其末字均属仄声,府尹说:十余岁童子即能以汉书属对,实在难得。17岁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这个时务学堂的学监是谭嗣同,总教习是梁启超,倡说新学。蔡在时务学堂为期只有半年,他三月入学,八月戊戌政变,时务学堂遂遭解散,乃走武昌,打算进两湖书院,只因他是时务学堂出身,因之被摒。18岁应梁启超的召约,东渡日本,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后改入东亚商业学校,加入了唐才常的自立会。第二年随唐才常等19人回国,计划在汉口起事,结果失败,仍返横滨。在此以前蔡名艮寅,在此以后才改名蔡锷。梁启超这时在东京办《新民丛报》,乃邀蔡襄助笔政,蔡以奋翮生和系锥生为笔名,撰文甚夥。此后三年由文学校转入武学校,以候补生入联队实习,实习期满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蔡在武学校中,因身体甚弱,所以学科虽优,但术科却不及格,常受日籍教官和同学的轻视,尤其是翻杠、跳高、跳远诸运动完全不行,每向同学曾叔子垂泣而道所苦,有一天忽然举王夫之(船山)的联语告曾:
六经自我开生面,
七尺从天乞活埋!
蔡认为王船山这两句富有拼命精神,因此要力学、困学以雪病夫之耻。一年后蔡果然前后判若两人,凡是运动和术科,都矫捷冠侪辈,日本人惊为奇迹,莫不由衷地敬佩蔡的决心和毅力。蔡在23岁那年自日本上书给湖南巡抚赵尔巽,请其力行新政为全国倡。这封信凡5万余言,由是东南各省的封疆大吏都知道有蔡锷其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蔡锷24岁,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担任湖南新军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这时原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已升任东三省总督,赵对蔡也是最赏识,所以奏请清廷要调蔡到奉天去练新军。同时广西巡抚李经羲则派专人来敦请蔡至桂林。这个年轻人在各省封疆大吏心目中是一枝奇葩,大家都争相延揽。他终于接受了李经羲的邀请,即派学生雷飚、谭道源、彭新民、罗质、周日旦等十余人先赴桂,蔡自己则率岳森和梅尉南便道赴邵阳省母,7月22日抵桂林,李经羲立即委为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兼随营学堂总理官。8月又兼新练常备军总教练官和巡抚部官总参谋官。以后在广西陆续划办测绘学堂和陆军小学。广西的陆军小学先后办了四期,毕业学生数百人,得意的门生有白崇禧、李宗仁、黄绍雄、李品仙等,其后又在广西接办讲武堂。
广西巡抚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后不久,奏调蔡入滇,委充第三十七协协统,辖下的两位标统是丁锦和罗佩金,管带唐继尧、刘存厚、雷飚、谢汝翼、刘云峰、韩凤楼、李鸿祥等,这些人后来都是辛亥云南起义以及民国4年12月护国起义的显赫人物。
昆明是个美丽的城市,四季如春,风景如画。蔡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一本著名的兵书,是搜辑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治兵言论,分为将才、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勇、和辑、兵机、战守等12章,订名为《曾胡治兵语录》。这本语录,后来于民国13年10月蒋中正办黄埔军校时,特为刊印,并亲撰序言,序言节要如下:
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光荣之第一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而其政治组织与经济设施则尤足称焉!……
夫清朝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能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矣。
余读曾、胡诸集既毕,正欲先摘其言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飨同志,而留纂太平天国战史于将来,不意松坡先得吾心,纂集此治兵语录一书。
愿本校同志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
蔡锷是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露,初九日云南总督衙门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治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蔡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三十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
蔡是个有中国传统道德的军人,他深感李经羲对他恩深义厚,不忍迫以炮火,所以在发动攻势的同时,即函请熊范舆火速请李经羲迁赴法国领馆避难。第二天革命军攻占了昆明全城,军政学商各界集会公推蔡为“大汉军政府云南都督”,设都督府于昆明城内的五华山,都督府下设军政部、参政部、军务部。云南本赖中央协饷,云南独立,协饷来源断绝,所以革命政府成立后,第一要务是财政上的节约,蔡自定都督月俸60元。都督府全体官兵月饷3300余元,并设立富滇银行以维持金融。十六日蔡特派雷飚和彭新民礼送李经羲出滇。派谢汝翼和李鸿祥率师赴四川,迫川督赵尔丰独立;令罗佩金、庾恩旸率一军南征;令李根源率一军西巡。
