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当康有为于八月初三早上奉光绪密诏，要他速赴上海时，新党的人知道这是红色的警号，表示光绪皇帝的处境，危机四伏。因此康有为立即写了一个谢恩的奏折，声称决于初四日离京去沪，同时矢誓要拼命拯救皇帝。这封奏折交林旭带回宫去。然后康和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康有为的兄弟）等筹商营救皇帝，和应付当前局势的办法。大家哭了一场，决定了几个紧急步骤：一是由谭嗣同去找袁世凯摊牌，要袁站在光绪这一边，以兵力保卫皇帝；一是由梁启超到金顶庙容纯甫那儿去刺探消息。而康有为则分向各方写告别信，收检行李，直忙到天亮。初四早晨九点钟，康往访英籍友人李提摩太，要见英国公使，而英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又去看伊藤博文，希望伊藤能往见慈禧，劝太后勿对光绪不利。
　　谭嗣同是初三晚上由南海会馆到法华寺袁的寓所见袁的。袁世凯在初一和初二都蒙光绪召见，初三晚上忽然见到光绪所亲信的京卿谭嗣同来访，当然知道一定有重大事件。他佯作镇静地迎接这位不速之客。他们坐定后略做寒暄，谭就单刀直入地问袁：“皇上是何等样人？”袁答：“当然是旷代圣主。”谭说：“天津阅兵要行废立的事，足下知道吗？”袁说：“也曾风闻。”于是谭就拿出光绪的手诏给袁看，然后对袁说：“当前能救皇帝的，只有足下，足下忠义著于天下又受皇帝特达之遇，今值皇上有难，足下若能救则救，如不愿意的话，”说至此谭嗣同摸摸自己脑袋：“可往报太后，谭嗣同的头颅可换足下的高位。”袁听了变色说：“足下把袁某当作何等样人？圣主是我辈共同拥戴的，足下与我同受圣主特达之遇，救护之责也是共同的，足下有何高见，某愿闻其详。”谭以低沉而严肃的语气对袁说：“传说荣禄奉太后密诏，预备趁天津阅兵的机会，胁迫皇上退位，另立新君。荣禄所恃的，是足下和董、聂三支军队，他要行废立大事也必需赖这三支兵力。董、聂二军如与足下新军对抗，必非敌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愚意以为，如果祸变发生，足下以新军压制董、聂两军，护卫皇上，驱逐旧党，整肃宫廷，这是千秋大业，不朽的功劳。”袁也以严肃的口气答说：“如果天津阅兵有变，皇上可移驾到世凯营中，传谕杀贼，新建陆军必能受诏完功的。”谭见已入港乃追问一句：“荣禄待足下有恩，足下如何能对付他呢？”袁一脸忠义之色答：“救君父是公，荣禄之情是私，公私不能两全，惟有奉公而忘私。”谭觉得袁的确可以托以重任，于是就和袁详详细细地商量种种细节。最后袁对谭说：“现在营中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中，事情既然如此急迫，仆必须先回天津去做一番布置。”两人互相叮嘱一番，这时已是午夜，谭才告别。
　　谭嗣同午夜访袁，本是政治上一个大冒险，但是政治上的重要关头，任何行动总有三分冒险性，当时情势也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明知是险棋也只好下了。据说林旭不赞成谭找袁，所以曾写了一首诗给谭：“伏蒲泣血知无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首小诗是借东汉末年何进召董卓兵入京诛宦官故事来警告谭。千里草是指董卓，本初则指袁绍，都是影射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是一种什么心境，实在很难说，他后来曾写过一篇文章叙述整个事情的经过，在那上面全是为了洗刷自己而做的交待，至于康梁后来所写戊戌政变的文章，则是相反的说法。不过袁的任何决定，当然是他个人对自己人格道义以及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袁是个聪明机警，同时政治触角很敏锐的人，他所做的决定，自然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同时也是衡量过成功和失败的轻重。要知道当时的袁是一个新旧两派的骑墙人物，他在新派中还是个守旧的。他如果拥戴光绪成功，大功只在康、梁、谭等之下，何况与维新人物共事，无论在学识和政见上都屈居康、梁、谭之下；可是如果他出卖光绪和维新派，则他就是第一大功，在守旧派诸人中，除了李鸿章外，他便是第一等人物，他完全可以不把守旧派的人放在眼中。在新旧之间的选择，投奔守旧派对他是有利的。
　　谭嗣同与袁世凯初三日晚密谈后，光绪听了很高兴，于是初五日再召见袁世凯予以嘉勉。
　　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第三度蒙光绪召见后，立即搭火车返天津。傍晚抵津，下车后即往见直隶总督荣禄，把谭嗣同的计划和盘托出。当晚密谈到午夜，第二天早上二度密谈，第二天晚上三度密谈并晚餐。这时慈禧垂帘训政的电报已到达。因为在初五晚上袁第一次向荣禄报告后，荣禄亲自入京向慈禧报告一切，初六日早上慈禧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采取行动了。
