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联军既占领北京，即于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据联军统帅瓦德西（公元10月22日）向德政府所提报告，对于各国军队抢劫情形，说得非常详尽，特抄一部分如下：
　　……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
　　在英国方面，……所劫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而且英国军官为余言曰：印度军队——在此间之（英国）军队几乎全系印度人——对于战胜之后而不继以抢劫一事，实绝对不能了解。所有此地各国军队，无不一致公推印度兵士，最善于寻出各处密藏之金银宝物。
　　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之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
　　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为。
　　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
　　……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曾落居人后。
　　此外关于清宫及颐和园的被劫，瓦德西亦有叙及。他在这一报告的最后并总括地说：
　　所有中国此次的受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仍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另有一位亲身参加奸淫抢掠活动的英使馆职员甫特南威尔曾著《庚子使馆被围记》，更为淋漓尽致。

第16章辛丑和约
　　李鸿章在北京沦陷后才到达天津，他这时的官衔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武卫军统帅及议和大臣，这些官衔对于八国联军所占领的天津是发生不了作用的。他之所以受洋人尊重，完全由于他个人的国际声望。他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间抵达天津，几乎是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抵津的时间相同。可是他们两人正式见面则是九月二十四日在北京会面的。
　　瓦德西事后五天曾向德皇做一详细报告：
　　……余曾接见庆亲王及总督李鸿章。李氏首先到此，庆亲王则迟廿分钟始来；两人共在余处计有一点钟之久。从谈话之中余遂觉得该两人均有急望和议开始之意。……李鸿章请命赐给彼之差官一种护照……余对于中国官厅，必须其诚心依照余命而行者，方能容忍。今日余曾往答拜两先生，在庆亲王处仅作一番无关重要之谈话，但彼要求从速开始和平会议之意却曾表示出来。余给李鸿章先生一图，其上余曾划有上述占领区域之范围。李氏颇嫌其宽广。余从李氏屡次提及进兵张家口一事之中，可以明白看出此举颇使彼忧惧，且由此足以证明余之进兵该地可谓颇得其道。……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廷接受了八国联军所提的议和条款，这就是著名的《辛丑条约》。其要点为：
　　（一）中国遣使赴德日两国道歉。
　　（二）惩办祸首大臣。
　　（三）禁止向中国输入军火两年，期满得再展延两年。
　　（四）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偿清，合利息共计银九亿八千二百余万两。
　　（五）北京划定使馆区域，区内由使馆团管理，各国并得派兵防守。
　　（六）毁大沽至北京间之炮台。天津、北京、山海关间之交通要地，允许各国驻兵。
　　（七）清廷允许张贴“严禁仇外”之上谕于各地。
　　（八）清廷对任何设立仇外之会党立刻正法。
