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

　　第一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清帝逊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付；
　　第三款：清帝逊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员照常留用；
　　第四款：清亲逊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清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得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平等；（三）清皇族私产一律保护；（四）清皇族免兵役之义务。以上各条列于正式公文，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
　　对于中华民国优待逊清的上述条款，后人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批评，有人认为这个条件是不应该订定的，因为有了这些条款就使清朝的“小朝廷”成为“中国国内的小王国”，结果引起了民国6年（1917年）7月1日的张勋复辟政变，以及民国21年（1932年）3月9日日本建立满洲国的丑剧。不过照当时革命情势来看，妥协空气甚浓，只希望清室让国，和平息兵，对于一些宽大的优遇，只是表现革命者的恢宏气度，则亦不可厚非。
　　袁世凯把取得革命军同意了的优待清室条件，透过庆亲王奕劻向隆裕太后提出，最后隆裕毅然决然同意退位让国。在这段期间，有三段笔记记述清廷内外的珍闻：一篇是小恭亲王溥伟的《让国御前会议日记》，第二篇是逊清交通部承政厅长兼铁路总局长叶恭绰（号遐庵）所撰的辛亥宣布共和前的几段逸闻，第三篇是宣统废帝溥仪的回忆录。
　　《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节录）
　　溥伟2
　　宣统辛亥革命军起于武昌，旬月之间，各省风靡。触目时艰，顿忘嫌祸。乃往谒醇邸，告以此次之变，总宜镇定，切不可张皇畏惧，尤不可认彼为革命之军，恐友邦认其作第三国交战例，则不易收拾。数日后，忽起用袁世凯督师。复谒醇邸，叩其因，醇邸以袁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余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故景月汀谓其为仲达第二，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醇王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余曰：“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醇王问为谁。余曰：“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鉴，伟不在政界，何敢谋此。”醇王曰：“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爪牙心腹。”余曰：“叔代皇上行大政，中外诸臣廉能正直者，皆朝廷桢干，又何忧孤立乎！瞿子玖、岑春煊，袁所畏也。升吉甫，忠梗可恃，诚使瞿入内阁，岑督北洋，以升允为钦差大臣，握重兵扼上湖，庶杜袁四之狡谋。”醇王曰：“容明日与他们商量。”余知不可谏，太息而已。未几张绍曾叛于永平，以十九条要朝廷，醇王辄允之。诏下，余谓后齐兄曰：“大事去矣！”至宣誓前三日，宗人府以文来约陪祀。余大愤曰：“此古今未有之大耻也，伟实无颜诣太庙；若有处分，听之而已。”还其文。至日大风，黄雾四塞。后廷议以唐绍仪等充使议和，京师始有君主立宪等会以抵制之。呜呼！以程德全、汤寿潜、伍廷芳等，世受国恩，身膺重寄，乃甘心背叛朝廷，不加诛讨，反与之议和；且各疆臣中或死或逃或叛，凡出缺者，概不简补，宁非千古大变欤？迨袁氏入京，汉阳停战，江宁失陷，醇邸罢政，而国事益不可为矣。十月中，余往探袁氏，时居外务部，晤时，礼貌之恭，应酬之切，为自来所未有。余询以有何办法？袁曰：“世凯受国厚恩，一定主持君主立宪。惟南方兵力强盛，人心尽去，我处兵弱饷缺，军械不足奈何？”复长叹低言曰：“向使王爷秉政，决不致坏到如此。”嗟乎，余知袁氏之必叛也。归而禀请堂上，以时局至此，后变不堪设想，拟毁家以纾国难，堂上允之。乃尽出古画古玩，招商变卖。致函袁世凯，告以毁家报国之意。后君主立宪会来书，谓宗亲中有人而主张共和者，请示办法。余答书略曰：“君臣大义，炳若日星，余向无政柄，近复假居家，实不知宗潢有主张共和者。诚如此，是千古之大变也。余知有君而已。区区愚忱，敢誓天下，如食此言，即请尔爱国诸臣民，缚本爵以谢九庙。”彼所指者，盖庆邸及伦贝子也。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会议，余力疾至内阁，醇、庆诸王及蒙古王均到。袁世凯以疾辞，遣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最可愤者，群臣列坐，二三刻钟之久，惟彼此闲谈，不提及国事。余不能耐，遽诘梁、赵曰：“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要议何事，请总理大臣宣言之。”赵秉钧曰：“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余曰：“朝廷以慰亭（袁世凯字）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而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罢战议和，此何理耶？”梁士诒曰：“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惊皇上也。”余曰：“从前发捻之乱，扰及畿辅，用兵几二十年，亦未有议和之举，别设政府之谋。今革命党之势，远不及发捻，何乃辄议如此？若用兵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若遇贼即和，人尽能之，朝廷何必召袁慰亭耶？”