　　事实上过去一个月中，慈禧听到的尽是新党要作乱的消息，而直接要求慈禧重行训政的，则是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他于八月初三日，就是政变前三日，曾上疏奏请维新变法不当，而要求太后重行垂帘训政以转危为安，疏云：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臣杨崇伊跪奏：为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恭折仰祈慈鉴事：臣维皇上入承大统，兢兢业业廿余年，自东瀛发难，革员文廷式等冒言用兵，遂致割地偿款。兵祸甫息，文廷式假托忠愤，与工部主事康有为等号召浮薄，创立南北强学会，幸先奉旨封禁革逐，未见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过，又创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得黄遵宪、陈三立标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开讲，抚臣陈宝箴倾言崇奉，专以讪谤朝廷为事，湘民莫不痛恨。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幸士子读书明理，会讲一二次即烛其奸诈，京官亦深知其要，遇有贪鄙者依附之，而唾骂者十居八九。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即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再四思维，惟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难，俯念臣庶呼吁之切，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谘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分别严办，以正人心，庶皇上仰承懿训，天下可以转危为安。臣愚昧之见，缮折密陈，伏乞皇太后圣鉴。谨奏。
　　杨崇伊上奏经过，（徐）凌霄一士随笔中记载甚详，内云：
　　御史杨崇伊之以危词怂后听政也，具折后谒庆亲王奕劻，蕲代奏。奕劻有难色，崇伊曰：此折王爷已见之矣，如日后闹出大乱子来，王爷不能诿为不知也。奕劻乃诺之，至颐和园见后，面奏崇伊有折言事。后犹作暇豫之状曰：闲着也是闲着，拿过来看看吧。既阅而色变，立召见诸大臣。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六年庚辰进士，由庶常授编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式是光绪宠爱的瑾妃和珍妃的老师。照常理而言，杨崇伊发难于先，告变于前，他个人能揣摸慈禧的心理，抓住时机，应该可以从此青云直上。却不料慈禧亲政后他并没有大富大贵。这与袁世凯对比，两人各自有命了。
　　杨不仅没有飞黄腾达，反而潦倒不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以浙江候补道丁忧回籍守制，寄寓扬州，竟持枪纠众抢夺妓女，被江苏布政使瑞澂参劾，驱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八月初六日的早上，慈禧乘銮舆直入光绪寝宫，把所有文件都拿走。光绪惊惶失措，战战兢兢地跪在太后面前，太后指着光绪恨恨地说：“我抚养你20余年，你今天竟听信小人之言要谋害我，你还有良心吗？”光绪脸无人色，嗫嚅地说：“儿子怎敢！”慈禧说：“呸！痴儿，今日没有了我，明天还会有你吗！”
　　就在这一天，慈禧传旨重行临朝训政，理由是皇帝有病，需要休养。至于光绪皇帝，则被安置在三面环水的瀛台中“养病”。
　　慈禧重掌政权后，立即命步军统领崇礼率兵前往宣武门外的南海会馆捉拿康有为。康已于初五早上离开北京，崇礼只捕到康广仁和康的弟子程式毅、钱维骥。又去查抄了张荫桓寓所，把张也捕去。在搜捕康有为时，梁启超正在谭嗣同的寓所，听到了政变的消息，两人相对黯然。谭这时很镇静，慨然对梁说：“在这以前我们一心想救皇上，可是到现在则连救康先生也没有办法了，我现在只好等死，你赶紧到日本公使馆找伊藤博文，请他通知日本上海领事，设法援救康先生。”梁到日使馆后，外面情形更恶化，他便请日使馆给予政治庇护。谭在家中一直没有事，初七还跑到日使馆去看梁。梁和几个日本友人劝谭逃到日本去，谭说：“变法是大事业，应该流血的，中国人还没有为变法流过血，我愿以死来答报圣主。”谭在初十被捕，他在监中题了一首绝命诗在墙壁上：“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御史杨深秀在政变后竟上疏责问皇帝被废的原因，并反对慈禧训政，于是他便被捕了。初九早上杨锐在床上被捕。林旭是在军机处被扣。刘光第、徐致靖则是自己投案。
　　八月十三日下午二时，慈禧传旨：“谕军机大臣等：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下午四时，康等被押赴宣武门外菜市口行刑。康广仁首先受刑。谭嗣同就刑之前，对监斩官刚毅说：“过来，我有话讲。”刚毅红着脸走开。林旭厉声问：“我们未经审讯，究竟犯了什么罪？”这六个人是维新变法后，戊戌政变的牺牲者，后人便管他们叫“六君子”。张荫桓被遣戍新疆。徐致靖则被判永远监禁。其他株连坐罪的尚有李端棻、翁同龢、黄遵宪、张元济、宋伯鲁、陈宝箴、陈三立等20余人，或被发配，或革职永不叙用，或被囚禁，或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六君子的简历如下：