　　这份屈辱的条约，是在联军枪杆下被迫签署的；列强本可瓜分中国，只是由于本身间的矛盾和利害冲突，所以中国在这时候才侥幸不被瓜分，而仅被迫签约，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这个《辛丑条约》应该是中国有史以来对外签订条约中的最屈辱的条约，由于这个条约，使中国京城的大门洞开，中国首都境内都有租界，使以后几十年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
　　义和团烟消云散，可是义和团事件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一）世界各国并不去检讨这次事件形成的原因，而严厉指责义和团行动粗暴，指责中国不是一个文明国家，指责中华民族是一个野蛮的民族。
　　（二）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洋武力开始侵略中国，但每次战争它们所击败的只是清朝政府，一般民众和守旧士大夫，在心理上并未屈服。义和团事件是清朝政府、中国卫道的士大夫以及广大的农民汇合凝聚而成的力量，他们以符咒和拳棒去和西洋枪炮相对抗，结果彻底地失败了。经过这次惨败，清朝朝野都不敢轻外仇外，民族自尊心完全丧失，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媚外心理，这种心理影响了中国以后数十年。
　　（三）督抚权力增加，演变成后来军阀割据。因为拳变期间，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等人和列强约定，各省自保，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和教堂，请列强勿进兵东南各省，这一举措在拳变之后受到清廷的承认和嘉勉，遂使各省督抚形成半独立局面。
　　（四）清朝政府在这次拳变期间所表现的无知和愚昧，使中国有志之士认清一点：就是腐化的清朝政权，非推翻不可，欲救中国，非革命不可。
　　（五）最明显的结果，是清朝政府中老的一代死的死，被淘汰的淘汰了，众望所归的唯一人物是袁世凯，他取代了李鸿章的地位，从而为未来的北洋军阀一系奠定基础。
　　袁世凯在义和团之变时，不仅成为有名望的督抚，堪与刘坤一、张之洞等齐名。且由于他在北方，各省督抚向北京的奏报都是由他转递，加上义和团肇始山东，自袁接任山东巡抚后，山东省境内太平，因此无论中外人士对袁都刮目相看了。
　　北京陷后，两宫出奔，在蒙尘途中曾电谕李鸿章，命他火速前往北京与洋人议和。袁亦密电李鸿章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称，各国并无他意，深盼李相能说庆亲王共商议和事。”
　　如此一来，袁对国家大事，也取得了发言权了。
　　慈禧和光绪在赴西安途中，追随左右的全是守旧派大臣，由于这些顽固派的包围，所以谈和时，洋人也心存疑虑，因此袁和李鸿章便密商促成荣禄能尽速前往行在，俾慈禧左右能有一进言之大臣。荣禄在北京失陷时，对于守旧派垄断朝政，深感灰心，经李、袁的敦促，乃趋赴西安。而慈禧对荣禄仍极信任，不久荣禄便成为极重要的军机大臣。自荣禄重被慈禧所宠信，袁的发言权便大为提高。在这期间，他和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联成一气，而李鸿章在北京，荣禄在西京，因此他的意见可以四通八达，他的地位便日益重要了。
　　当和议达成，八国联军即将撤兵时，京畿重地必须有清兵驻守，以维治安，李鸿章急电请袁派姜桂题率兵先赴河南，以备接替。当时姜桂题正在保护青潍铁道工程，袁于是即拨防营前往递补，并饬姜桂题立即出发，待命前往接替八国联军。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二十九日袁世凯的亲生母亲刘氏病逝。原来刘氏和袁的嗣母牛氏都是住在河南项城原籍，牛氏去世后，袁乃迎养亲生母到住所，随袁宦游各地，主持家务。袁丁丧后遂电辞山东巡抚，可是他这时候是各方所瞩目的大臣，山东全省司道百官和地方绅士，都纷电西安行在和李鸿章处，请旨夺情。五月一日上谕给袁丧假一百天，袁有哀恳电云：
　　五月初一日恭奉谕旨，以世凯丁本生母忧，赏假百日，即在抚署穿孝，假满后改为署理，照常任事。捧读之余，感纫泣血，伏念时势阽危，至今已极。联军尚未尽撤，伏莽益复横行，臣母病中，时勖臣以损顶摩踵仰酬知遇，并以病躯支离，未得亲见回銮盛典为词。迨至弥留之际，口不能言，犹复举手西指，泪满衣襟，是臣上报君恩，似未可一意固辞，下承母训，尤不愿再三虚让。惟是窀穸未安，方寸已乱，设身膺墨绖，而手惓簿书，非但为千古之罪人，亦恐负一时之清议。彷徨午夜，屡绝粥，恳准百日内开缺离署，扶榇返里，俟葬亲事毕，遄返东省，当专任营务，稍尽翊卫巡防之任。倘冬春之交，时局大定，再恳许臣回籍终制，此则乌哺私情，以必得所求而后已也。