贵州反正后,有公口之乱,黔绅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电请云南支援,蔡锷乃派唐继尧率兵赴黔平乱。
民国元年蔡正式担任云南都督,这年他才31岁,一切治滇的规模都非常有条不紊,10月间他在昆明娶了一位如夫人潘氏。
民国2年倒袁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扩向西南,不过北洋势力对云南始终有鞭长莫及之感。袁对蔡非常疑忌,当北洋势力向西南扩充时,袁就电邀蔡赴北京,如果蔡不答允,袁很可能即对云南用兵。以当时的形势而论,蔡无力可抗袁,因此只好接受袁的命令,电请以贵州都督唐继尧任云南都督兼民政长,唐未到任前以第一师师长谢汝翼代都督,以第二师师长李鸿祥代民政长。
民国2年8月12日蔡锷离滇,滇人依依不舍。蔡锷偕修承浩、何鹏翔、雷飚北上,取道北越,河内的法国总督康德设盛筵款待。袁世凯派代表范熙绩在上海欢迎。10月4日抵北京,袁立即发表蔡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是段祺瑞。11月袁又派蔡为政治会议议员,李经羲为议长。3年5月北京参政院成立,袁又派蔡为参政院参政,6月派蔡为将军府昭威将军。
在筹安会成立前,杨度几乎天天都到棉花胡同去访问蔡锷,敦劝蔡加入筹安会为发起人之一,可是蔡总顾左右而言他。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进步党人徐佛苏、袁思亮跑去杨那儿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让任公(梁启超的别号)参加?”杨于是请汤觉顿、蹇念益二人到天津游说梁,这时梁正写好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汤、蹇两人一看这篇文章,简直是一枚炸弹,吓得脸都变了色,梁托他们带封信给杨,有“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又有给袁的信是:“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之新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同斩。”
就是这一天,梁的高足蔡锷由北京专程到天津来访梁,师生二人促膝密谈,决定要以行动反对帝制。蔡曾慨然说:“眼看着不久便有盈千累万的人要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老袁要是安然登大宝,叫世界各国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力量虽然有限,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下不可。”
蔡在北京,一直被袁监视,他怎可随便离京赴津呢?原来他这趟赴天津是杨度促请他,杨请蔡以师生之谊去劝梁不要反对帝制,杨一直被蒙骗,认为蔡不反对帝制。蔡由津返京后,把梁谈话的经过编了一套,结论是梁反对帝制的意思很坚决,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蔡为了避免袁党的注意,乃扮演“诈降”,因为梁公开反对帝制,蔡的处境自然很为难,蔡为了使袁对他不怀疑忌,因此在4年8月25日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第一个提笔签名,以示拥护帝制。还不止此,为了使袁党认为蔡已无所作为,蔡每天都和杨度等在八大胡同征歌逐舞,诗酒风流,他选中云吉班的小凤仙,两人打得火热。由于蔡每天都往云吉班,使得蔡的夫人很不开心,两人曾为此争吵得很厉害。
这一切都是演戏,蔡在醇酒美人的幕后,正不动声色地布置军事讨袁步骤,他电召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戡到北京来,戴是贵州人,原名桂龄,字锡九,后改名戡,字循若,曾在日本习手工业,回国后在河南法政学校担任庶务,后到云南获交唐继尧。辛亥年唐任贵州都督,戴任实业司长,不久升任贵州巡按使,交卸后到北京任参政。10月间戴戡和王伯群同到北京,成为蔡和云南将领间秘密联系的居间人。蔡派王伯群携密函前往昆明。王伯群动身前曾和戴戡、陈启铭等穿着大礼服共摄一影,且题:“不成功即成仁”字句。
蔡锷的反袁安排中,邀戴戡到天津和北京是重要的一幕,蔡、戴和梁启超共商讨袁计划,拟定于袁称帝时,云南首先宣布独立,贵州则俟一月后响应,广西则俟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南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三四个月后会师武昌,底定中原,同时并派彭新民赴桂,毕厚赴粤,赵恒惕、陈复初赴湘。赵恒惕因二次革命被袁世凯命令湖南查办使汤芗铭拿解至北京陆军部监禁,民国3年12月,蔡在北京联合陈宧保释赵、陈两人。
蔡锷这时自己扮演两个角色,其一是假意和老师梁启超各行其是;其二是大隐花丛,与小凤仙打得火热。然而暗中他却积极部署倒袁的军事,除了戴戡成为他和云贵两省的中间联络人而外,他同时和流亡东京的国民党人取得联系。
袁虽迷惑于蔡锷的假戏真做,但却仍不放心。4年10月14日的清早,北京棉花胡同的蔡宅门口,突然人声嘈杂,蔡这时刚刚起床,门口一个操天津口音的刘排长,推门闯入,厉声说:“检查!”蔡家的看门人挡不住这些如狼似虎的兵士,大声嚷着说:“这里是蔡将军的公馆,你们检查谁呀?”刘排长气势甚盛,一掌把看门的推在地上,呼喝说:“管你什么菜将军饭将军,我们是奉上头命令。兄弟们,快搜!”于是大伙一拥而入,在每个房间倾箱倒箧,结果除了破书若干卷而外,连衣服都没有两套,至于可疑的文件甚至所谓的违禁品自然也没有了。这些凶猛的鹰犬一无所获,带着失望的神情,悻悻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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