　　康广仁：是康有为胞弟，习西医，因照料兄病赴京，维新后留京佐理康有为的文书。
　　杨深秀：山西人，曾任山东御史，力赞新政，曾劾守旧派许应骙。
　　杨锐：四川人，曾任内阁侍读，为张之洞得意门生，曾赞助强学书局，后加入康所成立的保国会。
　　林旭：福建人，曾任内阁中书，为荣禄幕客，是康的弟子。
　　谭嗣同：湖南人，江苏候补知府，才气纵横，学识渊博，曾在湖南倡行新政，极有成效。是康的私淑弟子。
　　刘光第：四川人，刑部主事，曾参加保国会。
　　康有为挽六君子联云：
　　殷干酷刑，宋岳枉辱，臣本无恨，君亦何尤？魂魄果有灵，当效正学先生，启口问成王安在？
　　汉室党锢，晋代清谈，振古如斯，于今为烈。邦家况多难，恰如子胥相国，悬睛看越寇飞来。
　　慈禧重新训政后，立即把新政全部推翻，已裁汰的衙门和冗员一体恢复，八股文仍然交运，武科照旧考箭刀弓石。维新变法唯一留到后世的政绩，只有一个京师大学堂，便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维新运动失败的因素很多，西太后不支持是最大的原因。事实上，西太后是代表守旧派，而守旧派则不只是几个人，相反的守旧派力量很大，不只在朝中，在野的很多读书人也是顽固地反对变法。中国读书人都是标榜奉行先王之法，所以倡行变法就是大逆不道，而变法的人也总是托古改制。
　　康有为提倡变法时，卫道者便群起而攻，如湖南的叶德辉给皮鹿门信中就说：“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遁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扰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又对人形容康有为：“其貌则孔，其心则夷。”
　　直接激起官场中整个反对的，是因为新政如果进行，就要打破了许多人的饭碗。在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六个闲衙门的上谕颁布后，北京城内的官吏群情大哗。接着又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个巡抚，一个东河总督和许多不办运务的粮道，无盐场的盐道衙门。上谕中还说：“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命大学士、六部、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以闻。”于是“群情大骇，谓帝大背祖宗制度，皆赴宁寿宫请太后保全，收回成命”。
　　还有“废八股试帖楷法试法”表面上虽然没有妨害任何人，实际上也影响极大，因为当时整个教育内容便是为了考八股，无数的读书人日以继夜应付考试以求功名富贵，忽然晴天霹雳，废止了八股，读书人们的心血光阴都付诸流水，前功尽弃。年轻的人从头做起还来得及，年老的人岂不功名富贵无望了，他们对新政自然是痛心疾首。
　　梁启超分析这些现象说：
　　……今守旧党之阻挠变法也，非实有见于新法之害国病民也。吾所挟以得拜第者，曰八股，今一变而务实学，则吾进身之阶将绝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资格，今一变而任才能，则吾骄人之具将穷也。吾所借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变而窍名实，则吾子孙之谋将断也。……吾今日所以得内位卿贰，外拥封疆者，不知经若干年之资俸，经若干辈之奔竞而始获也。今既……不办一事，从容富贵，穷乐荣欲，已可生得大拜，死谥文端，家财溢百万之金，儿孙皆一品之荫。若一旦变法，则凡任官者皆须办事；吾将奉命而办事耶？则既无学问，又无才干，何以能办；将不办耶，则安肯舍吾数十年资俸奔竞千辛万苦所得之高官，决然引退以避贤者之路哉。
　　张之洞尝与余言，以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上疏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
　　一个社会，保守势力总是巨大的，谈改革就是要如何消灭愚昧和反动，把阻碍的守旧力量消灭，不能消灭保守的势力就无法革新。求变求新是时代的需要，一个社会要进步就要不断地求变求新。

第12章康有为逃脱
　　康有为八月初五早上离开北京，傍晚到了塘沽，就搭上招商局的海晏轮。海晏轮延期，乃于初六早上改搭太古公司的重庆轮，于11时开航。这时西太后已夺取了光绪的大权，北京政变已爆发了。不过康有为在船上一切都不知道，重庆轮过烟台停泊时他还上岸去买水果和石子。
　　康有为在搭乘轮船逃亡时，曾经留下两份遗书。
　　一封是写给他的弟子徐勤，托以后事，书云：
　　吾以救中国，故冒险遭变，竟至不测，命也。然神明何曾死哉。君勉（徐勤的号）为烈丈夫，吾有老母，谨以为托，照料吾家人，力任大道，无忧虑也。同门中谁能仗义护持吾家吾国者，央神明嘉之。孔子生二千四百七十五年即光绪廿五年八月九日为绝笔告君勉仁弟，并示同门有志诸子。
　　20年后康有为60岁生日时，又在这封绝笔书上加跋，历叙当时逃亡经过，跋云：