　　五月十一日慈禧温旨慰留，同时派员代表太后赐祭。
　　袁的生母刘氏和嗣母牛氏本是妯娌，她们都是旧社会妇女，受的全是旧礼教熏陶，两妯娌对于这个能干儿子都很宠爱。袁在山东巡抚任内虽为时只有一两年，但他已成全国瞩目人物，项城袁家的人很多都到济南，而袁也大力整修项城的旧居。刘太夫人一直随袁在济南，刘氏物故后，袁一再恳辞山东巡抚以守制三年，这不过是旧中国的礼教习惯，其实袁这时不止是辞卸不得，而且好运还才开始呢！
　　袁在山东巡抚任内有一件新政，就是在省城济南设置大学堂。不过这所谓的大学堂，是小学、中学、大学的一贯制，共分四级，第一级称“蒙养学堂”，挑选幼童自7岁起至14岁止，为时八年，讲习经史，并授以简易天文、地舆、算术。毕业后升入第二级称“备斋”，讲求浅近政治、艺学，两年毕业。毕业后升入第三级“正斋”，研读四年，分科为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政治学、方言学、商学、工学、矿学、农学、测绘学、医学共十门。毕业后升入“专斋”，以两年至四年为期。专斋课程俟正斋毕业后再定。每年经费预算6万两，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这就是最早的山东大学堂，后来虽然未照这计划进行，可是，袁总算是一个首创者。
　　中国士大夫阶级都有浓厚的重农轻商观念，袁则认识到商业发达，可以富国裕民，所以他在山东农商并重，因此首创商务总局，以道员唐绍仪总司局务。又设筹款总局，整饬土药、烟酒各项杂税厘捐。并且派遣道员马廷亮往日本搜集日本银行铸造银圆的办法和章程，以及印刷钞票的办法等等。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袁世凯，所有措施都算得上是新政，正因为他是新政，和守旧的顽固派对比，显得突出，政治是多么的现实，他当年以出卖维新派、打倒新政而鸿运当头，如今他却以行新政而赢取时誉。
　　袁曾得意地告诉幕僚们说：“此次拳乱，各督抚中如无我辈四人搘拄，国事尚可问乎？”袁所谓的四人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他自己，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六日，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以及王公大臣正在回往北京途中，这天是由河南省巩县抵达汜水县驻跸，得到李鸿章自京电奏：“病势危笃，请速派大臣接替，以资镇摄。”这时奕劻已由北京前来迎驾，俾让两宫在还京以前详知谈和情形以及北京近况，李鸿章突然病重，所以电奏两宫，希望速让奕劻赶返北京，继续和议。慈禧和光绪阅电都非常担心，因为奕劻虽已出京，但尚未赶到。慈禧这天以极忧郁的颜色对随驾的吴永说：“大局未定，李相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可以分担？”
　　第二天，九月二十七日两宫自汜水赴荥阳，傍晚接到北京急电，李鸿章于午刻逝世，慈禧和光绪听见这个噩耗，饭都吃不下去，随驾大臣乃至宫监卫士都有梁倾栋折的感觉。慈禧和光绪立即召见荣禄等大臣，太后决定三个主要人事命令：
　　一、王文韶着署理全权大臣。
　　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袁世凯署理；未到任以前，着周馥护理。
　　三、山东巡抚着漕运总督张人骏调补。
　　十月初二日两宫驻跸开封，河南全省文武均在城外迎驾，行宫陈设壮丽，俨然有内廷气象。奕劻由京师赶到，立即获得召见，询问京中情况至为详尽。第二天再召奕劻，奕劻把李鸿章的最后奉疏奉呈，两宫都为之流涕。
　　李鸿章的遗疏全文于下：