梁、赵语塞。胡惟德曰：“此次之战，列邦皆不愿意，我若一意主战，恐外国人责难。”余曰：“中国自有主权对内平乱，外人何能干预。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国，亦万无强胁人君俯从乱党之理。公既如此说，请指出是何国人，伟愿当面问之。”庆邸曰：“议事不可争执，况事体重大，我辈亦不敢决，应请旨办理。”言讫，即立起，群臣和之，遂罢。呜呼！群臣中无一人再开言为余助者，是可痛矣。次日，醇王以电话告，以初一日开御前会议，嘱余入内。十二月初一日卯正至上书房，泽公叔语伟曰：“昨晤冯华甫，彼谓革命党甚不足惧，但求发饷三月，能奏功。少时你先奏知，我再详奏。”少顷，醇王叔至，密谓伟曰：“今日之事，庆邸本不愿意你来，有人问时，只说你自己要来。”伟敬诺。辰刻入养心殿，皇太后西向坐，帝未御座。被召者有醇王、伟、睿王、肃王、庄王、润贝勒、涛贝勒、朗贝勒、泽公、那王、贡王、帕王、宾图王、博公。太后问曰：“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皆对曰：“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谕：“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利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说看。过二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始谓：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沣，是否这样说。”醇王对曰：“是。”臣伟对曰：“既是奕劻这样说，现在载沣已然退政，外国何以仍不帮忙，显系奕劻欺罔。”那彦图奏曰：“既是太后知道如此，求嗣后不要再信他言。”臣奏曰：“乱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求发饷三月，他情愿破贼，问载泽有这事否？”载泽对曰：“是有。冯国璋已然打有胜仗，军气颇壮，求发饷派他去打仗。”谕：“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臣伟碰头奏曰：“库帑空虚，焉敢迫求？惟军饷紧要，饷足，则兵气坚，否则气馁兵溃，贻患甚大。从前日俄之战，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善耆奏曰：“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谕：“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臣伟奏曰：“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不过与迎闯贼不纳粮的话一样。彼是欺民，此是欺君。就请用贤斩佞，激励兵心，足可转危为安。若一议和，则兵心散乱，财用又空，奸邪得志，后事真不堪言。况大权既去，逆臣乱民倘有篡逆之举，又有何法制之？彼时向谁索优待条件？”又泥首奏曰：“即使优待条件可恃，夫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列邦，贻笑千古？太后、皇上，欲求今日之尊崇，不可得也。臣忝列宗支，实不忍见此等事！”谕：“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善耆奏曰：“除去乱党几人，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臣伟奏曰：“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情愿杀贼报国！”顾载涛曰：“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载涛对曰：“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太后默然。良久曰：“你们先下去罢。”善耆奏曰：“少时国务大臣进见，请太后慎重降旨。”太后叹曰：“我怕见他们。”乃顾臣伟曰：“少刻他们又是主和，我应说什么？”对曰：“请太后仍是主持前次谕旨，着他们要国会解决。若设临时政府，或迁就革命党，断不可行。如彼等有意外要求，请太后断不可行。”太后曰：“我知道了。”又叩首奏曰：“革命党徒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忧者，是乱臣借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又复甘言诈骗，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请太后明鉴。南方为党人占据，民不聊生，北方因为两宫照临，所以地方安静，此正明效大验。太后爱惜百姓，如杀贼安民，百姓自然享福；若是议和罢战，共和告成，不但亡国，此后中国之百姓便永不能平安。中国虽弱，究属中华大国，为各国观瞻所系。若中国政体改变，臣恐影响所及，从此兵连祸结，全球时有大战，非数十年所能定。是太后爱百姓，倒是害了百姓。”太后颔之。载泽奏曰：“今日臣等所奏之言，请太后还后宫，千万不可对御前太监说，因为事关重大，请太后格外谨慎。”谕：“那是自然，我当初侍奉太皇太后，是何等谨慎，你不信，可以问载涛。”善耆奏曰：“载泽所言甚是，太后从先圣孝，今日与彼时不同。”太后不语，遂皆退。按是日被召凡十四人，惟四人有言，余皆缄口，良可慨也。越二日，醇王叔谓伟曰：“你前奏对，语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说时事何至如此。恭亲王、肃亲王、那彦图三个人，爱说冒失话，你告知他们，以后不准再如此。”伟曰：“太后深居九重，不悉时局，然既不准溥伟说话，则以后之会议，是否与闻？”醇王面现极忧色，良久曰：“你别着急。”余曰：“太后既有此旨，万无再违旨说话之理，然而目睹危险，天颜咫尺之地，何忍缄默？”醇王曰：“我处嫌疑之地，也不能说话。”余曰：“五叔与溥伟不同，既是五叔为难，只好以后会议时，溥伟不来可也。”醇王曰：“这两日来不知是怎样运动，老庆依然入朝，太后意思也颇活动，奈何奈何！”