　　此吾戊戌八月九日奉密诏到沪，付托门人徐勤勉之绝笔书也。先是难将作，门人林旭两衔德宗朱谕来，第一诏命与同志筹救，谓朕位几不保，不胜焦灼之至。乃与谭复生谋召袁世凯图之。第二诏知为将陷不测，仍假托办官报，命往上海，曰汝一片热肠，朕所深悉，它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且又曰：汝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盖以在外或安，在内则危，故特遣出外以救之，先帝之苦心也。惟为虽奉上命即行，仍欲留京营救，谭复生以救上事自任，幼博赞之，促吾行，黄仲弢告，令吾易僧服走蒙古，幼博跪力请，任公同固请，吾以死生命也，少年在粤遭华德里落砖，如死久死矣。仍往天津经荣禄督署，乃先上招商局船，以无上舱，改乘英人重庆船于六日十时行。
　　是日侵晓难作，先帝遭废，六时步军兵围南海会馆，幼博弟与门人程大璋、钱维骥捕逮矣。即闭九城断铁道，发缇骑三千，大索于京师，谭、林、杨、刘四军机及杨漪川侍御、徐子静、张樵野两侍郎咸被逮，党狱大兴。既不得吾，则又大搜天津陆海，驰电全国，附以吾影像托于各国领事，连日沪船搜捕严密，而吾以五日晓出京，晏然不知也。七日船泊之罘，吾登船游眺，拾海滨五色石数篮而后登船。是时烟台道已奉密捕之电，惟有他事出，在舆中接电不识。及检知即还之罘，而吾船已行矣。乃命飞鹰兵舰逐吾重庆，而飞鹰适载炭不足，遂中道不及。将至沪，吾门人忧甚，纷纷租小轮舟出吴淞外接之，而实无从着力，盖洞察防范已备也。
　　九日至吴淞外卅海里，英吏登舟持吾像遍视，及吾，延入卧室，出像问曰：汝诚弑耶？吾惊问，乃出伪懿旨相视，曰康有为进丸毒弑大行皇帝，着即行就地正法，钦此！吾即大哭，即投海，英吏抱我曰：外传事未实，姑少待之，遂扶吾过英舰，然以为上必无幸，终当投海耳。乃赋诗曰：忽洒龙漦翳太阴，紫微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波涛夜夜心。更念老母无以为养，众门人忠肝义胆不以死生易心，不以寒暑易节，可以寄托者，莫如三水徐勤君勉，乃写此书及与吾内子张妙华夫人一书，令其善事吾母，附以诗，令仆藏之，俟吾不测。今阅廿年，君勉经海珠之变而无恙，吾与张夫人幸存，今日门人为吾与张夫人双寿介觞，张夫人亦于戊戌被捕幸脱者。
　　君勉在高弟被捕，麦孟、华孺、博五、觉任、公裕数人之列者。事阅廿年，吾岁六十，当览揆之日，君勉子良出此书请题，旧梦前痕，我心恻恻。
　　吾一身经万死本不足计，然吾如被逮于朝，先帝既夕弑，吾永为叛逆，若范蔚宗而国事立可知矣。然吾经十死而不死，今竟能介寿，岂非天命哉？然而此廿年中大劫频仍，朝市变易，国务日落，民生多艰，补天无力，重负先帝重建大业之望，深惭衣带之诏，一死固不足塞责，惟有愧恧感愤而已。此纸写于由重庆船渡兵舰之小轮舟中，索得舟中恶纸劣笔，匆遽写之，故不成书，聊以传言。君勉保存至今，从吾患难廿年如一，益敬不懈，夫与吾游而党者，不啻千万，其始勤终怠，或中道而变者，不可量数，贤哉君勉，臧洪畴也，横览天下岂可得哉。丁巳二月五日康有为年六十览揆时跋此。
　　第二封也是在重庆轮所写的绝笔书云：
　　我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以救之，乃蒙此难。惟来人间世发愿专为救人起见，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将来生生世世，历经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任患难，无有厌改。愿我弟子、我后学体吾此志，亦以救人为事，虽经患难无改也。地球诸天随处现身，本无死理，至于无量数劫，亦出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光绪廿四年八月九日康长素遗笔。到此无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报为可念也。
　　康有为也在这篇绝笔书后题跋云：
　　此光绪戊戌八月吾将投海时遗墨也。是时京师调兵三千，闭城断铁路而大索。吾以四日奉上密旨便行，五日遂行至津乘招商局船，而无上舱，遂以六日晓乘英重庆船行至沪，则沪又大搜矣。英领事派人以后旨见示，伪旨云已革某官康有为进丸毒弑大行皇帝，着即行就地正法，钦此。吾见上已大行，只有投海，英人抱我曰：闻上实在，虽欲死请少缓，姑待消息如何？乃投海未遂也，乃写此与门弟子，并与徐君勉一书，令其善视吾母，预为再投海计也。不意廿余年归国无恙，重睹是书于庐山黄龙寺婆罗双树之下，亦可感矣。吾虽不死，而中国日危，然亦可知死生有命，非人所能为此。廿年中自庚子拳匪之变，辛亥之革，南北之争，大官富豪死者如麻，吾故旧士亦鲜有生存者，若贫贱之民，死于沟壑兵燹不可数，而老夫尚能曳杖看山，与五老周旋，既感慨亦自意也。戊午八月朔康有为题。
　　康有为逃抵香港后，北京消息虽多，都是恶劣万分的，尤其是六君子死难后，连收殓尸体的人都没有。康虽得活，却无能为力，只好拜托英人李提摩太。李提摩太是一位传教士，对中国当时维新运动出力不少，尤其是在戊戌政变后，他在中间奔走不遗余力，非常难得。下面是康写给李提摩太的密函：
　　第一函——