　　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涕零。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咯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烦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效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同日发布一道上谕：
　　奉懿旨，略谓上年京师之变，该大学士忠诚坚忍，力任其难，宗社复安，朝廷攸赖。近日因病，然经降旨慰问，该大学士力疾从公，忠靖之忱，老而弥笃。乃骤患咯血，遽尔不起，艰危之交，失此柱石重臣，曷胜怆恸！前已加恩云云。着再赏银五千两治丧，立功省份建立专祠；政功战绩，宣付史馆。伊子李经述，着赏给四品京堂，承袭一等侯爵；李经迈着以四品京堂用；李经方服阕后以道员遇缺简放。伊孙李国杰，着以郎中即补；李国燕、李国煦着以员外郎分部行走；李国能、李国焘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云云。
　　初四、初五、初六均在开封逐日召见奕劻，并于初五日颁上谕：“奉懿旨，奕劻着加恩在紫禁城内乘坐二人肩舆。”初六日命奕劻启程返京继续办理议和以及准备两宫回京事宜。
　　李鸿章的去世，使袁世凯成为北洋正统的领导人，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人物，虽然光绪对袁的擢升很不开心，可是这是慈禧的主意，光绪如何可以反对呢。
　　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虽由慈禧决定，有人却说是李鸿章遗奏保荐，又有人说是军机大臣荣禄向太后力荐。不管是谁的保荐，问题在于慈禧对袁有好感，信任他的忠实，欣赏他的才干，使袁以一个普通的道员，在五六年时间便爬到督抚地位，更特别的是直隶总督简直等于督抚团领袖，担负拱卫中枢的重大责任。
　　相传李鸿章临死前有遗折奏保袁为继任人，但在《文忠集》内却无此奏稿。同时袁的任命是在两宫回銮途中得李去世电的第二天即降旨，所以李纵使有遗折荐袁自代，可是袁的大命却是直接出于慈禧的圣眷。
　　袁因有李的遗疏荐贤的传说，愈发见重于世，据说代李拟稿的是于式枚（号晦若）。荐袁是用“附片”，附片也是清朝一种官书，遇有机密，誊之附片上达，可以留中不发。附片中有句：“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袁后来有致于式枚一函，答谢于代李草疏荐己，函云：
　　……节相骑箕，天下共恸！弟识陋望浅，何敢作此替人？乃承示以疏稿，竟过许：“环顾宇内人才，无出世凯右者！”此虽出节相之口授，实亦由足下之成，弟当诏示子孙，永铭大德。兹随函奉上古董八件（另附一单于函末），戋戋聊表谢忱。……
　　这一年袁世凯43岁，与当时的有名望的大臣和督抚比，实在太年轻了；因为他的三位前任，荣禄已快70岁，李鸿章79岁，王文韶68岁，袁世凯的年龄足够做这三位前任总督的儿子。
　　袁奉命署理直隶总督后，由于丧服在身，所以坚辞朝命，慈禧不许，于是他先把左右的人事做了一番部署，副将张勋、守备孟恩远、都司曹锟、吴凤岭等都蒙奏荐嘉奖，又特疏保荐唐绍仪。唐自朝鲜起便一直追随老袁，袁在山东巡抚任内曾创设商务总局，唐绍仪便以道员总揽局务，拟定各项规则，办理颇有成效，可算是袁的左右手。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初十日，袁世凯一切安排都已就绪，乃把山东巡抚篆务交给护理巡抚布政使胡廷幹，然后于十一日自山东起程北上，唐绍仪随行。十月十六日抵河北高阳，直隶护理总督周馥派人捧直隶总督大印来迎。十七日袁接收印绶，即日履任视事。
　　袁接任后的第一道人事命令，是派唐绍仪为津海关道。唐深通洋务，在朝鲜时也是主办关务。还有一个巧合，护理总督周馥在十五六年前也是任津海关道，那时袁在朝鲜，便和周订交，甚为莫逆。周馥一直在直隶省任职，后来做直隶臬司，最后是直隶按察使。他是按部就班地往上爬，而他的老朋友却出将入督，不过几年时光已变成著名的督抚，并且回到直隶做他的顶头上司了。
　　当袁奉派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两宫在开封行宫于九月二十八日再颁上谕：