越三日，遂有段祺瑞等通敌请退政之电，人心大震。翌日，闻有御前会议，不使余知，无如之何。是日美国人李佳白来邸，讽余主张共和。以大义责之，惭而退。越日，袁世凯派赵秉钧、胡惟德、谭学衡来邸，告以总理大臣之苦心，民军之劲勇，我军摇动，种种危乱。余曰：“时事至此，余亦无法。但既忝列宗支，万无首倡废君退政之理，虽无政权，此时实难缄口。公等身为大臣，劝皇上降敌国尚不可，今乃劝皇上降乱民乎？”赵等愕然辞去。十二日午后，君主立宪会中有隆厚田者，惶遽来告曰：“顷得密信，赵秉钧等密请袁世凯将诸皇族尽驱入宫，以兵守禁城，俟共和告成再说，又有派遣军队，护卫各府，名曰保护，实监其出入之谋。袁不从。赵秉钧曰：醇王庸懦，固不足虑。恭王颇有才气，请先除之。袁大笑曰：他不过读几本书，何况庆、醇、洵、涛诸人，都不喜他。他未必肯与醇王出死力，且无兵权，何必忙作这无味事等语。此吾辈探得之确信也，殿下宜速筹良策。”语毕匆匆去。伟即时禀明堂上，奉慈谕：既是这样话，不必管他真假，惟有避之为妙，汝先行，余亦二三日内赴西山矣。
　　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
　　叶遐庵
　　辛亥年底清廷之宣布共和，其枢纽在袁项城，为众所周知之事实。袁氏后虽为国人所弃，但当时兵不血刃转移大局，其中亦煞费经画。溯由八月十九日（阴历）至十二月二十五，中阅四个月，其中遗闻逸事甚多，顾见诸记载者殊少，只尚秉和之《辛壬春秋》，叙述颇详，但系正史性质；兹篇所述，则不贤识小，类乎札记，聊供谈助而已。
　　武昌变起，瑞澂逃，荫昌督师而不甚负责。当时清廷即分两派：一派主张严申军令，用亲贵督师，以张挞伐；一派主张起用袁世凯。争不能决，乃奏请隆裕太后决定。太后主起用袁，议乃定。其后一切均由此发轫也。
　　当袁氏入京以前，众情惶惑，主张纷歧，政府已不复能加以统御。民政部尚书某，因有杀城内汉人之语，复招旗籍巡警二千人，将陆续以代巡警之汉籍者。人心益恐，几酿巨变。众以赵秉钧手创北京警察，须其来以弭此祸，密言于徐世昌及庆王，召秉钧于彰德，令任民政大臣，并先日由徐备火车星夜专开北上。秉钧至，即日遣散旗警，人心始安。
　　宣布共和，实隆裕所独断。自项城入京后，隆裕即主以大权授之，一切由项城逐日入宫，面取进止。自项城遇险，遂不入朝，由赵秉钧、梁士诒二人代之。唐绍仪电陈情事，亦均由二人面奏。厥后磋议优待条件，字斟句酌，隆裕意旨甚多。犹记关于禁卫军事，唐电云：民军主张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赵、梁据以请旨，并述并非解散该军。隆裕云：既云归民国陆军部编制，则如何编制，将来系陆军部之自由，岂能担保不解散。赵、梁无以答，退朝后甚为焦灼。余云：明晨上奏，不妨主张加“额数俸饷仍其旧”八字，表示为一种保证；且可令士官兵卒，一律安心，谅民军亦无不允。二人次晨试以上奏，果承俞允，遂据以复民军，此条遂告成立。时禁卫军共四旅，均驻西郊，颇有不稳之谣；且此条不成立，其他无从议及，故隆裕之决断，颇关重要也。又宗室亲贵反对宣布共和者甚多，隆裕均严拒之，或婉止之。十二月廿三、廿四日单独请起（即请见也）者有多人，隆裕或见而告谕之，或竟不见。廿五日晨犹有数人拟面阻上谕之发布，隆裕告内阁全体云：“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遂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逮各人入阻，已无及矣。足见隆裕之有决断，实非寻常，宜乎逝世时全国哀悼之盛也。
　　武昌变起，盛宣怀去职，杨士琦继之，命余以承政厅厅长兼任铁路总局长（即各路督办），余辞焉。李侍郎经芳笑曰，近日各地纷纷言光复，你亦可以光复。盖指盛曾撤余铁路总局之职也。杨未几同唐南下议和，旋且辞职。梁士诒继，以昕夕参与机务，从未到署，副大臣李经迈不就，阮忠枢亦不到部，丞参星散，余以承政厅长遂总理全部之事。夕则至内阁官舍（即马大人胡同外务部建备招待德太子者，后遂为外部衙门）助理一切。惟时项城北洋旧幕多不在旁，余以素无渊源之人，承乏其间，且从不识政界之若干把戏，惟欲弼成革命之局，故劳怨均所不辞。时民军中多宿好，始以余留滞北京，颇怪余不肯帮忙，嗣知在北多所运用，乃止余勿南，且以保全交通事业之责相属焉。
　　十二月初，南北意见已相接近，乃在京满蒙王公忽生异议，故优待条件内复加入关于王公封爵各条；但仍未熨帖。复经多人疏解，始克就范。时外蒙王公驻京颇视土尔扈特王帕勒塔之意见为从违，余乃介梅颉云向其说合焉。
　　北京其时有报纸数家，但无一与革命表同情者，余欲逐渐转移大众心理，乃于十月中办一《光华报》，初不表示意向，至十一月乃渐露头角，众皆侧目。然视南方各报，实温和多矣。其时宗社党有谋炸报馆杀馆员者，幸未实现。民元初，报即停版。
　　新春兵变之夕，余在马大人胡同内阁官舍，同数人方晚膳，忽闻枪声噼啪，起于所坐窗外，始以为新年爆竹，乃空中人声鼎沸，旋而红光烛天，知必有变，因同出天井，则卫兵秩序纷乱，出入杂沓，项城神色颇慌，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盖其时本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也。乃电话旋断，电灯亦灭，众益无措，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时探报迭至，已知是兵变抢劫，项城色定，言“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扰攘许多，天已微明，即接汪精卫等人由六国饭店送来致唐少川一信，余知必重要，乃陈项城拆视，知欢迎团（即欢迎总统南下就职者）如蔡孑民、魏注东诸君，皆已逃至六国饭店，且衣履均不备，余尚多失踪，希望赶紧访寻云云。项城因命余速往晤汪，并为筹购物品，余因步往京汉铁路局，取得四千元，费许多事，觅得人力车，坐至东交民巷东口（因北口已严守不能入），为守口外兵所拒。幸身有官衔片，出示之，始放行，但仍拒车入。余身只有一十元钞票，即以与之。复步至六国饭店晤汪及同人，则状甚狼狈，余因出资付。待至将十二时，始陆续知各人下落，遂召开会议，决电南京，主项城改在北京就职焉。
　　逊位之诏，张金坡（锡銮）早令人拟一稿，同人嫌其冗长，交与余修正。余以为时尚早，密藏衣袋中（时重要文件不敢置家中，故多在衣袋。有一次夜间收到解款数十万汇单，亦置衣袋中，不敢告一人也）。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