　　李提摩太先生阁下：四日一别，并言敝国宫庭之变，仆是日受皇上密诏，令设法求救，而贵公使不在仍无及矣。五日即有大变，致我圣明英武、力变新法之皇上被废，并闻旋即遇弑矣。呜呼痛哉！伪临朝慈禧淫昏贪毒，守旧愚蔽，乃敢篡位幽弑，自称训政。夫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安有临政廿年天子，英明变法如此，而待训政者哉？我国经义，帝者以嫡母为母，不以庶母为母，伪慈禧在同治则生母，在今上则为先帝一遗妾耳，岂可以一淫昏之宫妾而废圣明之天子哉？淫后毒死我显后，鸩我毅后，忧怒而死我穆宗，今又废弑我皇上，真神人所共愤，天地所不容者也。向来阻抑新政，及铁路三千万，海军三千万，皆提为修颐和园，昭信股票则起天津行宫，致国弱民穷，皆由于此，将来以国托与强邻，则不惟敝国之忧，亦地球大局所关也。仆身经十死，荷蒙贵国保护，得全性命，俾传密诏，伏乞转求贵公使电达贵政府主持公义，保我皇上圣躬，全我皇上权力，施我大德，感且不朽。我皇上必将有格外图报以扶亚东大局，抑贵国实利赖焉。谨为我在贵公使前谢保护之德，谨代我大皇帝求救，惟垂哀察。名另具。
　　舍弟无辜被戮，肝肠寸裂，其遗骸不知何在？恐无敢收者，先生仁心义闻，暴著天下，向来捧襟，幸托相知，舍弟亦托交末，伏乞先生代收遗骨，寄交渣甸怡和轮带交香港（用西字信）渣甸行买办何东转寄，便可得收，所有运费船纸，望代写办以便汇上。计先生以道德救人为事，必许之也。冒昧渎请恃仁人之能救人也。敬请道安。名另具。
　　另函致容纯甫者望代妥密交，各情并告知，此函亦并示之。
　　再若运骨而归，寄港船票不用写明是何人收，但求将该票夹入西字信，一面直寄港，到港时何东自然与弟料理妥当也。又启。
　　另有一函寄慰杨孝廉米裳，望托人妥确交出，此人是杨深秀御史之子，其父无辜被戮，殊可哀痛，故寄此信慰之，并托先生收骨也。又启。
　　同时被戮之杨侍御深秀，谭京卿嗣同，皆弟至交，并义士也，其林京卿旭是弟门生，杨京卿锐、刘京卿光第皆志义之士，并遭此难，未知有人敢收其骨否？先生若能推爱并施大仁，收其遗骸，加以殡殓，待其家人领去，不胜感祷。弟子启。
　　康有为以为李提摩太尚在北京，所以拜托李收殓六君子的遗骸，可是李事实上已经去上海，所以这封信没有送到李的手中。从这封信上看到，康有为在香港是受到何东爵士的掩护，当时何东不过是渣甸洋行的买办，对中国变法颇多赞助。
　　康致李第二函——
　　李提摩太先生足下：日前着门人汤觉顿到沪，承推爱录用，感甚。近闻贵国大集兵于威海，并议联约德、日、美各国仗义执言，将以救我敝国皇上复辟。仆亲奉密诏，奔走求救，前在香港，曾面晤提督白丽辉君曰：必以救我皇上为主，指颈矢誓，慷慨仗义。今诚得贵国一举而我皇上之位可复，正敝国之新政即可行矣。夫慈禧之篡废，并欲为帝也。但为群小所牵迫为之耳。其始则太监李莲英曾被皇上廷杖，故恐皇上杀之，乃日造谤言于慈禧前，谓皇上将废之，积毁销金，慈禧信之。荣禄素媚李莲英，又藐视皇上，其出督直隶省，有历陈地方办事情形折上慈禧，无折上皇上。皇上知之，严旨申饬，荣禄畏皇上英明，乃迫慈禧以废立之事。且皇上欲行新政，而荒谬之老臣皆当罢黜，故环求于慈禧以废立也。然则慈禧之废立，但为群小所牵率以保全性命耳。若有大国剀切解谕与之立约归政，请皇上待以不死，厚与数百万之供给，亦非不归政也。
　　仆将诣贵国求救，道过日本，其国民思救我国，情意踊跃，故暂勾留，拟十一月乃动身。足下若暇能来此同游贵国，俾识贵国通才，不胜企望，若度贵国月间即能定救敝国之事，亦恳速函通知，俾仆缓行，至要！
　　再者门生知县龙泽厚志行高洁，学问通博，闻京师有议捕之，奔走避地，流难无归，若报馆能多用人，请为录用，俾得枝栖，幸甚。敬谒兴居。名另具。十月初八日。
　　康此函亦有一跋云：
　　谨按此书为侠士梁铁君代书。梁君名尔煦，顺德人，讲王学。戊戌从亡后累年，丙午七年以行刺那拉后，为袁世凯所杀，烈哉。附书于此，癸亥正月康有为。
　　梁启超致李函——
　　李提摩太先生阁下：自初六日北京一叙以后，敝邦变故日甚一日，皇上幽囚，志士惨戮，痛不忍言。教师康先生得贵国之保护，幸脱虎口，闻系都中有人致电于上海贵领事，想出于足下之手，大邦仗义之盛心，与足下待友之忠悃，令人感谢无已。弟自别后，为日本政府所保护，安抵东京，近已与康先生相见矣。每念地球各国变法之始，无不流血满地，今弟等虽遭此变，而心愈奋锐也。惟东方之局日亟，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人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望足下与贵邦诸君子急留意也。康先生在北京时曾承足下代属觅一翻译之人，今有教友汤君觉顿亦康先生之弟子，学问优良，才识博雅，今特令其来沪，以供驱策。谨以信为之先容，伏乞延见，即叩以所学，定知吾言之不谬也。专此奉布，不多及。此请大安。弟梁启超拜。十月一日。
　　李提摩太不仅支持维新运动，而且对康党帮助甚力，且为患难知己，实属难得。从康有为寄到上海给李的函中，可见康党寄望于李提摩太打通英国政府，用兵力支持光绪复辟。这种做法实足以激起守旧派和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反感，同时也促成守旧派倾向反动而造成义和团事件的爆发。
　　李提摩太是救援康有为的主力，这可以从李的助手程济的追忆文中看出。程文是跋康梁给李函之后，文云：
　　光绪丁戊之间，余佐英人李提摩太君办上海广学会。广学会者，广译泰西史及科学诸书以启牖吾国民智者也。戊戌四月下旬，清德宗景皇帝痛甲午之耻，发愤图强，锐行新政，是时所发诸谕旨，皆出自南海康先生手。康先生以工部主事一微官而得君如此其专，古人中不多睹也。时景帝欲特开懋勤殿，拜李君为顾问大臣。七月廿四日（注：即戊戌年）李君与余航海北行，月杪至京，寓英公使署，适英使避暑外出，翌晨乃迳至米市施医院。八月三日午后康先生来言：新政施行甚难，吾顷奉谕旨办上海官报，明日将南下矣。吾欲乞友邦进忠告，而贵邦公使又不在京，至可惜也。李曰：竟不能调和两宫耶？康曰：上行新政，盈廷衰谬诸臣恐被黜，哭诉慈禧，慈禧信之，致横生阻力，夫复调和之可言。