　　奉懿旨，以回銮在即，颁赏有功人员，李鸿章再赐祭一坛，伊子李经迈以三四品京堂候补；庆亲王奕劻赏食亲王双俸；大学士荣禄赏戴双眼花翎，并加太子太保衔；王文韶赏戴双眼花翎；两江总督刘坤一，加太子太保衔；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均加太子少保衔；余如联芳、那桐、张翼、周馥等，均升赏有差。
　　其后三天又颁上谕：
　　盛宣怀、赫德均赏加太子少保衔。
　　袁在直隶任内第一件参奏，是请两宫惩办此次肇变祸首，将董福祥明正典刑。袁对董的恩怨，一方面由于董在武卫军时代以助义和团而恣意胡为，同时因董在不久前曾向荣禄威胁，袁这一奏疏使荣禄最为满意。

第17章北洋大臣任内
　　北洋大臣的业务有许多牵涉到外交事务，所以清廷总是选择通洋务的大臣来担任这个职务，尤其当八国联军侵占直隶之后，直隶总督辖区内自然有许多和洋人分不开的关系。袁世凯接任北洋大臣后所处理的几件事都很有主见。
　　直隶总督衙门设在天津，可是天津已在八国联军占领下。《辛丑条约》签订后，洋兵交还天津时，曾照会清朝政府，提出一个条件，是在天津周围20华里以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这实在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条件，试想堂堂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竟在他的衙门所在地没有军队保护，真是非常不合理的。袁世凯处理这个问题充分表现出他的果敢和明智。他在所辖部队中抽调出精锐的3000人，编为“巡警营北段”，派段芝贵率领，用维持治安的名义进驻天津，以1500人驻扎天津市区，另1500名则分驻西沽、塘沽、山海关、秦皇岛、北塘等地。这些曾经过严格陆军训练的巡警，纪律严明、精神壮旺。此一措施对于地方治安的确保，收到极为成功的效果。接着为了加强巡警工作，又添募马队巡警50名、消防巡警100名，予以认真地训练和管理。同时又有小汽船三艘为巡缉河海之用。还创设了一个巡警学堂，延聘外国教师担任讲习，使警察人员有专门教育。清朝有正式的警察便是从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开始的。
　　当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时，曾共同组成了都统衙门管理天津的行政和民间诉讼，联军撤退后在天津还留下洋警察为都统衙门的象征力量。袁世凯莅任后，即进行收回天津治权，派唐绍仪和八国委员签约。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十二日正式接管天津，撤去都统衙门，洋警察自然随之撤走。当时，关内外铁道都在英俄两国管理中，袁于八月初六赴山海关，会同俄国提督验收关外铁道，包括：由山海关至营口已成线700余里，由沟帮子至新民屯未成线200余里，包括沿铁路线所有厂房设备。八月二十六日英公使到天津，会同英国提督交还关内铁道823里，也包括所有厂房设备。
　　还有开平煤矿问题。原来在八国联军入京时，开平煤矿的监督张翼奏募外国股份改为中外合同会社，他的理由是希冀保全矿产，于是他收受英人5万金镑，而在签订条款时则把矿池、河道均交付接办人永远执守。这简直是卖断，不要说清廷不知，大约张翼本人也不很清楚，直到有一天开平煤矿局局员杨善庆在局中升起“国旗”，英国竟宣称这是英人土地，不得悬挂黄龙旗，且有张翼卖断的各种凭证。袁乃请北京外务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裁撤后改为外务部）通知英国公使，声明张翼卖矿的私约，政府不能承认。同时请旨惩处张翼，责令克期收回煤矿。
　　当洋兵占领天津时，比利时人得清政府许可，准其在天津设立电车电灯公司。袁在直督任内，比人依照已签条约要求开办，袁不答应，认为以前所定的条款丧失权利太大，必须修改，比国使馆与清外务部几经交涉，均因袁坚持立场而无法获致结果。最后另订新约，以50年为限，每年盈利先缴地方官，提三成半给股东，倘使用民地，则由公司付租。50年期满后，一切轨道、房屋、木材、地基、机器车辆以及各种产业，均归直隶总督衙门所有，交还时并须修整完全，不得伤损，开办时先缴银五万两作为兴建天津御河铁道及安装排泄濠水机器之费用。
　　光绪三十年（1904年）袁的老朋友又曾做过他老师的南通状元张謇致书于袁，请袁促成清廷“立宪”。这封信洋洋洒洒千余言，函略云：“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必不在诸人下也。”云云。洋洋千言，袁非常佩服。