　　逊位之将定也，深虑者恐届时有元后掷玺之事，因议不如先仿英内阁设掌玺大臣之制，以徐东海为太保，令司盖玺之职。徐之为太保实以此。其后逊位之诏，亦相沿由徐手盖御玺焉。
　　张先培等之炸袁也，第一弹毙其顶马，第二弹未中，第三弹毙其驾车之马，又一弹毙其从骑。其间恰未中袁之座位，亦异事也。余方经东长安街以往马大人胡同，亲见炸毙之人马。掷弹者旋即被捕。良弼被炸之夕，晚七时许，袁召之往，令往劝肃王不可坚持反对。良应命往肃府，归家遂被害。余时在马大人胡同，亲见良由客厅出门，次晨阅报始知其事。
　　清廷觉袁有异志，乃封侯以慰之，袁不受，其辞表乃吴廷燮所拟。
　　溥仪的回忆录（摘录）
　　我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夺回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
　　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军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很多新朋友，加上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个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凯回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退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帑，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世凯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完全给吓昏了，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在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还肃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很为高兴，说“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的问题，自然使皇室大为震骇。
　　原来袁世凯这时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以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况引退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不饶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这时他忽然听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对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就是袁世凯突然变化的真相。
　　变化尽管是变化，如果想从善于流泪的袁世凯脸上，直接看到凶象，是办不到的。他最后和太后见了那次面，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不再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钧、胡惟德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
　　但是变化终归是变化。那些相信过袁世凯的人，又改变了看法。
　　“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
　　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的是恭王溥伟、肃王善耆和载泽等人，还有醇王周围的年轻的贝勒们。一位贵胄学堂的学生后来说，当时的民政大臣满人桂春曾宣称，为了回答外地对满人仇杀的行为，他已组织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远在西安的总督蒙族人升允，这时带兵勤王，离了西安，袁世凯发了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同时命令他停在潼关不得前进。以良弼为首的一些贵族组织了宗社党，宗社党将采取恐怖行动的传说也出现了。总之，一部分满蒙王公大臣做出了要拼命的姿态。太后召集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会上充满了愤恨之声。奕劻和溥伦由于表示赞成退位，遭了猛烈的抨击。第二天，奕劻没有敢来，溥伦改变了口风，声明赞成君主。
　　这种情势没有保持多久，参加会议的毓朗后来和他的后辈说过这个会议，溥伟也有一篇日记做了一些记载，内容都差不多。
　　在这次会议上，本来溥伟给太后想出了个应付国务大臣们的办法，就是把退位问题推到遥遥无期的国会身上。可是国务大臣赵秉钧带来了袁世凯早准备好了的话：“这个事儿如果叫大伙儿一讨论，有没有优待条件，那就说不准了！”
　　太后对于王公们主战的主意不肯考虑了。王公们曾千嘱咐万嘱咐不要把这件事和太监说起，可是太后一回宫，早被袁世凯喂饱的总管太监小德张却先开了口：
　　“照奴才看，共和也罢，君主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管的事不过是用用宝。讲共和，太后也还是太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要是不应啊，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就全完了啦！”
　　在御前会议上，发言主战的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四个人。据说我的二十几岁的六叔是主战者之一，他主张来个化整为零，将王公封藩，分踞各地进行抵抗。这个主张根本没人听。毓朗贝勒也出过主意，但叫人摸不清他到底主张什么。他说：