　　六日午后梁启超偕徐君化镜来，两人抱颈而哭。李曰：哭胡为者？立速谋补救之策。余曰：究竟现在情形若何？梁曰：垂帘之诏已颁，有廷寄与沿江海督抚，务获康先生而甘心焉！谭复生等亦已不入内，无所谓新政矣。仓皇间拭泪而别。忽容纯甫闳来函言政府缇骑四出，梁氏甚危，能为之地否？李曰：梁固知趋避者，毋烦余为划策也。作答书竟负手倚门立，有顷，以淡巴菰一枝贻余，而自吸其一，与余对面坐于短榻上，谓余曰：西人之觇国者，皆言贵邦政治已入正轨，循序以进，不难富且强，不图有此挫折。余曰：全国风气不开，诸顽阉党群附慈禧，欲革新政治，岂易之者，虽然康先生恐不免矣。李曰：在海舶中当无恙，到上海则甚危险矣。余曰：上海贵邦总领事白理南君非吾广学会会长乎？李曰：然，但能否尽力不可知也耳。余曰：万国皆保护政治犯，先生盍发一电以救之。李不语，久又曰：电可发，恐无补耳。且不知所附何船。若在华法界登陆，则败矣。余曰：亦惟尽心焉而已。李颔首者再，凡数易稿，乃授余曰：知此事者惟吾两人，宜深秘之。余虽无惮于贵邦政府，惟在贵邦多交际，则亦不得不尔。余且诺且携稿出外，发电而回。
　　英领事白君得电请示于伦敦政府英首相沙士勃雷，候复电允许，乃派工部局员濮兰德乘兵舰至吴淞，得康先生于重庆轮船，乘风破浪直抵港，是为康先生出险之始。此外诸事则人多知之，毋俟余之赘述。兹所黏存手札十余纸，乃康在港时与李君书也。李在沪与余晨夕聚处，书札悉以付余，余故得而保存之。此外康先生致余者尚有一函，并赠余诗一首，家人以时禁方严，窃取而焚之，所存者仅此。……册末一札为梁启超手迹，启超久叛其师，无足论者，自戊戌以来，于清室则时或保皇，时或革命；于袁氏则时或诋毁，时或服从。今且公然谓吾国人才以战国时为最盛，此孟子所谓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之时也。又谓自汉武帝尊孔后数千年来，学无进步，人才日衰，今宜无限制输入外国学说，则欲率国人尽弃其学而学外人矣。此系欢迎英人罗素之辞，见于南北报纸者，反觏此札，具言师弟之间沆瀣几若一气，并有虽遭此变而心愈奋锐之语。吾欲知其奋锐之所底止，故附此札于康书之后，以观其究竟焉。后戊戌廿六年，癸亥七月将检付装池，因志其缘起如此。阳湖程济。
　　康有为逃到香港后，住在港绅何东家中。九月初五他东渡日本。这时梁启超也由日本人掩护逃到日本。
　　维新变法和戊戌政变一幕就是这样过去了，在这事件中有一个人沾到了“便宜”，就是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

第13章袁的《戊戌日记》
　　袁世凯出卖光绪皇帝这一段，不仅是清末一件大事，也可说是历史上少见的一段宫廷秘闻。这一大事对袁个人的功名富贵关系极大，而尤其重要，是袁个人人格以及对历史的交代。因为尽管袁因此一事件而青云直上，可是也因此而蒙受奸雄之名。
　　袁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后来透过他的机要秘书张一麐公布了他这一期间的日记。这份日记曾在民国15年（1926年）2月2日、4日、6日、8日刊载于上海《申报》。日记以外，袁还有《自书戊戌纪略后》一文，也是为自己洗脱千秋骂名的，我们特将袁的这两个文件抄录于后：
　　《戊戌日记》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予奉召由天津乘第一次火车抵京，租寓法华寺。上驻跸颐和园，即托友人代办请安折膳，定于八月朔请安。次日早起，检点衣冠各件，先派人赴海淀觅租寓所，午后至裕盛轩，遂宿焉。初一日四鼓诣宫门伺候，黎明在毓兰堂召见，上垂询军事甚详，均据实对。候间，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饬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即请训。”奉上谕候四日后请训，可无大耽搁等语。退下，回轩少食就寝。忽有苏拉来报已以侍郎候补，并有军机处交片，奉旨令初五请训。自知非分，汗流浃背，立意疏辞。旋有郭友琴诸友来贺，备告以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焉用贺。即商拟疏稿，将力辞，诸友均力阻，遂托友人代办谢恩折。午后谒礼邸不遇。谒刚相国，王裕两尚书均晤，备言无功受赏，万不克称，并商王尚书拟上疏辞。尚书谓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其谓不可，然此心怦怦殊不自安。次早谢恩召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疏万状。上笑谕：“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等语。退下，在宫门外候见庆邸，匆匆数语即回寓。会大雨，即午始回法华寺，惫甚酣睡，至晚食后睡。