　　这时候朝野一片促请立宪声浪，加上日俄战争的结果，君主立宪的小国日本，竟战胜了号称强国又是君主专制的帝俄，更证明君主立宪是一件顺人心的大事。清廷不得已，乃成立一个“考察政治馆”，同时接受袁请派亲贵出国考察政治的建议，乃派遣五位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出洋考察宪政，以作敷衍，借以拖延时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二十六日，五位大臣自北京启程出国，到前门外车站上，却被一位潜伏车站的刺客投了一颗炸弹，炸伤载泽和绍英二人。于是出国考察之行展期，九月才再度成行，由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了徐世昌和绍英。绍英是伤势未痊不能成行，徐世昌奉委了一个新职务。这个新职是因为五大臣遇刺事件发生后，适应形势要求而增设的一个机构，也是袁世凯所建议：设立一个巡警部以统筹全国治安工作，集中事权。这个新衙门的首长也是袁世凯所保荐的，巡警部尚书是徐世昌，巡警部侍郎是赵秉钧。谋刺五大臣的刺客是桐城人吴樾，他是保定高等学堂的学生。他这颗炸弹又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便是使袁借此机会抓到了清朝的警察权。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十七日慈禧准给袁丧假40日，让他回籍安葬生母刘氏，并追赠刘氏正一品夫人，赐祭一坛，命河南巡抚代祭。这些在清朝都是无比的尊荣。袁遂于九月二十五日把直督交由藩司吴重焘护理，于十月初八日返抵河南项城。这趟归来可算做“衣锦还乡”，河南巡抚远道迎迓，地方官员都是倾城迎接，场面非常荣耀。袁和夫人于氏、五位姨太太及儿女多人一齐回乡，很隆重地办完了这场葬礼。乡人们都盛称这位袁母刘太夫人有福气，一直等到儿子位极人臣才下葬。
　　袁在原籍只停留了14天，他返回天津前，取道东南，由信阳乘车至汉口。十月二十三日偕湖广总督端方参观炼铁厂和兵工厂。然后改乘汽船抵九江转江宁，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会晤。然后到上海拜访吕海寰和盛宣怀。于十一月三日乘海圻轮北返，两天后抵达秦皇岛，转道回天津任所。
　　中国第一支军乐队是袁世凯在北洋大臣任内建立的，正式使用则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慈禧和光绪行幸保定时。原来中国虽是礼乐之邦，可是军乐的使用各个朝代都不同，唐朝时唐太宗非常重视，到宋朝以后便渐渐忽略了。西洋隆重的军乐给袁世凯一个深刻印象，于是他便组成一支军乐队，所有乐器完全采用西洋的。这次两宫行幸保定，军乐队便在车站迎驾，慈禧和光绪下火车后，袁世凯率领百官跪迎，这时军乐奏了起来，最妙的是所奏的曲子竟是法国国歌《马赛进行曲》。因为当时清朝没有国歌，更没有其他迎接帝王大典的曲子，军乐队只会奏几只世界各国国歌，好在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曲子，更不知道当时应该奏什么曲子。慈禧和光绪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玩意，所以极感兴趣，她轻移御步走到军乐队前，很仔细地端详这些乐器，并且用极兴奋的口吻打听这些乐器的称呼，什么大喇叭、大鼓之类。袁世凯一一为太后解释，他这洋玩意确实把老太后唬住了。
　　不过，随侍在慈禧身边有一位曾经到过欧美各国游历的德龄公主，她当然见过军乐队这玩意，也懂得奏马赛曲来迎慈禧是极可笑的事，但她不敢把这西洋镜拆穿。同时她觉得袁世凯建立军乐队总是一种迎合时代的东西，而清朝又没有正式的曲子，所以她在事后有机会和慈禧谈到军乐时，便建议说：“老佛爷，世界各国都有国歌，咱们大清也该有国歌。老佛爷出巡或是有国家大典时，军乐队奏起大清国歌，才叫庄严呢！”慈禧听了大感兴趣，顺口答说：“是嘛，赶明儿叫个人作一支唱唱！”虽然这么说，说过也忘了。因此清朝时袁世凯虽然组成了一支军乐队，可是却始终没有国歌。