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节

　　真的是人才匮乏到了极限，朱元璋也没办法，粮长都扔官僚序列了，这都不够用，这群读书人还给自己添堵。
　　走投无路，朱元璋只好一边兴科举，一边打造自己的新官僚。
　　而这个新官僚养成所，便是国子监。
　　国子监前身为国子学，一开始没有校址，就在内府大本堂教学，后来朱元璋将国子学设在鸡鸣山以南，于洪武十五年，改为国子监。
　　国子监东临小教场，西至英灵坊，北至城坡土山，南至珍珠桥。左有龙舟山，右有鸡鸣山，北有玄武湖，南有珍珠河，“延袤十里，灯火相辉”，便是对明初国子监规模之壮观的真实写照。
　　在明代初期，国子监确实培养了一批可用之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子监是完善的。
　　朱允炆知道古代的传统教育问题很大，尤其是明代的官学教育，问题更大，所以朱允炆选择了王绅。
　　王绅没有辜负朱允炆的信任，不仅在国子监站稳了脚跟，更借“国旗、国徽、国歌”的国本之事，赢得了一大批监生的支持。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与思考，王绅完成了《国子监十大弊病》疏。
　　朱允炆仔细看过每一条，直至文末，回过头再次审阅，反复看了三次之后，才抬头看向王绅，认真地说道：“这封奏疏，当入史册！”
　　王绅肃然道：“臣只愿国子监昌盛，成为朝廷人才之重地。”
　　朱允炆认真地点了点头，道：“这国子监十大弊病，可谓是犀利至极，直指本质，日后革新，人才鼎盛，你当为首功之臣。”
　　王绅暗暗激动。
　　朱允炆再次低下头看去，惊叹于王绅的独到与敏锐，收起奏疏，说道：“你且回国子监，朕需要与内阁、礼部商议下国子监之事。”
　　内阁郁新、解缙、张紞，礼部尚书陈迪，翰林侍讲姚广孝分坐左右，传阅过《国子监十大弊病》疏后，陈迪送还奏疏，道：“皇上，此奏疏对国子监弊病可谓鞭辟入里，只不过有些观点太过偏颇，有可取，不可取之处。”
　　朱允炆用手指叩了下桌案，问道：“陈尚书所言不可取之处，为何？”
　　陈迪肃然道：“《国子监十大弊病》疏中言及，当下国子监教授内容，仅限《四书》、《五经》及有关律令，应拓至农、商、匠、军之领域。恕臣直言，国子监乃为朝廷选材，应与科举考核匹配，不可擅增内容，徒加监生负累。”
　　“你认为，监生无需修习四书五经之外的知识？”
　　朱允炆轻轻问道，目光中有些失望。
　　陈迪直言道：“皇上，国子监监生日常已被排满，已无时间修习其他课业。”
　　朱允炆微微闭上眼。
　　说起后世的应试考试，都是千人踩万人踹，可谁能想象，明代科举与官学的教育，比后世应试考试还应试数十倍！
　　唯科举论，一切服务于科举。
　　先说清楚，科举就考四书五经，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
　　好了，从三岁识字开始就背这几本书，课外读物都是杂学，非正统的，你看它做什么？
　　难道想要做一个杂人？
　　无数大明的读书人，悬梁刺股，凿壁偷光，也只不过是为了研究透这几本书的奥秘。
　　如果你问他们如何救灾，他们会摇头，一问三不知。如果问他们不能完成朝廷使命怎么办，他们会说杀身成仁，然后找个地方自尽。
　　缺乏变通，迂腐至极，满口仁德，实无一策。
　　这是大批读书人的通病！
　　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那就是这些人几十年都被困在了四书五经里，思维从来都没有打开过。
　　为什么朱允炆器重解缙？
　　因为解缙善于变通而且富有远见。
　　为什么朱允炆重用姚广孝？
　　因为这个家伙所学庞杂，思维活跃，点子很多。
　　还有方孝孺推荐的杨士奇，未来的内阁之人，朱允炆也十分重视，虽然杨士奇所学都是四书五经，但人家好歹是在江湖飘了一二十年，黑白两道都混过，懂得变化，能解决很多问题。
　　可再看朝堂之上，又有多少懂得变通的人？
　　他们的变通，往往都是脚底下的立场变通，而不是思维的，思想的变通。
　　连礼部尚书这种六部高官，都看不出国子监只教育四书五经的问题，甚至反对增加其他课业，你还指望国子监的老头子们接受？
　　“姚师父，你如何看？”
　　朱允炆睁开眼，看向姚广孝。
　　姚广孝停下了拨动佛珠的手，看向朱允炆，道：“回皇上，国子监只教导四书五经，自有其局限。臣认为，四书五经之言，无需作圣人之言，日夜聆讯，应作辅助之言，塑人品性，明礼知信即可。可在国子监开设其他课业，以监生历事辅国为主，取才配德，方为正道。”