　　“要战，即效命疆场，责无旁贷；要和，也要早定大计。”
　　御前会议每次都无结果而散。这时，袁的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突然从前线发来了要求“清帝”退位的电报，接着，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了。这样一来，在御前会议上连毓朗那样两可的意见也没有了。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离了北京，他们想学申包胥哭秦庭，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他们被留在那里没让走。外国官员告诉他们，这时到他们国家去是不适宜的。问题很清楚，洋人已决定承认袁世凯的政府了。
　　宣统三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我的退位诏。一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醇王在会议上一直一言不发，颁布退位诏后，就回到家里抱孩子去了。袁世凯一边根据清皇太后的懿旨，组织了民国临时共和政府，一边根据与南方革命党达成的协议，由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一变而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我呢，则作为大总统的邻居，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开始了小朝廷的生活。

第33章孙大总统荐袁自代
　　孙大总统在南京接到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两电后，即以两电致袁世凯，告以推让之意，并再促其南来。电曰：
　　（一）万急。北京袁慰庭先生鉴：电悉。文以菲材，辱膺国民推戴，受任以来，拮据张皇，力不副愿，尝恐覆贻羞，负国民委托之重。自惭受任无状，日夜希冀推贤让能。苟得如公者，举而自代，其缔造国民幸福，当非意料所能预揣，文即引躬退在草野，为一共和国民，于愿已非常满足。无如时势未来，形格势禁，致公未得即遂共和进行之愿，文实尸位至今。幸得清帝逊位，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文徒何功？过蒙奖誉，曷胜愧汗。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虚左位，以俟明哲，曷胜伫立，翘望之至。孙文。元。
　　（二）万急。北京袁慰庭先生鉴：真电及唐转来真（十一日）电具悉。清帝辞位，执事宣言赞成共和，民国从此大定，不胜忻庆！盖全国人民之幸福也。现即报告参议院，提出辞表，推荐执事。至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执事明于理势，当必知此，请即速来宁，以副众望；如虑一时北方无人维持秩序，当可由执事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守北方全权。谨布候复，并表欢迎之至意。孙文。
　　同日，孙大总统以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绝对赞成共和，乃以“功成身退”之襟怀，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为巩固民国而附提三项条件。咨文曰：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咨：前后和议情形，并昨日伍代表得北京一电，本处又接北京一电，又接唐绍仪电，均经咨明贵院在案。本总统以为我国民之志，在建设共和，倾覆专制，义师大起，全国景从。清帝鉴于大势，知保全君位，必然无效，遂有退位之议。今既宣布退位，赞成共和，承认中华民国，从此帝制永不留存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亦已达到。缔造民国之始，本总统被选为公仆，宣言誓书，实以倾覆专制，巩固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为任。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本总统即行辞职。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国为各国承认，旦夕可期，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为此咨告贵院，应代表国民之公意，速举贤能，来南京接事，以便解职。附办法条件如下：
　　——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
　　——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
　　——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
　　此咨参议院。
　　同时，孙大总统践履前约，提出推荐袁世凯候选临时大总统之咨文。文曰：
　　临时大总统孙咨：今日本总统提出辞职，要求改选贤能。选举之事，原国民公权，本总统实无容喙之地，惟前使伍代表电北京有约，以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君宣布政见，赞成共和，即当推让，提议于贵院，亦表同情。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成，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此咨。
　　以上两咨文，于同日通电全国各报馆，除全文发表外，并电请各报馆宣扬袁氏促成清帝退位、巩共和之功。
　　由孙大总统这两件咨文便可以看出他是个伟大的革命人物，不恋权位，重然诺，视大总统为公仆；不过他了解袁是一个只知实力政治而不尊重法治的人，所以他有所保留，附带了条件，促使袁到南京来继任总统而脱离北京的封建势力，同时把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作为一道紧箍咒套在袁的颈项上，借以约束袁的野心，而使其走上法治轨道。