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的寿诞，全国都热烈庆祝，而北京皇宫中更是喜气洋洋，上上下下最感兴趣的是欣赏各大臣献给太后的礼物。这些礼物都是海内外的奇珍异玩，应有尽有。谁也没有想到直隶总督袁世凯所呈献的礼物是什么，因为像张之洞每次呈献慈禧寿诞总是价值连城的翡翠绿玉。据说张之洞是最懂“玉”的专家，慈禧也最欢喜他的礼物。但这一年袁世凯却出了大风头，他的礼物是一只鹦鹉，红嘴啄、彩色羽翼的鹦鹉。宫中都很奇怪，以袁宫保受慈禧如此宠信，又是首席总督，为何寿礼如此菲薄呢？当鹦鹉装在笼子里呈到太后面前时，奇迹出现了，鹦鹉竟对着太后用纯粹京腔说：“给老佛爷请安，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一来老太后可大乐了。这年的寿礼中袁世凯的鹦鹉出尽了风头。
　　北洋大臣时代的袁世凯，俨然已是当代名臣，这一时期他集中智慧和心计在培养自己的力量，他练新军、办军事学校，加强自己的干部。对于干部除了用金钱收买外，还使用一套旧社会的统御术，让这些干部认他做义父或是老师；至于和那些有名望、有地位的王公大臣们，则用结成儿女亲家或拜把兄弟来加强联系；对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则收他们做义子或门生；对一般北洋军的士兵们，则指使私党在各营中供奉袁的“长生禄位牌”；同时经常散播：“袁宫保是北洋军的衣食父母，有了袁宫保就不怕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
　　他懂得曾国藩和李鸿章成功的因素，由于时代不同，他没有靠战争建立武力的机会，但他却因为列强欺侮而获得练建新军的机会，因此他仍可以媲美曾、李。他和曾、李都遭遇到同一个难题，就是汉人无论替清廷出了多少大力，但最终都不会得到清廷的信任，这就是当年曾国藩惴惴不安的原因。所以他在功业一帆风顺的过程中，并不自足，相反地经常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尽可能地把清廷贵胄拉出来作为掩护，以减少清室贵族对他的猜忌心。所以他在山东巡抚任内，就奏调旗籍道员荫昌佐赞军务；署理直隶总督时，则挑选八旗子弟3000人参加新军训练，同时奏保旗籍道员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参与新建陆军训练工作；实授直隶总督后，建议成立京畿督练新军处，推举奕劻为督练大臣，而自任副手。这一切都说明袁在壮大自己力量的时候，对于消除满人的猜忌，花了极大的心机。

第18章北洋军系的形成
　　武卫军已名不存，实已亡，袁世凯的野心因而可以借机扩展。当时的北洋大臣又兼练兵大臣，袁自朝鲜回国后，就是因练兵而赢得各方称许，如今他已掌大权，更可发挥了。于是他奏陈改革军制，拟定“新军募集操练规则十九条”，获得清廷认可。派王英楷、王士珍分赴各地，精选简募壮丁6000人，又选派武卫右军卒业50名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并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把军权集中于参谋、教练、兵备三处。每处设一位总办，派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刘永庆为兵备处总办，王士珍为步兵第一协统兼直隶全省操防营务处督理，王英楷为总参议。袁世凯则自任全军总统，正式改名为“常备军”。
　　常备军可以算作中国正式陆军的开始，袁世凯计划先编成常备新军左镇和常备新军右镇两个军制。每镇辖步队二协，马队一标，炮队一标，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全镇官兵共12512名。当时的军制，所谓镇、协、标、营、队等于现在的师、旅、团、营、连。两镇为一军，是一种战时组织，统率这一军的名叫总统或军统。统制或翼长就是后来的师长，协统就是后来的旅长，标统就是后来的团长，管带就是后来的营长，队官或哨官就是后来的连长，帮带或督队官就是后来的副营长。还有一种混成协，是不同兵种混合组成的一个旅，其规模比普通旅大。