第九十一章没人为朱熹说句话
　　姚广孝并非正统官学出身，对于四书五经谈不上推崇，他对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兴趣，恐怕还要排在释迦牟尼之后。
　　郁新、张紞、解缙、陈迪等人听闻姚广孝的话之后，都皱起了眉头。
　　四书五经无需作圣人之言，日夜聆讯？
　　这不是离经叛道吗？
　　孔孟乃是圣人，这是所有读书人的共识。
　　大家之所以站在这里，享受权势与荣华，靠的便是这些圣人之言，你姚广孝不承认他们是圣人，我们这些孔孟门生不会答应。
　　郁新脸色阴沉，反对道：“皇上，四书五经承载圣人之言，修身，育德，明礼，新民，有乾坤之象，宇宙之风，是为国才之根基，为我大明读书种子之脊梁，理应日夜聆讯，昼夜伏研，只可为主，不可为辅。”
　　张紞瞥了一眼姚广孝，对朱允炆说道：“臣附议。国子监或可加之其他课业，但四书五经，只能为主，不可为辅。若本末倒置，不明主次，将引灾祸。”
　　朱允炆嘴角微微一动，强压下心底的愤怒，问道：“解缙，你是如何看的？”
　　解缙明显有些为难，他是一个善于揣测上意的人。
　　看朱允炆的脸色、语气，解缙哪里不明白朱允炆的想法，摆明了是想在四书五经之外，加入其他杂学类课业，而这势必会冲击四书五经的地位。
　　从维护四书五经的地位上来说，解缙需要反对姚广孝，反对朱允炆。
　　可解缙经过朱元璋时期的困贬，已然悟清，和老板对着干，都是没好下场的。
　　想要保住自己的内阁地位，就需要站在朱允炆的身后，否则，一旁的姚广孝，很可能会取自己而代之！
　　想到这里，解缙下定决心，道：“皇上，国子监为大明最高学府，育人之道，当以彰其底蕴，显其才干，若仅以四书五经授业，不涉其他课业，难免偏颇，所出官僚，空有才情风流于纸上，实无兴邦之策于胸中。臣认为，可革新国子监课业。”
　　郁新、张紞、陈迪吃惊地看着解缙。
　　陈迪怒不可遏，向解缙走了一步，沉声道：“解大才子，莫要忘记了，你也是凭着四书五经，才在洪武二十一年中的进士！”
　　解缙面不改色，直言道：“我等皆是以四书五经入仕，但解某问一句，陈尚书难道不懂农税商算、兵法布阵、天文星象吗？既然我等修习有之，缘何不可加国子监课业之中？太祖于国子监设历事之制，所图不就是为国选才？”
　　所谓历事，即国子监监生完成六堂修习之后，需要参与一定年份的历事，即出去锻炼才干，然后才可以去吏部报名，候补官员。
　　陈迪还想说话，朱允炆敲了敲桌子，说道：“可以争论，无需争执。既然这一项有争议，那便先搁置。剩余九大弊病，可还有不妥之处？”
　　郁新等人微微摇头。
　　《国子监十大弊病》疏中，除了指出教授课业范围有限的问题，还涉及了过于推崇朱熹批注、监生入仕难、滥进门槛过低、年老监生过多、考核过于严苛等问题。
　　尊崇朱熹，将朱熹批注作为圣人之言的，那是朱元璋。
　　卑微的朱元璋恨不得加入朱熹一脉，认朱熹当祖宗，可惜朱熹才死了一百来年，加上人家后代一清二楚，不好鱼目混珠，才不得不作罢。
　　既然血脉上无法融入，那就精神上融入吧。
　　朱元璋看中了朱熹，觉得朱熹对四书的批注也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便三下五除二，阉割之后，拿来印刷当官方教材了，并要求所有人，要仿照朱熹的意思来写文章。
　　如果仔细去翻阅程朱理学，看看朱熹的观点，再了解一点古代书籍，你就不会拿“存天理，灭人欲”来骂朱熹。
　　在《礼记·乐记》中便记载有:“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朱熹所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只是说，“人欲”超出了人基础的欲望，如贪欲、私欲等，而这些超出的，则需要革除的，即所谓的明理见性。
　　说白了，朱熹的话就是：人的欲望得有个度，不能超标。
　　可中国人嘛，总有断章取义，手写春秋的习惯，摘上半句，就当全文宗旨用，那也是经常有的事。
　　后人一看，哎，这是禁锢自由，毫无人性啊，拿来批判。
　　朱元璋一看，啧，不错啊，让人老老实实，能禁锢读书人的这样那样的想法，打造一批听话的人没问题。
　　明代之前的程朱理学，是相对开放的，主张“师不必贤于弟子，而弟子也不必不如师”，鼓励创新与超越。
　　但到了朱元璋这里，创新？超越？
　　那是什么鬼？
　　朱熹说的是什么，那就是什么，谁敢胡说八道，就别想当官。
　　打个比喻，明之前，读书人在描写“柳树”的时候，可以是“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也可以是“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可到了朱元璋之后，读书人只能写：
　　哦，那是柳树。
　　没办法，朱熹就这么批注的，那就是柳树，没错，不能有其他的想法，你如果把柳树当成女人，那是你的错，当成狂狷，还是你的错。
　　错了，就别想金榜题名。
　　代圣人立言，不能自由发挥。
　　按理说，郁新、张紞、解缙、陈迪这些人，应该维护朱熹才是，可朱允炆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反对。
　　解缙等人为孔孟发言，却不会为朱熹发言，实在是因为朱熹影响力虽大，但还不足以让这些读书人心服口服。
　　你朱熹的批注就一定是对的？
　　我们也是读过四书五经的人，就不能自己批注，有自己的理解了？
　　大家都是文人，有本事你从地底下钻出来，我们比试比试？
　　再说了，代圣人立言的规定，也不过才十几年（洪武初期开科举，之后又废了十年），还没形成足够强大的认同与惯性。
　　“既然你们都没问题，但朕有一个问题。”朱允炆深吸了一口气，起身，目光凌厉地看着众人，说道：“为什么国子监，竟然有日本学生？”

第九十二章皇上似乎很痛恨日本啊
　　明代国子监生可分为两类：民生与官生。
　　民生就是普通百姓家庭出身的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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