　　袁世凯在清帝退位后即以全权名义布告中外大小文武官署，全文如下：
　　现在共和国体，业经宣布，世凯忝膺组织临时政府之任，力小荷重，深惧弗胜。窃念政府机关，不容有一日之间断，现值组织临时政府，所有旧日政务，目下仍当继续进行。庶政方新，百端待举，全赖群策群力，互相匡济，务以保全治安，共维大同为要务。在新官制未定以前，凡现在内外大小文武官署人员，均应照旧供职，毋旷厥官。所有应行公务，应司职掌，以及公款、公物均应照常办理，切实保管，不容稍懈，倘有借端规避旷厥职官者，不独违背官规，抑且放弃国民义务。窃愿在官诸君子，共懔此意！
　　同日并将退位诏旨致各国公使，转达各国政府。袁称临时政府首领，各部大臣名为首领。
　　民国元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17省代表人，共计17票。投票结果，袁世凯得17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即致电北京，电文曰：
　　北京袁慰庭先生鉴：昨孙大总统辞职，经本院承诺，业已电知尊处。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公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务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参议院受职。共和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2月20日，临时参议院公举黎元洪任中华民国副总统。
　　民国议和代表伍廷芳及参赞温宗尧、汪兆铭，以清帝退位，民国统一，议和任务告一段落，乃于2月16日向孙大总统及各省都督通电报告关于清帝退位与优待条件之交涉经过，并做数项解释。电文曰：
　　南京孙大总统、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公鉴：廷与前清内阁协议清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已于初九日致各省都督青电，略陈梗概，谅蒙洞鉴。初十、十一等日，与前清内阁往复磋商，昨日得其复电，已全体承诺。案清帝辞位问题，彼此筹商，一月有余，关于辞位以后优待条件，尤费筹划。民国政府宗旨，在合汉、满、蒙、回、藏各民族，以建中华民国，已屡次剀切宣明，而所定满、蒙、回、藏各民族赞成共和之待遇条件，于平等大同之义，委曲调护之心，皆已周至。然满、蒙王公所注目者，不仅在本族之位置，尤在清帝辞位后待遇之厚薄。果使清帝辞位，得蒙优待，则皆以为清帝且如此，满、蒙诸族更何所虑。设其不然，则皆以为清帝犹不免如此，满、蒙诸族更无待言。此种存心，骤难解说。前因优待条件，久未商定，大起恐慌。谓即不见容于汉人，不如托庇于外国。东三省及蒙古等处，已见端倪，因疑成隙，将为巨患。廷劳心焦思，迭与临时政府商酌，以为中国历史上，凡遇鼎革，兴朝对于胜朝余裔，恒从优看待，既以成宽容之德，亦以安旧臣之心。况今者民国政府持人道主义，又值清帝赞成共和，自愿辞位，民国政府法汉高雍齿且侯之意，承明祖宽待元裔之风，予以优待，必为国民所不拒。惟事关重大，廷虽受议和全权代表之任，而再三审度，不敢擅作主张。爰于本月初四日，将前清内阁所开优待条件，携赴南京，面商政府诸公，于所开条件，有所修正后，提交参议院再加修正，得多数表决。并谓将来字句之间，如稍有斟酌，无关大体者，不必复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廷以议决案电达黎副总统，承表示同情，复前清内阁后，复有所争持，当经稍加修改，告以自此无可再让。民国政府于赞成共和自愿辞位之清帝，虽可予以优待，然万不能于共和国体稍有妨碍，致蹈虚君位之嫌。迨十二日下午，得前清内阁回电，已全体承诺，同日清帝辞位之诏，亦已宣布。自此清国统治权全归消灭，中华民国统一，全国永无君主之余迹矣。详审优待条件中，多关于清帝之一身及其祖宗家族等事，与政治无关。其必宜注意者，应一一解释，以期共喻。谨历举如下：
　　一、清帝名号案关于清帝一身之待遇，廷前只许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之。旋经彼此磋议，以为虽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不能无所称谓，乃予以让帝之号，而彼方以为近于谥法，坚不肯从，始定为清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清帝与大清皇帝，名称不过有详略之殊，犹之直隶总督，简称则为直督。故参议院所坚持者，在辞位之后四字，而于清帝与大清皇帝之别，谓为无关宏旨，可以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不废，为最后之决定，盖如是则辞位之后，自可称为已经辞位之大清皇帝，与虚君位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也。至于清内阁初所要求者为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廷已严加拒绝。彼亦虑蹈于虚君位之嫌，承认廷所主张矣。
　　二、清帝居住前清内阁所要求者，为大内宫殿，或颐和园，随意居住。廷以专制君主为万目所共瞻，且居城之中央，阻碍东西南北之交通，必当拆改。清帝只居颐和园，不可仍留宫禁。而前清内阁谓严寒之际，仓猝之际，未能即行迁移，应听暂为居住，日后再退居颐和园，此不过暂时之事。
　　三、禁卫军编制前清内阁以清帝辞位后，虽不应仍有禁卫之军，而数近万人，一旦解散，将以失业之故，而起恐慌，要求将该军额数、俸饷，仍如其旧。廷以该军原名禁卫，必改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然后可侪于国民军之列，而不使人疑为已经辞位之清帝，仍有宿卫之兵。