　　常备军建立后，王士珍任第一协协统。其后又成立了第二协。当时袁世凯有个新规定，是“用人唯才”，因此新军所有高级将领必须经过考试，成绩最佳的出任高职。第二协成立后，举行了一次考试，考得最高的是冯国璋，因此便由冯出任第二协协统。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他的三个重要干部是：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号称北洋三杰，王是龙，段是虎，冯是狗。袁对这三杰一视同仁，不分轩轾，这是袁的统御术，要他的三个重要干部平衡发展，以便互相牵制，便于控制。常备军的协统由考试选拔时，王士珍和冯国璋都当了协统。因此袁对段祺瑞感到非常遗憾。在第三个协成立时，袁怕这位成绩不佳的段祺瑞，仍考不上，乃在考试前把试题偷偷告诉了段，这才使段考上了协统。由于这件事使段毕生为之感动，常常对知交说他受袁宫保的私恩太重。
　　常备军的成立，是袁以方面大任组织中国正式陆军，这就是后来北洋军的源始。
　　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前，北洋军已经成立了一二三镇，由王英楷、吴长纯、段祺瑞分任统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成立了四五六镇。第六镇是由“巡警营北段”扩充编制组成的。段祺瑞由第三镇统制调为第四镇统制，张怀芝、冯国璋分任第五、第六两镇统制。不久袁又将第三镇和第六镇两镇的番号互相调换，段祺瑞又被调为变更了番号的第三镇统制。这个新的第三镇本是第六镇，它的前身就是“巡警营北段”，所以其中将领都是北洋各镇的骨干，可以算作北洋各军中的核心部队。这第三镇驻防娘子关时，有一个士兵曾打了洋教官一个耳光，惹出了外交麻烦，袁乃派段芝贵接任该镇统制，直到几个月后事态平息，才叫段祺瑞复职。
　　在北洋军不断扩充过程中，各镇统制经常调来调去，如段祺瑞就先后担任过第三、第四、第六镇的统制，这显示袁对干部的使用，决不让他们自己形成一个力量，只把他们当作一张牌在打。
　　袁世凯虽然使用一切手段来敷衍、笼络皇室亲贵，可是随着他的权位和势力膨胀，皇室贵族对袁的疑忌也是日益增大。早在小站练兵时，就有满族大臣说过袁的坏话，并且指使御史参劾袁。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中满族排挤汉族的风潮发展到顶点，袁的处境也遭遇到空前的艰难。
　　这一年秋天，清廷举行了一次著名的彰德大操，指定大操地点在安阳、汤阴、淇县之间一个地方举行南北新军大演习。参加会操的，北军是第三镇统制段祺瑞部，南军为第八镇统制张彪部。这所谓的南军和北军，是以驻防地点来区分的。第三镇驻防石家庄和娘子关一带，所以称为北军；第八镇驻防湖北，所以称为南军。这次会操时间定为一个星期。清政府派兵部大臣铁良、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阅兵大臣，王士珍为总参议兼中央审判长，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各省派来的观操大员，一律被派为审判员。这种安排显示出清廷是有深意的，阅兵大臣满汉各一员，南军审判长是汉人，北军审判长是满人。这时满人中排汉最激烈的是铁良。铁良爬得很快，由道员不几年就做了兵部大臣，其特点就是排汉，受到满族大臣的拥戴。铁良的重要干部之一是良弼。良弼在满族中也是很优秀的一个后进，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不久就表现得不同寻常。袁惯于用私恩收买别人作他的工具，见到良弼是满族中的人才，遂邀请他担任第六镇的标统。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一下子就做到标统，在当时是很稀有的事情，可是良弼竟薄标统而不为。
　　袁世凯最特出的长处就是机警，他看出满族贵胄少壮派对他极不满意，而他这时也没有力量可以抗衡清政府，因此，他在彰德会操后就向清政府奏请调整军事指挥权，建议把第一镇、第三镇、第五镇、第六镇四镇的兵权改归兵部大臣直接统辖，只留下驻扎直隶省境以内的第二镇和第四镇以尚须训练为理由，请仍由直隶总督统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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