　　次日初三晨，谒合肥相国，久谈兵事。饭后赴庆邸在园，阍人谓稍候，即在回事处候。将著，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弃遣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即日回防。当以请训奉旨有期，未便擅行，因嘱幕友办折叙明原由，拟先一日诣宫递折，请训后即回津。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渠便称贺，谓有称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心甚讶之，延入内室，叙寒暄，各伸久仰见晚周旋等语。谭以相法谓予有大将格局，继而忽言：“公初五请训耶？”余以现有英船游弋海上，拟具折明日请训，即回津。谭云：“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急询其故。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予闻失色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效，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谭云：“荣某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予答以在津时常与荣相晤谈，察其词意，颇有忠义，毫无此项意思，必系谣言，断不足信。谭云：“公磊落人物，不知此人极其狡诈，外面与公甚好，心内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实荣某抑之也。康先生曾先在上前保公，上曰：‘闻诸慈圣，荣某常谓公跋扈不可用’等语。此言甚确，知之者亦甚多，我亦在上前迭次力保，均为荣某所格，上常谓袁世凯甚明白，但有人说他不可用耳。此次超升，甚费大力。公如真心救上，我有一策与公商之。”
　　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戒，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因谓：“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谭云：“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予又谓：“本军粮械子弹，均在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谭云：“可请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予谓：“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虑，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谭云：“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及出示朱谕，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仿佛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
　　大概语意，一若四人请急变法，上设婉词以却之者。予因诘以：“此非朱谕，且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谭云：“朱谕存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予更知其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因答以：“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谭再三催促，立即决议，以待入奏，几至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予知其必不空回，因告以：“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谭云：“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予谓：“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谭云：“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予谓：“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有我，你可放心。”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予谓：“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谭似信，起为揖，称予为奇男子。予又说：“以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来，我随带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你为近臣，我有兵权，最易招疑，你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谭甚以为然。