　　四、王公世爵案美、法同为民主之国，法有世爵，而美无之，此各因于其历史。美以平民手创新国，故世爵之制，无自而生。法以革命之力，变君主为民主，其历史所贻留之制度，苟无碍于共和主义者，未尽改易，故世爵之制，仍存不废。今我中华国体新定，而蒙古、回、藏各处，因于历史，部落之制，未尽蠲除，一旦去其王公，各部惊疑，必滋大乱，故待遇满、蒙、回、藏条件，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一条。此中情形，想必为识者所鉴谅。颇闻论者有谓：既受世爵，不宜再享公权。案共和国以国民平等为原则，即有爵号，不过以历史所贻留，为一家一姓之荣誉，故平时以私人资格，虽可以爵号自娱，而当其行使公权，如为官吏及议员等，则不能以爵号并列。故关于清皇族待遇及关于满、蒙、回、藏各民族待遇条件，于一面留其爵号，于一面使其公权、私权，一切与国民平等，庶于共和国体无所妨碍。
　　以上条件，固易滋疑议，故略为解释。其他皆清帝辞位后，关于一身及祖宗家族等事，无关宏旨，予以优待，使各国晓然于此次革命，纯持人道，尤为民国之荣誉。至于待遇满、蒙、回、藏各民族之条件，系因满、蒙、回、藏各民族赞成共和，合五大民族同建中华民国，民国当然有此办法，非因清帝辞位之故。参议院既已切实宣明，已一并于清帝辞位之后，由两方代表照会驻京各国公使，请其电达各国政府矣。兹将全文电陈左右，尚祈鉴察为幸。全权代表伍廷芳、参赞温宗尧、汪兆铭。铣二。印。
　　清帝退位后，定都问题成为当时一个争论的焦点，大多数人主张仍应以北京为首都，宋教仁、章炳麟持之尤力。章认为南京不能控制满蒙，清命虽黜，遗孽犹在，北军未必没有怀念旧主的，加以蒙古和满洲为其后援，则死灰将复燃。章并撰有致参议院公开信刊于2月13日上海《大共和日报》，力陈建都南京的五大害，参议员读了章函，颇受其影响。但同盟会要员则恐惧袁世凯在北方有雄厚势力，若定都北京，袁为总统，则推翻清朝换来袁世凯，亦是以暴易暴，所以坚主定都南京。
　　当2月13日孙大总统辞职和举袁自代的咨文送到参议院后，参议院对选袁为总统一事全无异议，但对于都北抑或都南一事，则争辩甚烈。议员谷钟秀、李肇甫等力主建都北京。投票结果以20票对8票的多数，决议定都北京，并以咨文复孙大总统说：
　　今日南北既经统一，即应统筹全国，图所以统一之道。临时政府地点为全国人心所系，应在可以统驭全国之地，使中国能成完土，庶几以维系全国人心，并达我民国合五大民族为一国之旨。前经各省代表指定临时政府地点南京者，因当时大江以北尚在清军范围内，不得不暂定临时政府适宜之地。今情势既异，自应因时制宜，定政府地点于北京。将来新举总统无论何人，应在北京接收事权，事经议决，请查照行之。
　　孙、黄等闻悉参议院决定，均怒不可遏，急召参议院中同盟会议员黄复生、邓家彦、康宝忠、李伯中，严责参院不该通过此案而甘为袁世凯应声虫。黄兴尤为愤怒，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黄、邓等主张由大总统再交参议院复议。黄兴则认为参议院应自动推翻此案，否则黄将以宪兵入参议院拘所有同盟会议员。
　　2月14日孙大总统率文武官员往祭明孝陵，秘书长胡汉民则称病留府，草拟咨文将建都北京案退交参议院复议。于是参议院临时变更议程，首先讨论此案，争论仍极激烈。同盟会籍参议员某君且痛言此案如不获通过，则将身殉会场。投票表决结果，以19票对8票的多数，决议临时政府仍设南京。表决后孙大总统才祭陵完毕，一场国都风潮始暂告平息。
　　在这两次国都表决时，直隶、奉天、江苏、云南、陕西、山西六省的议员始终投票主张建都北京。
　　清帝退位，改朝换代，中华民国正式取代清王朝。临时政府参议院接受孙大总统辞职，并以17票一致通过，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到此时止，问题的重心便落在袁世凯愿不愿到南京就职了。在革命同志看来，袁世凯虽不是理想的民国元首，可是他已履行了逼迫清帝退位的工作，革命党人都重然诺，所以只有迁就事实，选袁代孙。如果袁能脱离封建官僚遗毒甚深的北京，加上还有国会的牵制，同时正在起草的《约法》是采取内阁制，有这种种因素，总统便没有什么实权，袁当总统后总不致会太背叛民国的。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袁是个纯粹讲实力政治的人，30年政治生涯的起伏，使他相信必须要有实力才能谈政治，他怎肯离开他的老巢——“北方”，怎肯离开他的资本——“军队”。他心目中既无中华民国，更谈不上国会和《约法》，所以他的私心，根本就未考虑过到南京去就这空头的大总统。因为他认为叫他南下是调虎离山，所以他在2月15日给南京方面的电报，就明白地表露他不肯南来。原电曰：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各省都督、各军队长鉴：清帝退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惟一要图，民国存亡胥关于是。顷接孙大总统电闻，提出辞表，推荐鄙人，嘱速来宁，并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安北方全权各等因。黄陆军总长暨各军队长电招鄙人赴宁等因。世凯德薄能鲜，何敢肩此重任？南行之愿，真（十一日）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并非因清帝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恐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南而北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遽引互牵……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今日之计惟有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已请唐君绍仪代达此意……袁世凯咸（十五日）。
　　袁世凯有很真实的理由不能南来，其一是各国驻华外交团的意见；其二是北方的军队；其三是满蒙两地的不稳。所以他在咸电中竟使用摊牌式的口吻如：“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如：“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即退归田里。”云云，这种语气不仅是要挟，而且简直就是挑战。