　　又诘以两宫不和，究由何起？谭云：“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慈圣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相密谋，故意见更深。”予谓：“何不请上，将必须变法详陈于慈圣之前，并事事请示；又不妨将六卿开复，以释意见；且变法宜顾舆情，未可操切，缓办亦可，停办亦可，亦何必如此亟亟至激生他变？”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反复筹思，如痴如病，遂亦未及递折请训。细想如任若辈所为，必至酿生大变，危及宗社，惟有在上前稍露词意，冀可补救。
　　初五日请训，因奏曰：“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轻进，如操之太急，则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阁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等语。上为动容，无答谕，请安，退下。即赴车站，候远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语未竟，叶祖珪入坐，未几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
　　筹商良久，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华伯在座，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荣相复抚茶杯笑曰：“此非毒药，你可饮之。”惟耿耿于心寝食难忘者，恐累及上位耳。荣相奉召入都，临行相约，誓以死保全皇上。予曰：“赵盾弑其君，并非赵盾；中堂仁笃忠贞，现居要津，今皇上万一不安，天下后世，其谓中堂何？我亦世受国恩，倘上有不安，唯有以死报之。”荣相曰：“此事有我与庆邸，决不至累及上位，勿虑也。良以慈圣祖母也，皇上父亲也。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惟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亦非子孙所敢闻。”谨述大略，五衷如焚。时在八月十四日记于天津督署。
　　《自书戊戌纪略后》
　　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削大难，功在社稷，亦天下之君也。况今上为皇太后命立，亦有君臣之义，且有母子之分，天下岂有无母之国哉！我皇上孝治天下二十余年，璇宫侍养，备极崇睦，薄海臣民，同深钦仰。为臣子者自当矢志忠贞，随时维持，不敢议及天子，累皇太后以不慈，更何敢议及慈圣，累皇上以不孝。
　　乃谭嗣同等煽惑构乱，离间两宫，竟欲陷君于不义，讵为天理所能容？当其谋乱之时，国之危机有三：倘其凶谋果逞，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其危一；设予稍露圭角，该党必将害我，以其党代之，内有悍徒，外有劲旅，何堪设想？其危二；或者发泄后荣相不即入枢廷善为调和，保全上位，各国必将借口交讧，匪党挟以有辞，将至不可收拾，其危三。赖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幸得佑免三危。然祸机之来间不容发，亦云险矣。
　　予世受国朝重恩，幼受庭训，自通籍十七年来，只知以道事君，不敢稍涉欺罔，无论人之知与不知，愿力任劳怨，百折不回，其不忠不孝之言，向不敢出诸口。不料逢此杌，几涉奇险。然区区此心，意在诛锄误君误国之徒。该党无礼于君，予为鹰鹯之逐，亦人臣之大义，皎皎此心，可质天日，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倘该党等凶谋果逞，必将难保宗社，更何以保全皇上？此亦必然之势也。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自书记后，并交诸子密藏之，以征事实而质诸词。时在八月廿五日书于小站营次。

第14章义和团之变
　　当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荣禄嗾使杨崇伊请慈禧太后复出听政，康有为和他的党徒死的死逃的逃，守旧派日以攻击新政新党为务，其最终目的是想废光绪然后另立幼主。慈禧亦怦然心动，于是乃有十二月二十四日立溥儁为大阿哥之举。由于朝中部分大臣不赞成废立，又怕东南各省督抚反对，因此慈禧只好以光绪病危为借口。光绪病危的消息传出时，驻北京的各国公使联袂往谒奕劻，要求介绍一位在北京的法国医生入宫为皇上诊治。奕劻报告慈禧，慈禧不允，而公使们一再要求，慈禧不得已勉强准这位外国医生入宫。可是医生检查了光绪全身，却找不出什么病状，因此，在医疗报告上说：“光绪皇帝健康，无病。”慈禧对于法医的报告大不满意，可是光绪帝健康的消息却在北京外交团中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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