　　袁世凯最大的凭借就是全国人民都不愿再有战争和流血，人心厌乱，认为清帝已经退位，凡事可以用和平手段达成，因此袁的予智自雄面孔并没有引起反对，只是孙大总统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坚持袁的南来。所以南京临时政府乃于2月18日派出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外交部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前议和参赞汪兆铭、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处曾昭文、步三十一团长黄恺元为欢迎员，偕同袁所派的代表唐绍仪前往北京迎袁南下，并将欢迎人员名单电告袁氏。
　　迎袁专使蔡元培等一行，于2月21日由上海启程，26日抵天津，27日抵北京晋见袁世凯，面陈孙大总统手书，劝袁南下就职。函曰：
　　慰庭先生鉴：文服务竭蹶，艰大之任，旦夕望公。以文个人之初愿，本欲借交代国务，薄游河朔。嗣以国民同意，挽公南来，文遂亦以为公之此行，易新国之视听，副舆人之想望，所关颇巨。于是已申命所司缮治馆舍，谨陈章绶，静待轩车。现在海内统一，南北皆有重要将帅，为国民之心膂，维持秩序之任，均有所委付，不必我辈簿书公仆，躬亲督率。今所急要者，但以新民国暂时中央机关之所在，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则燕京暂置为闲邑，宁府首建为新都，非特公之与文，必表同意于国民，即凡南北主张共和及疾首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之群公，宁有问焉？至于异日久定之都会，地点之所宜，俟大局既奠，决自正式国论，今且勿预计也。总之，文之志愿，但求作新邦国，公之心迹，更愿戮力人民，故知南北奔驰，公必忘其自暇。嗟乎！我辈之国民，为世界贱视久矣！能就民国之发达，登我民于世界人道之林，此外岂尚有所恤乎？公之旋转之劳，消磨其盛年，文亦忽忽其将衰，耿耿我辈之心，所足以资无穷之方来者，惟尽瘁于大多数幸福之公道而已。公其毋以道途为苦，以为强勉服务者倡。公旗南莅，文当依末光，左右起居，俾公安愉。俟公受事而文退。翘盼不尽。
　　袁世凯用最隆重的礼节，打开正阳门来欢迎蔡等。他对这些客人不再谈到拒绝南来就职，而反过来用非常诚恳的态度商谈南行的路线问题，他打算由京汉线南下，先到武昌和黎副总统见一面，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就职。他的这种态度使来迎的专使们松了一口气，认为袁基本态度已有改变，同时南京方面则认为袁的软化是怕南京方面翻脸，采取新行动，或挽留孙中山先生留任，或另行改选一位新总统。
　　其实袁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谁也不知道，他不动声色地做自己的安排，他在蔡等抵达北京的当天，即予接见，倾谈欢洽，并招待晚餐。第二天又召集谈话会，袁且把自己南行的路线提出来让与会人士研究。至于袁离开北京后，北京留守决定何人亦要蔡元培和北方人士共商。蔡分别和北方的各统制及民政首长会晤，征求大家意见，以何人为最理想，大家都很谦让，使留守的人选未能决定。
　　蔡等抵达北京后，北方的一般舆论都对袁世凯南行就职不予同意，甚至有认为袁的南行是自投罗网，使蔡等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袁个人的态度虽然乐观，但其他方面的空气则和南方的意见完全相反。

第34章北方兵变
　　民国元年2月29日晚上的北京城，突然枪声四起，只见许多身穿灰色军服的兵，到处抢劫，首先受难的是正阳门一带。这时南方迎袁专使们正酬应完毕，回到迎宾馆，忽然人声鼎沸，枪弹横飞，血红的火光浮在窗面，人们奔走相告，说是兵变了。为什么会兵变呢？大家异口同声说是由于北方驻军反对“袁宫保”南下，反对专使们抢走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怀恨作乱。专使们听到这个消息，不由不信，乃仓皇检拾细软，匆匆赶到六国饭店避难。
　　兵变的部队是第三镇。第三镇是北洋军的主力，段祺瑞便曾两任该镇的统制，后来则由曹锟接掌。曹锟据说是袁身边的“赵子龙”，打娘子关叫他去，打滦州也叫他去。他每次谒见“袁宫保”时，都是笔挺挺地站立着，叫他坐他从不敢坐。袁对他讲话，他除了“是……是……”之外，不敢多说一个字。袁平素对段、冯都礼貌有加，独对曹则不假辞色。按照当时官场习惯，若长官对属员很客气，就是不把他当作亲信人，相反如果长官对部下越不客气，骂得越厉害，则这人一定是“圣眷甚隆”。所以当时有人便以挨骂的多寡，作为自己升官快慢的温度表，每挨一次骂便欣欣然有喜色，且奔走告人说：“我今天又挨骂了！”旁边人也为其高兴，且祝贺说：“恭喜，恭喜阁下不日就要腾达了。”依照这个习惯，曹锟是北洋三杰以外最重要的一个人。
　　第三镇兵变时，统制曹锟亦在北京，兵变原因虽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点是不愿袁世凯南下，所以当时或是事后的舆论都把这次兵变的主使人推在袁的身上。究竟是不是袁，一直是史家争论的重点。作者认为袁对兵变绝对有责任，或者有纵放，但决不会主使。道理很简单，袁当时已被南京参议院尊为中国华盛顿，他能获选为中国临时大总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代表“安定力量”，不只国内人心如此，即国际间亦认为袁是动乱中国的“安定力量”。袁的聪明智慧怎会不了解这一点。至于袁反对建都南京，当时反对最激烈的是同盟会中的巨头宋教仁、章炳麟，而武昌的黎元洪也主张建都北京，加上参议院投票决定国都地点时，亦可看出多数反对南京。因此袁可以使用其他方法达成不南行的愿望，用不着策动兵变。袁是搞军队起家的人，当然明白兵变这玩意不能随便玩，玩兵变等于玩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能放火不一定就能熄火。
　　还有最重要一点，兵变一发生，很容易招致国际干涉，尤其是日本正处心积虑，主张将中国分而食之。袁是个野心家，但他决不会甘愿制造外人干涉瓜分中国的借口。
　　不过袁当然愿意军队表示一点行动，适可而止，使自己不能离开北京的借口有事实证明。
　　至于北洋军在此时闹兵变，是有其背景的。

穿越	重生	架空	总裁	现言
修仙	耽美	玄幻	都市	惊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